在順利解決王明右傾投降主義以後，在抗日戰爭即將全麵勝利的前夕，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空前壯大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在1945年5月，啟動了已延遲十四年的中共七大召開的程序……
六屆七中全會結束後，黨的七大就要召開了。
黨的七大的召開，固然在整風之前就在醞釀，但七大的各項成果，卻是整風運動的邏輯發展的結果。
1945年4月2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預備會議。大會代表，無論正式的、候補的，除有病、有事請假者外均出席了會議。大家把參加七大看作是非常崇高的榮譽。
七大代表總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無表決權）。共分中直（包括軍直係統）、陝甘寧、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和大後方八個代表團。
在預備會議上，任弼時首先報告大會籌備經過。他說：七大早應舉行，但因戰爭關係，交通分割，遲至今天才開。這固屬缺點，但也有其積極方麵。因為在延期當中，首先是充分發展了我們的力量。現在黨員有120萬，黨領導的軍隊近100萬，解放區人口近l億。經過鍛煉，黨已成為全國政治的決定因素。七大在這樣的基礎上召開，其意義與作用是非常偉大的。其次是黨的思想更加一致。經過整風、路線學習和審查幹部，使黨內思想一致，組織上更純潔。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正是黨的空前團結的反映。這是對七大的思想上的準備，其意義也是非常偉大的。任弼時還就七大代表的產生經過、七大的議事日程和報告草案的準備情況一一作了說明。
毛澤東就七大的工作方針問題作了報告。他說：這次大會的方針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簡單講，就是一個團結，一個勝利。勝利是指我們的目標，團結是指我們的陣線，我們的隊伍。我們要有一個團結的隊伍去打倒我們的敵人，爭取勝利；而隊伍中間最主要的，起領導作用的，是我們的黨。
沒有我們的黨，中國人民要勝利是不可能的。他還指出：我們黨在24年的曆程中，嚐盡了艱難困苦，轟轟烈烈，英勇奮鬥，不怕犧牲。當然，黨內在一個時期也有不同意見，主要在三個問題上：第一，什麼是敵人，什麼是朋友；第二，如何組織隊伍；第三，如何打法，發生過意見分歧。昨天七中全會基本通過了曆史決議案，交給七大以後新的中央采納修改。我們的大會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我們現在還沒有勝利，前麵還有困難，我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黨要團結得如兄弟姊妹一樣.為全國勝利而奮鬥，不達勝利誓不罷休。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毛澤東在大會上致開幕詞，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伯渠和在延安的日本共產黨代表岡野進，先後在開幕典禮上發表了講話，肯定中國共產黨取得的偉大成就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預祝七大成功。
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政治報告。他寫了一個書麵政治報告，即《論聯合政府》，發給大會代表，每人一冊。這個書麵報告，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總結了抗戰中兩條路線的鬥爭，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並指出了中國人民應當爭取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前途。這個報告的內容已為人們所熟知。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朱德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周恩來作了《論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任弼時、陳雲等在會上發了言。
4月24日，毛澤東就大會書麵報告中的一些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作了口頭報告，這個報告又叫做“政治報告”。報告主要涉及三個問題。
第一，關於路線問題。毛澤東說：七大的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全國人民，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我們黨曆來的路線用一句話講，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澤東特別強調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他說：所謂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所謂人民戰爭，就是農民戰爭，基本上主要的就是農民戰爭。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書讀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這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同時，毛澤東也講了另一麵，強調對黨來說，就領導思想而言，我們要同農民劃清界限，要把農民提高到無產階級水平，不要把黨同農民混同起來。沒有這一條，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第二，關於政策問題。毛澤東講了許多，其中最重要的思想觀點有兩條。一條是繼續解釋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他說：“新民主主義就是我們的總綱”，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就包括“要廣泛發展資本主義”。在我們黨內有相當長的時期對於這個問題不清楚，這是一種民粹派的思想。他說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俄國十月革命之後，還有一個時期讓資本主義當作部分經濟而存在，而且還是很大的一部分。我們的同誌急得很，“不要急嘛”。另一條是準備轉變問題，即由遊擊戰轉變到正規戰，由鄉村轉變到城市。毛澤東說，我們要有這個準備，事先要有清醒的頭腦，以減少轉變中的意見分歧。現在就要用很大的力量轉到城市，準備到城市去工作，準備奪取大城市，像北平、天津這樣大的三五個中心城市，我們八路軍就要到那裏去，一定要在那裏開八大。有人說，這是機會主義。恰恰相反，八大如果還在延安開，那就近乎機會主義了。毛澤東講的這些是有針對性的。因為，這時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的抗日戰爭也出現了有利於我們的很大變化，因此七大討論城市工作也是一項重要議程。而提及城市又不能不牽涉到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問題的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