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堅鬆劉重德先生論文自選集《翻譯論稿》即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國知名外語學者文庫”出版，受劉老和師母的囑托，為書稿作些校閱、整理工作並為書撰寫前言。作為晚輩和學生，能為凝聚先生一生研究成果精華的大作盡綿薄之力，使我倍感榮幸，但另一方麵又深感責任重大，惟恐力有不逮，有負先生的重托。
先生1914年出生於河南省滑縣一個偏僻的鄉村，幼讀私塾，熟誦四書五經。1931年考入開封高中文科，1934年在河南全省高中畢業首屆會考中獲第一名，同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外文係。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對他的入學考試成績表示讚許，鼓勵他再接再厲，爭取優異成績。在北大期間，受教於梁實秋、朱光潛、葉公超、潘家洵、錢穆等著名學者。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先生隨學校輾轉南下，先在長沙臨時大學，後在昆明西南聯大（其文法學院在雲南蒙自）度過了最後一段學習生涯。西南聯大名師薈萃，先生從英國詩人、批評家燕卜蓀修莎士比亞，從語文學家和音韻學家羅常培修語音，從哲學家馮友蘭修中國哲學史，從紅學家、詩人吳宓修西洋文學史，從著名學者、詩人柳無忌修英國戲劇。身居學府，親炙名師，再以先生的聰穎和勤奮，廣泛涉獵中西學問，為日後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8年從西南聯大外文係畢業，先生曆任中央大學講師，河南大學、國立師範學院、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副教授，湖南師範大學教授。此外，先生還擔任過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省社聯名譽理事，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副會長，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湖南省翻譯工作者協會會長、名譽會長。1991年榮獲國務院頒發的對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證書。其事跡和成就被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和美國傳記研究會編輯出版的名人錄以及《中國翻譯家詞典》所記載。
先生一生筆耕不輟，年過古稀之年以後依然文思敏捷，成果迭出。諸如《翻譯漫談》（1984）、《文學翻譯十講》（1991）、《漢英四書》（校注）（1992）、《愛瑪》（重譯本）（1993）、《渾金璞玉集》（1994）、《癮君子自白》（英漢對照版）（2000）、《德·昆西經典散文選》（譯著）（2000）、《西方譯論研究》（2003），以及大型翻譯工具書《英漢翻譯例句詞典》（主編）（1999），都是70歲以後完成的。足見先生學術精力之旺盛，追求之執著，著譯之勤奮，確非一般人可比。
這裏想特別一提的是由先生主編、38人（其中教授和譯審19人）參編、耗時七載編成的394萬字的《英漢翻譯例句詞典》，更是先生以80高齡策劃和主持的一項浩大而複雜的工程。該《詞典》收詞目1萬餘，例句5萬餘條。全部例句選自1000種英文原著（作），其作者大多是英國和美國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如培根、莎士比亞、狄更斯、薩克雷、奧斯丁、勃朗特姐妹、康拉德、喬依斯、歐文、霍桑、馬克·吐溫、傑克·倫敦、海明威、福克納、奧尼爾等，也有富蘭克林、亨利·亞當斯、邱吉爾、約翰·肯尼迪、吉米·卡特、羅素、赫胥黎、霍金等政治家、哲學家、科學家。例句的譯文，有的出自包括胡適、梁實秋、朱生豪、呂叔湘、楚圖南、張穀若、王佐良、楊必、張友鬆、萬紫等在內的一批名家的手筆，有的是譯界新人的妙手偶得，有的則是編者揣摩原文、匠心獨運的譯筆。先生從項目的策劃，編寫宗旨、原則的確定，編寫人員的聯係，直到每一個詞目、例句的遴選和修改，都親自動手或組織大家一起幹。筆者作為《詞典》的執行副主編，目睹了先生逐張審閱成箱的、數以萬計的卡片（每個初選例句一張卡片），並對入選的例句作必要的修改，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放過，以實際行動恪守自己“不當掛名主編”的信條。
先生治學曆來強調理論與實踐並重。和許多老一輩的翻譯家一樣，劉老的翻譯理論研究是建立在長期豐富的翻譯實踐的基礎之上的。早在1944年先生在中央大學擔任講師時，就著手翻譯英國小說家奧斯丁的小說《愛瑪》，該譯本1949年由重慶正風出版社出版，是這部文學名著的第一個中譯本。在此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翻譯生涯中，先生陸續翻譯了《老馬和小馬》（合譯）、斯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縮寫本）、蓋斯特的《尋常人家》、斯坦貝克的《小紅馬》、黑茲利特的《莎士比亞戲劇人物選》、德·昆西的《癮君子自白》、《漢英對照千家詩》（主要譯者之一）、《進化論的創始人——達爾文》、《德·昆西經典散文選》等。
劉老譯書，一如他做學問，求真務實，一絲不苟，要求自己“鍥而不舍，精益求精”。“對於選詞造句，要有像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賈島‘兩句三日得’和嚴複‘一名之立，旬月踟躕’那樣推敲琢磨、一字不苟的精神，力求使譯文不僅達意，而且傳神，以保存原作的‘豐姿’和風格。”（《翻譯原則再議》）在動手翻譯之前，一定反複閱讀、吃透原文，然後字斟句酌，力求表達準確、通順。絕不像少數譯者和出版者一樣，受條件的限製和利益的驅使，置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於不顧，急功近利，粗製濫造，推出錯誤百出（但有時文字還很流暢，頗有“可讀性”）的譯本，糊弄國人（如果是漢譯外就是糊弄洋人），欺負讀者不懂或者沒有機會閱讀原文。理解原文是翻譯的第一步，就外譯漢而言，也許是更重要、更困難的一步。所謂“搞翻譯我外語理解還可以，漢語表達不行”，後一句話也許說的是實際情況，前一句話卻未必是真。實際上，外譯漢中的錯誤和問題，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與理解不正確或不到位有關。因為許多理解問題遠不是單靠查字典就能解決的。當然這裏不是指比較淺近的原文，而是指內容和語言都有一定深度和難度的學術著作或文學作品。“凡是對原文理解夠的，譯文縱使別扭些、冗長些，改動起來並不困難；反之，如果對原文並不真正理解，即使譯文很流暢，改動起來仍舊感覺吃力；如果理解得不夠還要望文生義，來點加油加醬，那就更加沒有辦法，隻好塗掉重來了。”（周煦良：《翻譯與理解》）劉老治譯，深知理解原文的重要，除了反複閱讀原文文本之外，還不憚辛勞，閱讀有關作者的其他著作，以加深對文本的理解。例如湖南人民出版社約請劉老翻譯《達爾文評傳》，他以不熟悉達爾文學說而婉辭，後推辭不掉，他竟然以古稀高齡鑽研起達爾文來，借來兩本介紹達爾文和遺傳學說的書，認真讀完之後才著手翻譯，定稿之前又專門閱讀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對於所譯書中的術語，還請一位生物學專家一一審訂。這件事一方麵反映先生治譯的嚴謹，另一方麵也說明先生深知譯事的艱難，從不掉以輕心。因此先生的譯著能忠實地反映原作的內容和風格，形神兼備。例如所譯奧斯丁小說《愛瑪》就受到我國外語界前輩羅暟嵐教授和吳景榮教授的高度評價，認為“譯文暢達，頗能傳達原著精神”。所譯英國浪漫主義時期散文大家德·昆西的名作《癮君子自白》，成功地再現了原作那種智者絮談式的有時又頗為詩化的語言風格。
先生在廣泛從事翻譯實踐的同時，潛心翻譯理論研究。不但研究中國傳統譯論，也注重介紹和研究西方譯論。他先後在《翻譯通訊》、《外國語》、《外語教學與研究》、《現代外語》、《外語與外語教學》、《湖南師範大學學報》等刊物上發表有關翻譯的論文數十篇，內容涉及翻譯的性質、翻譯的原則、直譯與意譯、文學風格的翻譯、詩歌的翻譯、翻譯評論、翻譯教學等，其中《試論翻譯的原則》、《翻譯原則再議》、《論文學風格的可譯性》（英文）、《論直譯與意譯》（英文）、《譯詩問題初探》等文章已成為論譯的名篇，其中的觀點與論述經常被人們所引用。另外，他還出版了《翻譯漫談》、《文學翻譯十講》（英文）、《渾金璞玉集》、《西方譯論研究》等四部翻譯理論著作。
先生研究中西譯論，既虛心學習各家各派的長處，吸取其精華，又善於獨立思考，避免盲從。因此所論對於前人的理論既有繼承，又有發展。例如關於翻譯的定義，他根據翻譯、語言、文化三者的關係，將傳統的定義修訂為：“翻譯者，相關兩種語言之轉換與其所蘊含的文化之移接也。”（《從翻譯的定義談起》）關於翻譯的性質，他提出：“翻譯不僅是一門有著自己的規律和方法的科學，也是一門再現和再創造的藝術。”（《文學翻譯十講》）關於翻譯的原則，先生在1979年就提出了“信、達、切”的主張，即“信於內容，達如其分，切合風格”。（《試論翻譯的原則》）以後他又在不同場合重申和進一步闡明這一原則：“信於內容的‘信’，即嚴複所謂意義‘不倍原文’，亦即泰特勒所謂‘翻譯應該是原著思想內容的完整的再現’。作者在原文中所表達的是個什麼意思，譯者在譯文中也應該譯個什麼意思，不可憑個人的好惡，或牽強附會，或截長補短……即使是所謂‘編譯’或‘評述’，嚴格說來，也不能違背原文的中心意義，隻不過是可以‘不斤斤於字比句次’、‘前後引襯，以顯其意’罷了。”“有了信於內容的‘信’，達如其分的‘達’，便是第二個最重要的原則了。譯者翻譯文章或書籍的目的，當然是讓人家閱讀的，譯文如果結結巴巴，使人看了不知所雲，那就失去了翻譯的意義。正如嚴複所說，‘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同時，在通順的基礎上，表達的深淺也應力求與原文一致”。“譯者在達到既忠實又通順的程度之後，如前所述，才可以進一步探求風格的‘切合’。我之所以不采用嚴複所講的‘雅’字，而改用‘切’字，是因為‘雅’即所謂‘爾雅’或‘文雅’，而‘雅’隻不過是風格中的一種。因此，翻譯起來，不能一律要‘雅’，應該實事求是，酌情處理，恰如其分，切合原文風格。‘切’是個中性詞，適用於各種不同的風格。”（《翻譯原則再議》）以上解釋說明“信達切”的原則，對嚴複和泰特勒的翻譯標準，既有承襲，又有創新，證明劉老對傳統譯論，無論中西，都是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采取批判繼承的態度。以“切”代“雅”，並不是故意標新立異，嘩眾取寵，而是基於翻譯活動的性質與要求和中外翻譯實踐的事實，實事求是提出的主張，而“切”字則表明先生對於翻譯必須傳譯原文風格的重視。誠如一位學者所言，“一個‘切’字，絕不是妙手偶得，也不是神來之筆，貌似容易實則難，它是劉先生長期以來，潛心譯論，慘淡經營的結晶”（馮穎欽：《繼承·借鑒·實踐——劉重德翻譯理論蠡測三題》）。
關於文學風格的翻譯，先生一直非常重視，特別是提出了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麵去進行考察的主張。他說：“我認為，要想滿意地再現原作的風格，我們在著手翻譯之前必須具備兩個觀點。首先應該有宏觀的觀點即文學觀點。譯者應該時刻記住他所譯的是別人所寫的一部文學著作，因而力求將它譯成一件與原作思想、感情和風格一致的藝術品。這樣，譯文就會和原作一樣生動，一樣感人，而讀者也能得到美的享受。其次要有微觀的觀點即語言學觀點。……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風格就是由段落、句子、單詞的恰當組合構成的。”（《論文學風格的可譯性》）從語言學的觀點看，風格就是語言選擇，離開了語言要素，就無所謂風格。筆者曾就此發表過一點看法：“風格的各種物質構成要素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體現在作品中的風格就是風格諸要素的總和。譯者隻要仔細分辨這些要素，研究其特點，並在譯文中予以充分的恰當的反映，原文的風格就會悄然融入譯文，使譯文讀者和原文讀者一樣受到感染。”（蔣堅鬆：《古籍翻譯中表達的若幹問題》）這裏說的“風格的各種物質構成要素”實際上就是語言要素，也就是作者或譯者對原文或譯文在語音、詞彙、句型、語篇諸方麵特征的選擇和使用，這些語言要素無疑是風格構成的物質基礎。但是筆者也認為文學作品的風格還有另一方麵，即文學作品的整體美學效果，它基本上是一種主觀的感受，而且因人而異，是無法完全按語言學或文體學的方法進行分析的。這時譯者往往無法一對一地進行轉換，而“必須斟酌上下文，且依賴他敏銳的直覺”（餘光中：《翻譯與創作》）。比如《菜根譚》這部中國古代格言錄中許多地方有著中國古代詩文的朦朧美。與這種詩意的朦朧密切相關的是語言的模糊。因此必要時“以模糊對模糊，以朦朧出朦朧，也不失為另一種意義上的明白和確定……在特定的上下文中，這種模糊和精確一樣，同樣是對文本的正確闡釋”（蔣堅鬆：《古籍翻譯中理解的若幹問題》）。劉老從宏觀和微觀即文學和語言學兩個方麵去考察文學風格的翻譯，既避免了忽視構成風格的語言要素，單憑主觀感受去傳達原作風格而失於粗略乃至出現偏離，又避免了見木不見林，隻注意語言要素，忘記了文學作品是一個完整的審美客體，其閱讀是一次完整的、複雜的美感經曆，忽視了作品的整體美學效果。這說明翻譯過程中的文體分析和文體產出都必須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麵上進行，前者從宏觀體驗和把握到微觀分析，後者從微觀再現到宏觀評價和調整，兩者結合，譯文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切近原文的風格。先生所論切中要害，充滿辯證法，令人信服。
關於詩歌翻譯，先生所論亦語多精辟。有人認為詩不但不可譯，而且不可解釋。一經翻譯或解釋，就詩味盡失，不再是詩。（Robert Frost: “Poetry is what is lost in translation. It is also what is lost in interpretation.”）對此，劉老的觀點是：“詩可譯，但難譯。”說它可譯是“因為第一，人互相之間存在著大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有靈犀一點通。詩可理解；詩可欣賞；詩可互譯。第二，大量的曆史事實已充分證明這種可譯性。世界上著名詩人，如英國的莎士比亞、彌爾頓、雪萊、拜倫，美國的朗費羅、惠特曼，法國的雨果，德國的歌德，俄國的普希金以及印度的泰戈爾等，早就有譯文可讀，而且很多是譯得很好的。各國現當代的優秀詩篇，也有不少譯了過來。拿中國的唐詩說，早就有了外國文字的譯本”。說它難譯，“首先是各民族的大同中還存在著不少小異，除開語言文字本身在特點上的差異外，還有局部生態環境的差異，社會風俗習慣的差異，文化背景的差異等等。其次是詩最講求文字的精煉，意境的清新，風格的鮮明，換句話說，即講求形音意三美。要想再現原詩的風格，毋庸諱言，本是不易”。關於譯詩的原則，劉老認為有二：“第一，原詩是一種形神兼備的藝術品，譯詩也必須是一件形神兼備的藝術品，保持詩的藝術性，形音意三美均須追求；第二，既然是譯詩，不是創作，‘忠於原作’，理所當然。所謂忠於原作，根據我的意見，就是譯詩應傳原詩的情緒，應傳原詩的內容，應取原詩的形式。隻有符合這兩條要求的譯詩，才算是理想的譯詩。”如何用“信、達、切”的原則指導詩歌翻譯？劉老認為：“就譯詩說，信於內容，就是要保持原詩的意義和意境。達如其分，是就原詩文字表達的深淺程度來說的。假如原詩行文淺易，譯文在文字表達上亦應力求淺易；假若原詩行文艱深，譯文亦應力求艱深。原詩風格，多種多樣，有通俗與典雅之分，有質樸與華麗之分，有莊嚴與詼諧之分等等。譯詩的風格應力求切合，至少接近原詩的風格。”（《譯詩問題初探》）
有人認為，唯詩人才能譯詩（It takes a poet to translate poetry）。這種說法雖然有些絕對，但是並非沒有道理。因為“詩人譯詩，小說家譯小說是最理想的，也是最容易成功的。古今中外，大凡走這條道路的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李瑞華：《〈渾金璞玉集〉跋》）因為有了詩歌創作的實踐，有了詩人的形象思維、意境和靈感，就更容易理解和欣賞別人寫的詩，更容易對其中的思想和感情產生共鳴，也更容易用譯語中詩的語言和形式去表達。劉老譯詩也寫詩。早在西南聯大時，就在詩人聞一多先生的指導下，和十餘位愛好新詩的青年成立了南湖詩社，成員中有後來成為知名詩人的著有《穆旦詩選》、譯有《拜倫抒情詩選》的查良錚（筆名穆旦）等人。從1934年到1944年10年間，先生寫過不少新詩，保留下來的有47首，其中有15首於上世紀40年代分別發表在《文藝先鋒》、《文林》等刊物上。先生曾以劉一士的筆名寫了一首諷刺時政的詩《太平在咖啡館裏》，被同學傳誦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