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盤西化思潮研究的史料與史學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的開篇寫道：“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化，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同時梁啟超又為“思潮”提出了兩個規定性：“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時代之要求者也。”
第一個規定性，自不待言，凡無的放矢、無病呻吟的思想主張，絕難成為眾人“同趨”的社會思潮；但第二個規定性，卻不是任何思想主張本身所能自明的，一種主張的出現，與一定的時代背景自有關聯，但是否“適合”時代要求，畢竟需要經過社會實踐的檢驗，由後世者作出結論。因而，在梁啟超看來，我國自秦以來，能稱為“思潮”者，不過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明之理學、清之考據學而已。依此定義，對近代思潮的研究便極易被局限為對少數進步思想的研究。
所謂社會思潮，應是在整個社會中，或在一個階級、一個集團、一個層次的人群中，形成為潮流的、關於看待和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思想主張。這一定義，具有更為寬泛的涵蓋麵。近代中國，麵臨著民族危亡和文化弊痼的雙重危機，代表著各種階層和受到不同政治勢力影響的思想家，在中國出路的問題上，上取三代，遠采泰西，提出過各式各樣的主張，使得近代中國的思想界呈現出最為紛繁複雜、急劇變動的特點。既有形成巨大規模、產生深遠影響的社會思潮，也有規模較小、影響有限、甚至曇花一現的社會思潮；既有順應曆史發展規律的主流社會思潮，也有反映探索中的歧路、與主流思潮相遠離的支流思潮，甚至違背曆史發展規律、與主流社會思潮相反動的思想逆潮。以相對廣義的思潮概念，更有利於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種種思想進行具體的研究和分析。
全盤西化的思想之所以成為一種思潮，是因為它符合思潮的一般規定性。第一，它是對中國近代史上由社會基本矛盾而引起的“社會現實問題”的一種回答；第二，它是社會中某一層次的一部分人所共有的思想主張，在一定範圍內形成了思想上的相互呼應，帶有“群思”的特點；第三，這一思想主張具有完整的理論形態和充足的發表途徑，它的提出，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引起了社會各界的不同反應。
作為本書研究的對象，其發生、發展的時段主要在20世紀20-40年代，主體是陳序經、胡適及30年代廣州嶺南大學的師生群體。他們對於“中國往何處去”這一近代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問題，提出了一種極端激進的、徹底否定中國傳統、全盤移植西方文化的答案。這一思潮，在類型上屬於文化激進主義，而根據其具體內容，可冠之以“全盤西化思潮”。從現實來反觀曆史，顯然不能說全盤西化思潮“適合於時代之要求”，但它作為在曆史上存在過的、並具有一定影響的文化主張，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中，必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盡管全盤西化思潮沒有為中國的現代化找到正確的方向，也無力完成建設中國新文化的任務，但它在動機上，是為了推動近代中國走向進步、走向世界；在實際影響中，也對近現代的進步潮流起到了配合和同盟的作用。它不能代表時代思潮，卻可以說，它是時代思潮的一支支流。
本書選取這一特殊的思潮作為研究對象，便是基於如下的理由：
第一，全盤西化思潮是近代中國文化激進主義的一種典型。其背景複雜，涉及麵廣。以此為切入點，有助於深刻探討中國近代史上文化發展的取向和矛盾，從文化的角度揭示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基本規律。
第二，這一思潮在現代中國曆史上，餘波連綿不絕，對後來的思想界仍能產生一定的影響。先有20世紀60年代在台灣的“西化”與“反西化”之爭，後有20世紀80年代在大陸的“新全盤西化思潮”，在這些過程中，充滿了對20世紀20-40年代全盤西化思潮的無意的誤解和有意的曲解。研究20世紀20-40年代全盤西化思潮，有益於厘清曆史的本來麵目，也有助於吸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為新時代的文化建設提供借鑒。
第三，對這一課題目前已有了一定的研究，但仍有大量的問題有待在進一步的研究中解決。在以往的研究中，政治評判的色彩相對較重，影響了對一些具體課題的發掘和探索，特別是缺乏對全盤西化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陳序經的個案研究和對有關文化論戰的研究，對全盤西化思潮理論的研究也比較薄弱。在缺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形成概念化的結論，在既有結論的局限下又收束了研究的視野，難免產生對全盤西化思潮認識上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