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毛澤東修改過的稿子，在同年4月8日再次排印。這次鉛印稿印出後，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這一部分重新改寫了，將原來講的8點又恢複為從政治（包括軍事）、組織、思想三個方麵進行分析，內容也大大地豐富了。毛澤東對這個稿子作了修改，加寫了一些內容，這是他對《決議》草案稿的第六次修改。
《決議》草案在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後，在7月24日又印出一次稿子。在這一稿上，關於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部分，把軍事方麵獨立出來，成為政治、軍事、組織、思想四個方麵。
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的《決議》草案，七大委托七屆一中全會修改和通過，後來在同年8月9日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一致通過。同年8月12日，《決議》正式印成黨內文件。
建國後編輯《毛澤東選集》的過程中，1950年8月19日由毛澤東提議，後經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意，把《決議》作為附錄編人第三卷，並在文內加上了應對第三次“左”傾路線負主要責任的人即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的名字。
在《決議》草案起草過程中，黨的高級幹部進行了多次的認真的討論。在1945年3、4月間，討論進入加緊進行階段，高崗、李富春、葉劍英、聶榮臻、劉伯承、陳毅、朱瑞、林楓等負責的各個組，連續開會討論，提出很多意見。如前所說，各組負責人有一部分還曾多次參加黨的曆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的討論。所有討論中提出的重要意見，都及時向毛澤東彙報。黨中央、毛澤東和黨的曆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認真地研究了這些意見，將合理的有益的意見盡量吸引在《決議》中。下麵根據檔案材料，舉幾個例子。
《決議》草案關於六大的寫法，在討論中不少人多次提出意見，草案進行了反複修改，才基本上定下來。從張聞天修改用的底稿開始，直到1945年3月26日印稿中，都說六大“仍然沒有在思想上給盲司主義以徹底的清算。這樣就埋下了‘左’傾思想在黨內得以繼續發展的一個根苗”。在討論中，大家對“根苗”的說法意見較多，不同意說六大埋下了“左”傾思想繼續發展的根苗，而認為應當強調六大的正確方麵。這樣，在4月5日印稿中去掉了“根苗”的說法，但對六大寫得比較簡單，隻說：“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鬥爭，批判了陳獨秀主義與盲動主義，特別指出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與命令主義。”討論中，有同誌提出對六大的評價應再高一些。
4月15日的印秸中，對六大的正確方麵就作了比較充分的闡述，對它的缺點隻用“這裏不來詳說”幾個字一筆帶過。對這種寫法，討論中又提出意見，認為：六大有缺點，應指出，不提反而不好。7月24日印稿中，對六大酌正確方麵和缺點作了全麵的闡述和評價。
關於四中全會是不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開始這個問題，從《決議》草案起草開始，直到印出1945年3月26日鉛印稿，都隻說四中全會在清算黨內“左”傾錯誤上不但沒有起過積極作用，而且擴大與發展了許多“左”傾錯誤，認為1931年9月20日中央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決議》才是第三次“左”傾路線充分形成的開始。對四中全會的評價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從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起，特別是1943年9月開始的政治局會議以後，中央反複考慮和研究，一直沒有做出正式結論。《決議》起草過程中，黨中央又斟酌這個問題，也聽取了黨的高級幹部討論中提出的意見（例如，有同誌提出從四中全會起就是“左”傾路線，不應隻強調九一八事變後中央9月20日決議）。在1945年4月5日印稿中，對這個問題作了重大修改，第一次肯定四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開始。
關於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問題改為八點的寫法，討論中不少人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八點的寫法要改變，應當加以歸並。在1945年4月8日稿印出後，對這一部分重新改寫，從政治、組織、思想三方麵進行闡述和分析。後來，又根據討論中的一些意見，把軍事問題單獨列為一個方麵，並在內容上加以充實。
對於被錯誤的肅反所迫害甚至冤殺的同誌，討論中提出應當給以昭雪。根據這個意見，《決議》草案增加這樣一段話：“擴大的七中全會在此宣布：一切被錯誤路線錯誤地處罰了的同誌，應該根據情形，撤銷其處分或其處分的錯誤部分。一切經過調查確係因錯誤處理而被誣害的同誌，應該給予昭雪，恢複黨籍，並受到同誌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