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戰中，袁紹投入了十萬大軍，曹操卻隻有兩萬多人馬，然而曹操戰勝了袁紹，贏得了統一北方戰爭中決定性的勝利，創造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官渡之戰是三國時期儒法兩家的一次政治大決戰，這次戰爭使代表進步勢力的曹魏集團徹底戰勝了袁紹集團，成為統一中國最強的政治力量。
曹操之所以能取得這次戰爭的勝利，是由於他執行了一條正確的軍事路線；袁紹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執行了一條錯誤的軍事路線。
那麼，在東漢末期，官渡戰役之前袁曹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又是怎樣的呢？
從軍隊數量上看，袁紹有十多萬人，占據著現今河北、山西的大部分和河南、遼寧的一部分。在政治上，代表著士族官僚地主集團的利益。袁紹本人自幼就尊崇孔孟之道，信奉儒家學說，因此不懂軍事。曹操則與袁紹相反，他在東漢末期政治腐敗、軍閥割據的形勢下，主張“法治”，主張改革，主張統一。他自幼就不講究儒家的繁禮虛儀，而博覽群書，愛好兵法，對軍事很有研究，曾對孫子兵法做過注釋，流傳至今。
曹操與袁紹在對待軍事科學上，表現了儒法兩家截然不同的態度，因此一個是“用兵如神”，另一個則是“能聚人而不能用”。
然而由於曹操在政治上代表著中小地主的利益，因此不被當時有權有勢的豪門地主集團所看重。曹操所占領的中原地區在連年軍閥混戰中社會生產力受到很大破壞，經濟實力也遠不如袁紹。當時曹操僅有兩三萬軍隊，與袁紹相比實力相差懸殊。
袁紹和曹操在軍隊管理上也完全奉行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袁紹兵多卻法令不嚴，內部混亂；而曹操卻與之相反，士兵雖少，卻很精幹。因此袁紹軍的戰鬥力不如曹軍。這兩支軍隊戰鬥力上的不同，反映了“以禮治軍”和“以法治軍”兩條治軍路線的區別。
曹操曾乘袁紹與公孫瓚作戰無暇顧及南方戰事的時機，打敗了當時黃河以南對他威脅較大的呂布，避免了以後與袁紹作戰時腹背受敵的不利形勢，為官渡之戰徹底戰勝袁紹奠定了基礎。這說明曹操很懂得選擇戰機和創造有利的作戰條件。
我國古代軍事家都很注重正確選擇戰機的問題。《孫子兵法》說：“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曹操的這個做法，正是在對敵軍各部力量強弱以及戰鬥態勢的分析上正確選擇了戰機，然而袁紹卻不是這樣。建安五年（200年）一月，曹操在河南境內向劉備發起攻擊，袁紹的謀士田豐建議趁此時機攻擊曹操，可是袁紹僅僅因為小兒患病而放棄了襲擊曹操的戰機。
難道袁紹這樣做是偶然的，純屬個人的問題嗎？顯然不是，這正是東漢時期孔孟之道統治人們思想的結果。東漢時期，孔孟之道與腐朽荒誕的“讖緯”迷信結合到一起，成為窒息人們思想的宗教信條。他們把一些與社會現象毫無關係的自然現象解釋為指導社會活動的“天意”，從而決定人們行為的取舍。
200年，袁紹從他的大本營鄴城率十萬大軍南下，準備與曹操進行決戰，拉開了官渡之戰的序幕。當時擺在曹操麵前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敢不敢以兩萬人馬去迎擊袁紹的十萬大軍。
曹操在戰略上敢於藐視敵人，敢於戰鬥，奪取勝利。他斷然率眾從根據地許昌北上，占據了官渡易守難攻的有利地勢，構築工事，做好還擊袁軍的準備。
袁紹十萬大軍進駐到黃河北岸的黎陽，又派大將顏良率萬餘人包圍黃河南岸的軍事重鎮白馬。當時白馬城中有曹操的一部分守軍和數萬群眾，這些群眾是曹操戰時所需人力的重要來源，因此曹操必須解白馬之圍。可是當時袁紹大軍在後，前軍銳氣正盛，曹操如果貿然進攻白馬城外的袁軍，以弱擊強，無異於以卵擊石。要想打敗人數眾多的袁軍，就必須把袁軍兵力分散，然後各個擊破。
正如謀士荀攸當時對曹操所說的“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曹操采納了這個正確建議，出兵到黃河南岸離白馬不遠的另一個重鎮延津，虛張聲勢，做出要北渡黃河的樣子。袁紹慌了手腳，連忙分兵來守。曹操等待的正是袁紹這個“分兵”，趁袁軍分散之際，揮軍東去，輕騎襲擊白馬。大將顏良沒想到曹軍會突然東來襲擊白馬，措手不及，倉促應戰，被曹軍殺掉，圍攻白馬的袁軍大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