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政權更迭、王朝更替屢見不鮮。但有的政權能長治久安，而更多的王朝或政權卻“稍縱即逝”，剛剛奪到的“江山”就得而複失，十分短暫。通過對這些長短不一的王朝、政權的考察，本書提出了“瓶頸危機”這一值得重視的重要概念。中國曆史上每一個王朝政權都要經曆這種類似的場麵。“這使我們發現一項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後四五十年左右，或當它傳位到第二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在進入瓶頸的狹道時，除非統治階層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無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們前功盡棄，也就是足以使他們國破家亡的瓶頸危機。曆史顯示，不能夠通過或膠著在這個瓶頸之中，它必然瓦解。”而發生瓶頸危機的原因很多，各種偶然因素都可能使新政權轟然坍塌，因為“新政權就好像一個剛剛砌好的新磚牆，水泥還沒有凝固，任何稍大的震動都會使它倒塌。一旦統治者不孚眾望，或貪汙腐敗，或發生其他事故，如外患內哄之類，都是引發震動的炸藥。不孚眾望往往促使掌握軍權的將領們興起取而代之的欲望。貪汙腐敗則完全背叛了建國時的政治號召，跟當初賴以成功的群眾脫節。外患內哄之類的傷害，更為明顯。”
以秦始皇之雄才大略本想傳之萬世，但卻未能渡過“瓶頸危機”。秦王朝雖是由曆史悠久的秦國演變而來，但統一的秦帝國卻是剛剛建立，正進入危險的“瓶頸期”。恰在這時，秦始皇暴斃出巡途中，於是長子扶蘇與幼子胡亥之間展開繼位之爭。最後胡亥取勝，把秦始皇遺詔毀掉，繼任帝位。但胡亥耽於享樂，自私任性，任用宵小，不容任何不同意見。“於是，幾乎是刹那問，帝國巨舟脫離了航線，駛入驚濤駭浪的淺灘，向著獰惡的礁石上撞去，誰都無法拯救。”一個偶然的事件，就使這個肇建未久的帝國土崩瓦解。
中國傳統史學格外側重政治史，以至梁啟超曾說中國傳統史書隻是一部“帝王家譜”。如前所述，本書的重點也是政治史，尤其側重於“帝王將相”。但本書的側重於“帝王將相”與中國傳統史學則有本質的不同。傳統史學是以帝王為主體，而本書則是將帝王作為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以社會進步、人民幸福而不是帝王們的宏大功業作為衡量帝王的標準。例如，本書認為中國曆史上有三個“黃金時代”。從春秋末期到西漢這四百年問是中國第一個“黃金時代”，值得稱頌的是各種思想學說的百家爭鳴，光芒四射，是權力地位世襲製的破壞、平民可以憑自己的能力爬到貴族地位，榮任高官。唐太宗李世民開創了中國曆史上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值得稱頌的是人民的安居樂業，社會的富庶繁華。清王朝定鼎中原後的一百餘年，是作者所稱的第三個“黃金時代”。但本書對這第三個“黃金時代”的評價遠不如前兩個：“第三個黃金時代主要是指對外的開疆拓土，它對國內的貢獻，僅隻限於維持了社會的秩序”，在本書的史觀中，人民才是曆史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