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浩如煙海的史學著作中，有兩部堪稱“史學雙璧”的不朽史書，如同突兀的雙峰，並峙於曆史峻嶺之中大放光彩，它們一部是司馬遷的《史記》，另一部就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晚清名臣曾國藩評價《資治通鑒》說“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資治通鑒》成書九百餘年來，仍曆久彌新，長盛不衰，猶如一顆璀璨的明珠照耀後世，為世人讚揚推崇。
《資治通鑒》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史學家司馬光主持編撰的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史學巨著，由宋神宗取意“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親賜名。《資治通鑒》全書卷帙浩繁，分為294卷，洋洋灑灑三百多萬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前後跨越1362年。書中描繪了戰國至五代時期的曆史發展脈絡，探討了秦、漢、晉、隋、唐等統一的王朝和戰國七雄、魏蜀吳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幾十個政權的盛衰之由，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曆史人物評價，生動地描述了帝王將相們為政治國、待人處世之道以及他們在曆史旋渦中的生死悲歡之事。
《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1019-1086年），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他自幼愛好曆史，出仕為官以後，仍讀史不倦，治史不懈。治平三年（1066年），司馬光撰成一部戰國至秦共八卷本的編年史，名為《通誌》，進呈宋英宗，英宗命其設局續修。此後，司馬光無論在政治上如何進退沉浮，書局一直隨身而設。1067年神宗即位，開經筵，司馬光進讀《通誌》，神宗以其“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命名為《資治通鑒》。王安石行新政時，司馬光極力反對，於熙寧三年（1070年）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次年退居洛陽，專心編撰《資治通鑒》，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從治平三年開局，前後共用了19年的時間。
《資治通鑒》在編撰的過程中，所參考的史料除十七史以外，征引雜史諸書達320餘種，選取其中的精華而成一家之言。中國古代學者王充對古今關係有過這樣精辟的見解：“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讀史的最終目的無非知古通今，以期古為今用。《資治通鑒》就是這樣一部史書。它通過翔實的曆史記載，闡述了曆史經驗對於封建社會政治統治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資治通鑒》所提供的曆史教訓，是以往任何一部史書都不可比擬的，對於後來曆代的統治階級都發揮了較大的指導作用。
《資治通鑒》內容思想博大精深，通古今之變，兼收並蓄，拾遺補缺，自成書以來受到中國古代曆朝統治者的青睞和讚譽，成為他們常看不厭、常看常新的案頭必備的治政為人的教材。“馬上皇帝”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視《資治通鑒》，專請儒士為他講解其中的治國之道，用蒙古語言寫了《通鑒節要》作為教材。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對此書倍加推崇，他每天清晨早起研讀《資治通鑒》，認為“習聞明知古代帝王之道，身體力行《通鑒》原則”，並常常以此訓誡左右大臣。清聖祖康熙對《資治通鑒》更是達到了癡迷程度，經常翻閱，認為《資治通鑒》“事關前代得失，甚有裨於治道”。
《資治通鑒》以時間為敘事線索，浩繁並且瑣碎，對於今天的普通讀者來說，閱讀起來已顯吃力。為了幫助讀者更加輕鬆地領悟《資治通鑒》一書的精華，我們精心編撰了這本《資治通鑒全鑒》。在書中，我們依照《資治通鑒》原典的時間順序，將其中最具代表性且最精彩的篇章輯錄成書，並在每一段原典之後做了簡要的解讀，力求更加真實、全麵地將中國曆史的豐富與精彩呈現在讀者麵前，幫助讀者從全新的角度考察曆史、感受曆史、思考曆史，進而開闊視野，增長知識。
解譯者
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