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當記者時，手頭沒什麼新聞線索，感覺壓力很大，天天都在街上跑。有一天，我無意中跑到花鳥市場，被那些爭妍鬥豔的鮮花所吸引，就駐足觀賞。這時聽到一個須發皆白的老者正在跟人侃談花經，那幽默風趣的語言、豐厚廣博的見識一下子震撼了我，我就跟他攀談起來。談著談著，我忽然想：能不能寫寫他呢？
想到這裏，我就亮明了身份，說我是某報的記者，想對他作一次人物專訪，請他留下聯係方式。
他一聽我是記者，滔滔話語頓時停下來，臉也紅了，說：“我……我一個小老百姓……寫……寫啥呀？”
我說：“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有動人的故事，小老百姓身上更蘊含著一種奮發向上、積極樂觀的力量，比如您就是。我們的報紙關注的就是這個方麵，不管他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
我這麼一說，他放鬆了下來。他在身上摸了摸，不好意思地說：“我沒有紙筆。”我連忙也摸身上，卻摸了個空，天天急得昏頭昏腦的，今天竟連采訪本都忘了帶了。我感覺自己的臉在發燒：“我……我也忘帶了……”
他看了看四周，忽然說：“有了！”他從他賣的芭蕉樹上撕下一片綠葉，又從另一棵小樹上折下一支枯枝，然後以枯枝作筆，以芭蕉葉作紙，一筆一畫，認認真真地寫了起來。我看到他寫的是：“段守誠，電話號碼……”
我小心翼翼地接過那片芭蕉葉，塞進了內衣的口袋裏。
因為花市是每周六才有，我原計劃在第二個周六帶上相機，跟蹤采訪他一天，跟他好好聊聊。可我回到報社後，正趕上市裏開一個會，總編讓我去了會場。采訪完會議，又跟隨市城管辦搞市容整頓，然後我又到省裏去學習……等都忙完了，時間已經過去了3個月。我把采訪賣花人的事忘得一幹二淨，等我想起來時，卻又找不到記著電話號碼的那片芭蕉葉了。
後來工作漸漸進入軌道，有忙也有閑，但都沒能去采訪那位賣花的老者。後來仔細想想，就對自己說，像他那種經曆的人真是太多了，其實並不具備新聞性。再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雖然作為記者，但除了對自己身體日益肥胖的憂慮之外，對其他的任何事都漸漸麻木。職業的敏感也隻限於自然反應，與感情無關。
那天在一家單位采訪，晚上留下吃飯。正是酒酣耳熱的時候，我的手機響了。電話接通，對方小心翼翼地問：“請問您是魯記者嗎？”我說是。他又說：“我是段守誠的兒子，你曾經要采訪他的。”
我張口就問：“哪個段守誠？”
對方靜默了一下，又說：“就是那個賣花的。”
我還是沒想起來，就轉開話題，問：“你有什麼事嗎？”
他又靜默了一下，說：“是這樣的，我父親病了，而且已經……已經快不行了……”我聽到他吸鼻子的聲音，酒有些醒了，就走出了嘈雜的包廂，聽他繼續說：“他一直記著你要采訪他，這幾天在病床上一直在念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