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今生最親密的好友，歐陽修越發覺得人生鮮歡，意趣寡淡。
《新唐書》一事了卻之後，他又一連上了三道奏劄，要求出知洪州，他多麼渴望能夠回到楓葉紅、稻花香的父母之邦，過著簡單恬靜的生活，休養疲累的身心：
為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嚐向北人誇。
青林霜日換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
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苧遍山家。
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寄題沙溪寶錫院》
此時，也許唯一令歐陽修感到有些欣慰的是，身居高位，對善於識拔人才、提攜後進的他來說，有了更多的機會、更大的便利。
雖然權位日隆，歐陽修禮賢下士之心卻絲毫也沒有改變
嘉祐五年(公元1060)七月，朝廷決定轉年舉行製科考試。“製科”不同於三年一次的“進士”、“明經”一類的“常舉”。製，是皇帝的命令。
“製科”是由皇帝特別下詔並親自主持、為選拔非常人才而特設的一種考試。製科極嚴，按規定須由兩名朝廷重臣舉薦，同時呈進被薦者所作的五十篇文章，經過學士院嚴格的資格審查與考試之後，合格者方可參加禦試。因此，有資格應試者已是極少，而最後有幸被錄取的就更是少之又少，終兩宋三百多年，開製科二十二次，入等者才四十一人。因此，製科出身，其榮耀又加倍於進士及第。
朝命一經下達，歐陽修立即就想到了蘇軾兄弟，遂與天章閣待製楊畋相約，分別舉薦蘇軾、蘇轍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在《舉蘇軾應製科狀》中，歐陽修熱情洋溢地寫道：
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文采爛然，論議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原來，蘇軾兄弟已於嘉祐四年秋天服喪期滿，嘉祐五年二月回到汴京，並授予了官職，蘇軾被任命為河南府福昌縣(今河南宜陽縣西)主簿，蘇轍也被任命為河南府澠池縣(今河南澠池縣)主簿。二人正準備趁著秋涼各自奔赴任所。這次意外的驚喜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軌跡。
隨後，兄弟倆辭去新任，留京備考，順利通過了學士院的審查，取得召試資格。第二年八月，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蘇軾不負所望，榮膺榜首，被錄為三等，蘇轍也考入第四等。宋代製科慣例，一、二等皆虛設，實際最高等級為三等，其次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不授)。自北宋開製科以來，隻有吳育一人得過第三次等，其他都在四等以下，因此，蘇軾得第三等是破天荒的。
得知這一消息，歐陽修的欣喜無以言喻。他仔細閱讀了蘇軾兄弟這次應試的所有策論，越讀越喜歡，越讀越痛快，遂鋪開宣紙，縱筆寫道：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敘述，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餘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試筆》
在舉薦蘇軾應製科不久，歐陽修又上《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曾鞏、王回嘉祐二年進士及第後已經為官一任，按規定可以申請參加館閣考試，前提也是需要有重臣推薦，歐陽修自是義不容辭。
章望之此時擔任秘書省校書郎，歐陽修欣賞他“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因此一並予以推薦。
同樣是在歐陽修的一再推薦下，年過半百的眉山布衣蘇洵，也於這年的八月八日得以免試任命為試校書郎，此後在朝廷參與《太常因革禮》的修撰。
雖然權位日隆，歐陽修禮賢下士之心卻絲毫也沒有改變。不僅一如既往地提攜獎掖蘇軾、曾鞏等傑出人才，即使對於那些一度失足的年輕人也不輕易放棄。有個叫吳孝宗的青年，少年落魄，不拘小節，但文辭俊拔，有過人之處。一天，他給歐陽修寫了一封長信，並附上所著《法語》等十多篇文章，歐陽修讀罷大為驚歎，見麵後問他道：
“你的文章寫得如此精彩，而我此前卻一點也沒聽說過，況且，王介甫(即王安石)、曾子固(即曾鞏)都是你的同鄉，他們也從未向我提起過你，這是怎麼回事呢？”吳孝宗頓時麵紅耳赤，低著頭老老實實地回答道：
“我年少無知的時候，不知自重，曾做過不少錯事，在家鄉名聲不太好，所以不為王、曾二位前輩所賞識。”對於這位知恥願改的年輕人，歐陽修十分憐惜，臨別前作長詩相贈：
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
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歎。
古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
區區彼江西，其產多材賢。
——《送吳生南歸》
詩歌開篇，將吳孝宗與自己的得意門生曾鞏相提並論，認為是故鄉江西比肩而出的難得之材。此時的吳孝宗對於自己的文章還沒有足夠的自信，歐陽修充分肯定他不凡的資質，就像當年的曾鞏一樣，以其黃河之水般澎湃的才情，隻需稍加疏導、調教，就能有很好的發展：
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
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
昆侖傾黃河，渺漫盈百川。
決疏以道之，漸斂收橫瀾。
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
——同上
說到吳孝宗少年時代那一段不光彩的曆史，歐陽修鼓勵他道：
世所謂君子，何異於眾人。
眾人為不善，積微成滅身。
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逡巡。
惟於斯二者，愚智遂以分。
——同上
君子與眾人、智者與愚人的本質區別不在於是否犯錯誤，而在於是否能知過即改。一個人曾經犯錯不要緊，隻要敏於知過，勇於改過，仍然不影響他成聖成賢，這樣的例子在曆史上可說是數不勝數：
顏回不貳過，後世稱其仁。
孔子過知更，日月披浮雲。
子路初來時，雞冠佩豚。
斬蛟射白額，後卒為名臣。
——同上
顏回之所以為後世稱道，是他不重犯同樣的錯誤；孔子因為善於改過自新，就像浮雲掩不住日月的光芒一樣，他犯過的那些過失也絲毫無損於他作為千古至聖的崇高偉大；子路初入孔門，粗野無禮，倔強好鬥，橫行鄉裏，無惡不作，後來在孔子的悉心教育下幡然悔悟，成為一代名臣。因此，歐陽修諄諄告誡吳孝宗道：
子既悔其往，人誰禦其新？
醜夫祀上帝，孟子豈不雲。
——同上
隻要真正下決心悔過自新，無論是天上的神靈還是世上的凡人都不會不接納、不會不歡迎的。孟子不曾說過嗎？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離婁》
在歐陽修的教導和鼓勵下，吳孝宗回鄉之後，洗心革麵，潛心讀書，通過十年的勤奮努力，終於在熙寧三年(公元1070)的禮部省試中榮登奏名進士第一名。
歐陽修的所作所為，與他青年時代的理想、抱負相比，仍然相距甚遠
轉眼又是“重九”將至，這天清晨，雲天漠漠，冷峭的寒風送來一兩聲斷續的雁鳴。歐陽修坐在窗前，凝視著庭院裏漸漸凋殘的紅葉，縷縷鄉愁在心頭悄然升起：
九月霜秋秋已盡，烘林敗葉紅相映。惟有東籬黃菊盛，遺金粉。人家簾幕重陽近。曉日陰陰晴未定。授衣時節輕寒嫩。
新雁一聲風又勁。雲欲凝，雁來應有吾鄉信。
——《漁家傲》
他回想起皇祐五年母親下葬那天，當時因為身在服製之中，諸事未能周備，在母親的墳前，他仰天長號，撫心自誓，隻等服喪期滿，便向朝廷請求一個江西差遣，以便就近營緝墓地，種植鬆柏、置田招客、蓋造屋宇、刻立碑碣。當時鄉人父老、親族故舊，環列墓次，無不為他的孝心感動。誰知一入都門，羈絆重重，宿願在心，遲遲難以實現，千裏之外的父母墳塋也隻能托堂弟歐陽煥代為照看。七月十二日《新唐書》進奏之後，他先後呈上的三道求知洪州的奏章依然沒有得到批準。盡管他求去心切，可朝廷仍是曲意挽留。宰相韓琦更是一再向仁宗皇帝建言：
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引因此，朝廷不僅沒有批準他出知洪州的請求，反而於十一月十六日任命他為樞密副使，成為朝廷最高軍事機關的副長官，隨即又兼任同修樞密院時政記。皇上的一再眷顧、提拔，使歐陽修在感激之餘，更覺無可奈何，隻能在詩中抒寫心中那一份永恒的渴望：
君不見潁河東岸村陂闊，山禽野鳥常嘲哳。
田家惟聽夏雞聲，夜夜壟頭耕曉月。(原注：鵯，京西村人謂之夏雞)可憐此樂獨吾知，眷戀君恩今白發。
——《鵯詞》
不過，既已就任新職，歐陽修仍然決心有所作為，他不願意做一個屍位素餐、明哲保身的庸碌官員。在樞密使曾公亮的支持下，歐陽修以他一貫認真踏實的作風大力振舉紀綱，革除宿弊。他將各地兵力部署、地理遠近等情況仔細稽考核實後，編為圖籍，從而對全國軍事形勢了然於心，一些邊防線上久缺屯守，他大力加以搜補，因此，數月之間，樞密院的工作便步入正常有序的軌道。
而在此之前，他還曾上《論茶法劄子》、《論監牧劄子》、《論均稅劄子》等，要求改革茶法、馬政，罷除方田均稅，以便民利民。
對於朝廷政治製度的一大關捩——台諫製度的完善與規範，歐陽修尤為關注。嘉祐六年(公元1061)四月二十七日，台諫官唐介等因言事得罪，被貶逐遠方小郡。歐陽修隨即上《論台諫唐介等宜早牽複劄子》為四位諫官辯護，請求皇帝特賜召還，“以勸守節敢言之士”。
台諫是朝廷權力機構的一種平衡機製。北宋之前，諫院並非獨立職司，諫官原是宰相衙門的屬官，其監督對象是皇帝；宋仁宗時，諫院成為獨立機關，諫官由皇帝親自除授，監督對象轉以宰執、百官為主，職權範圍得以擴大；同時又有諫官“風聞言事”的特許，鼓勵“異論相攪”，成為專製政權中一種有力的自我牽製，助長了政治上自由議論的風氣。北宋立朝百餘年間，“未嚐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係，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蘇軾《上神宗皇帝書》)。之所以如此重視台諫，就是為了養其銳氣，監督宰執，限製相權。慶曆新政時期的歐陽修、王素、蔡襄、餘靖，正是新一代台諫官的傑出代表。那時，他們四人同心協力，極論時事，積極促成仁宗重用範仲淹、韓琦、富弼、杜衍，推動了“慶曆新政”的實行。同時也以剛直敢言、不畏權貴的勇氣和精神，極大地衝擊了唯唯諾諾、明哲保身的官場習氣，為革新士氣、刷新朝政立下了汗馬功勞，被時人稱為“一棚鶻”。但是，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往往“群言奪於眾力，所陳多未施設”，皇帝雖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加以“台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薦王安石呂公著》)，因此，至和、嘉祐以來就有一種輿論，認為台諫官們都是出於個人目的，以多言求驟進，這種輿論對皇帝有很大的影響，不再輕易采納諫官的言論，致使台諫製度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歐陽修上疏力陳人君拒諫之失，終於使仁宗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盡管如此，歐陽修此時的所作所為與他青年時代的理想、抱負相比，仍是相距甚遠。回想慶曆年間，範仲淹、韓琦、富弼刷新朝政的行為與舉措，是何等的雷厲風行!作為“新政”的輿論代言人和積極推行者，那時的歐陽修又是何等的激進、勇銳!在實行新政的過程中，他們無一不抱著自我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如今，經曆了十多年宦海沉浮，這批當年的改革家重回朝廷，韓琦、富弼同掌朝政，歐陽修位在樞府，所麵對的現實，一切並未改觀，積弊依然存在。當年新政失敗的教訓、此後從政的豐富經驗，促使他們反思過去，政見因而有所調整，不再一味激進，而漸漸趨於老成。這種改變無疑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合理性，但是也不能不承認，他們昔日那種勇於進取的精神已大大消減。多年以後，人們回望這段曆史，都不禁發出驚歎與質疑：
前輩謂韓魏公(韓琦)慶曆、嘉祐施設，如出兩手，豈老少之異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
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隻是要看經念佛。
——宋·朱熹《朱子語類》
韓、富初來時，要拆洗做過，做不得出去。及再來，亦隨時了。
——同上這種前後不一、自相乖違的做法，作為當事人之一的歐陽修，在他的詩文中曾不止一次地揭示了其中的底奧：
自從中年來，人事攻百箭。
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歎。
形骸苦衰病，心誌亦退懦。
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
——《讀書》
官場中難以躲閃的明槍暗箭，使歐陽修漸漸變得有些“退懦”怕事，健康狀況的不斷衰退，也使他覺得力不從心。然而，作為一名正直有為的封建士大夫，一方麵憂國憂民，渴望改革，一方麵懼讒畏譏，顧慮重重，這不能不使他陷入深深的苦悶：
某區區於此，忽複半歲。思有所為，則方以妄作紛紜為戒；循安常理，又顧碌碌可羞。
——《與劉侍讀原父》其二十一
正因為如此，隨著地位的日益升遷，他內心的苦悶也越來越深。
至此，遠離朝廷，賦閑隱退，是回避矛盾、解脫苦悶的唯一有效的途徑。
所以，自從嘉祐元年以來，他請求出知洪州已經不下十次，每篇求出的奏章都寫得“辭極危苦”(《與王懿敏公仲儀》其八)，“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與馮章靖公當世》其六)。
朝廷易代的艱危之際，歐陽修盡職盡責地履行了一位宰執重臣的使命
嘉祐六年閏八月，由於富弼以母喪去宰相位，朝廷的人事又發生了一次變動。以韓琦為首相，曾公亮為次相，歐陽修任參知政事，進封樂安郡開國公，九月十一日同修中書時政記。從此，歐陽修成為朝廷舉足輕重的顯赫重臣，與韓琦同心輔政，每次商議國事，心所未可，未嚐不力爭，而韓琦亦欣然不疑，彼此相知益深。
此時，仁宗皇帝已經年過半百，尚未立嗣，朝廷大臣無不憂心忡忡。尤其是嘉祐元年正月仁宗得了一次暴病之後，百官紛紛交章勸諫，包拯、範鎮所言尤為激切，富弼、韓琦、歐陽修也曾多次進言，但皇帝始終不置可否。這樣五六年下來，人們也漸漸不敢再提。十月的一天，歐陽修在中書省(宰臣們議事處)值班，忽見內侍官送來一個信封，打開一看，是諫官司馬光請立皇子的奏疏，接著知江州呂誨也疏論此事。當天晚上，歐陽修與曾公亮、韓琦商量，來日將這兩封奏章呈交皇上，隻要皇上稍有此意，就要極力促成。第二天，奏事垂拱殿，兩封奏章剛剛讀完，未等宰臣們開口，仁宗馬上說：
“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接著又左右顧盼道：“宗室中有誰可堪此選？”韓琦十分惶恐地回答道：“一則是宗室不與大臣交接，臣等無從了解；再則此等大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上的抉擇。”仁宗說：“宮中曾養二子，小者原本純樸，近來不惠，大者尚可。”大家忙小心翼翼地問道：“請問其名？”仁宗說：“名宗實。今年三十。”大家都極力讚成。當即便將建儲之事定了下來。散會之前，歐陽修又說：
“此事至大，臣等不敢立即執行，還請陛下今晚三思，明日再來取旨。”第二天，奏事崇政殿，三位宰臣再次請示，仁宗說：“朕已決定，再無疑議。”大家說：“凡事都需有個循序漸進，且容臣等給新皇子商議一個合適的職銜。”當時，趙宗實因生父濮安懿王過世不久，正在憂居之中，朝旨起複，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趙宗實再三辭避，聖旨準許除服之後就命。
嘉祐七年(公元1062)，二月一日除服，趙宗實依然托疾力辭。這樣一拖再拖又到了七月。一天，三位宰臣在一起開會，韓琦說：
“宗正之命始出，則人人皆知必為皇子，不如幹脆正其名，使他明白愈辭愈進，以示朝廷之意不可回，或許就會接受。”歐陽修、曾公亮都十分讚成。隨後，他們將趙宗實寫下的十多封辭讓表呈交仁宗，仁宗說：“那麼，下麵該怎麼辦呢？”歐陽修說：“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眾人忽見越級擢拔宗實，又判宗正寺，則天下皆知陛下將立他為皇太子。現在不如幹脆正其名，直接立為太子。防禦使判宗正寺的任命他可以推辭，如果立為太子，隻須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詔告天下，事情就定了，不由宗實不接受。”仁宗沉思良久，望著韓琦說：“這樣好嗎？”韓琦極力讚成。仁宗說：“那麼，則須盡快辦理。”嘉祐七年八月五日，仁宗正式頒發詔令，立濮安懿王之子宗實為皇子，改名趙曙。詔曰：
……右衛大將軍、嶽州團練使宗實，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於宮中而聰知仁賢，見於夙成，日者選於宗子。
……朕蒙先帝遺德，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宗廟也。其以為皇子。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引詔令頒布之後，仁宗皇帝又召集全體宗室成員入宮，明示立趙宗實為皇子之意，隨即命內侍省皇城司在內香藥庫之西營建皇子宮室。
至此，困擾朝野近十年的一件大事終於解決了。
九月四日到七日，朝廷舉行了一係列祭祀儀式，祭告天地、祖廟及曆代先帝的陵寢，並大赦天下，文武百官及其親屬都得到封誥和賞賜。
仁宗建儲一事，歐陽修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僅直接參與商議、籌劃，所有奏請也多出自他的手筆，皇子改名劄子也是由歐陽修所撰。在劄子中，他羅列了十個日字旁的字請仁宗挑選，仁宗選取了最後一個字：曙。因此，在這次推恩封賞中，歐陽修進階正奉大夫，加柱國，並賜“推忠佐理功臣”。
此後數月，朝廷並無多少大事，一切循常，君臣晏安。十二月二十三日，仁宗召群臣往龍圖閣、天章閣欣賞太祖、太宗、真宗禦書，隨後又至寶文閣親作飛白書分賜群臣。飛白，是我國古代書法中的一種體式，筆畫露白，有似枯筆所寫，相傳是東漢蔡邕所創，漢末魏初宮闕題署多用其體。宋代諸帝，皆擅書法，而仁宗以飛白知名。賜書之後，仁宗又作《觀書詩》，令群臣唱和。當晚賜宴群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寫詩序，刊石於閣。十二月二十七日，仁宗再召群臣於天章閣觀賞三朝瑞物，宴集群玉殿。席間，仁宗舉杯致辭：
“天下安定，太平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享，宜盡醉勿辭。”當晚，人人盡歡，至暮方罷。
在步步顯榮的日子裏，歐陽修身著宰執大臣的朱紫官服，腰係金帶，腳跨裝有鍍銀鞍轡的禦賜駿馬，從遊侍宴，先後寫下不少應製詩，這些詩歌無非都是流連光景，歌功頌德，成就並不很高。他日常生活的內容，不過就是齋宮攝事(祭祀)和宮禁值宿等，因此，即使是應製之外，偶爾作詩，吟詠的內容也多少顯得有些空虛。
對於這種德隆位重而無所作為的生活狀態，歐陽修始終心懷愧疚。在寫給朋友們的信中，他不斷自怨自責：
某竊位於此，不能明辨是非，默默苟且，負抱愧恥，何可勝言!——《與王懿敏公仲儀》其十四某衰病碌碌，厚顏已多，有名即得引去矣。
——《與蘇丞相子容》其三
某自承乏東府(中書政事堂，此指歐任參知政事)，忽已半歲，碌碌無稱，厚顏俯仰，尚思一有論報而去，……當自為計也。
——《與富文忠公彥國》其三
嘉祐八年(公元1063)上元節，京城和往常一樣處處張燈結彩，士民群集禦街，兩廊下歌舞、百戲、奇術異能應有盡有，樂聲悠揚。依照以往慣例，正月十四日一早，皇帝將遊幸各宮寺與臣下歡飲終日，留連至日暮時分遂同往宣德門觀燈，酒過五巡方罷。可是今年，自正月初仁宗就感到身體不適，所以十四日早上沒有出宮，直到晚上才勉強出席了慈孝寺、相國寺與端門的酒宴，酒過三巡即罷。從此之後，雖然每天照常上朝，身體卻日複一日地衰弱了。二月，仁宗病情加劇，朝廷忙奉旨頒發德音為仁宗祈求福壽，同時召集多名禦醫會診。宰臣奏事改在仁宗寢宮福寧宮西閣。三月二十二日，仁宗抱病臨延和殿，親試本榜禮部奏名進士。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飲食起居如常，可是當天晚上初更時分忽然起床急命內侍進藥，同時召皇後麵見，待皇後趕到時仁宗以手指心已經不能說話，經搶救無效，於當晚三更時分溘然長逝，時年五十四歲。仁宗皇後曹氏，是開國元勳曹彬的孫女，她個性沉穩，處事鎮定，仁宗去世之後，左右慌亂不堪，曹後將所有宮門的鑰匙收集起來，放在麵前，同時派心腹內臣密召宰輔黎明進宮。第二天是四月一日，韓琦、曾公亮、歐陽修等天未放亮就到達禁中，與曹後商定召皇子即位。隨即皇子抵達，聞知此事，連聲說道：
“某不敢為，某不敢為。”同時轉身就跑。幾名宰臣急忙上前拉住，給他戴上皇冠，披上龍袍。同時召殿前馬步軍副指揮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宣讀仁宗遺詔。又召翰林學士王珪起草遺製。王珪惶懼之中不知從何下筆，韓琦說：
“大行皇帝在位共幾年？”王珪這才找到下筆的思路。到午後一兩點鍾，百官皆集，仍然身著吉服，隻是解去金帶和所佩金、銀魚袋，依次自垂拱門外步入福寧殿前痛哭。韓琦宣讀遺製，英宗趙曙即皇帝位。百官於福寧殿東楹拜見新帝，隨後又回到福寧殿前痛哭。
英宗初即位，宰臣奏事時，總是詳問本末，然後裁決，無不得當，滿朝文武翕然相慶，稱為明主。誰知不久，英宗忽然患病，語無倫次，精神失常。幾位宰臣憂心如焚，再三商量之後，隻得請皇太後垂簾聽政，與英宗共同處理朝務。
當時樞密使之職缺人，由於英宗患病沒有親政，即由二府官員商定。以歐陽修的資曆應該擢升，但他本人堅決不同意。他說：
“此大不可也。如今天子不親政，而母後垂簾，朝政得失，責任皆在我輩。倘若由我出任樞密使，人們會說我們幾位大臣互相封官晉爵，何以鎮服天下？”韓、曾二相都覺得歐陽修所說很有道理，便放棄了這一動議。此時，前年去職的宰相富弼母喪已除，即將回朝，遂於五月十七日起富弼為樞密使。詔命發布之後，歐陽修致書富弼，深表切盼之情：
朝廷新有大故，時事多艱，舊德元臣，與國同體，馳騎奔走，不惟出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為法，康時濟物，愚智所同，有望於馬首之來也。
——《與富文忠公彥國》其四
在這次朝廷易代的艱危之際，歐陽修盡職盡責地履行了一位宰執大臣的使命，為國家的平穩過渡立下了汗馬功勞，朝廷對他予以嘉獎，進階為金紫光祿大夫，並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
歐陽修仕途越來越順遂，心靈卻越來越孤寂，他常常追懷舊事，想念那些過世的老朋友
幾個月憂思煎迫之後，五月間，朝政總算步入正軌，歐陽修緊繃的神經也可以稍稍放鬆一點了。自去年以來，公餘之暇，他就開始著手整理所藏的古石碑帖。近兩年來，他的藏品越來越多，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好友劉敞。三年前，劉敞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永興軍，治所在長安。長安乃漢唐故都，曆史悠久，文物遍地。劉敞本是博學好古之士，對古器的鑒賞尤為精深，時時發掘所得，無不盡力購藏。因為歐陽修一直致力搜集金石銘文，劉敞每有所得，必定寄贈拓本。收讀劉敞來信來物，成為歐陽修一大人生樂趣：
複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問乃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
——《與劉侍讀原父》其二十七
歐陽修自青年時代即已留意遠古銘文，慶曆四年出使河東時正式著手搜集，曆時已經十八年之久，“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嚐一日忘也”(《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因此所藏甚豐，而劉敞寄贈的諸多拓本，使他的收藏更加完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