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民起義史觀：曆史問題的簡單化
有清一代，在官府與回民之間，漢民與回民之間，主流社會與回民之間，基本發展和保持了中心和邊緣，“大社會”與“小社會”的關係。而所謂“邊緣”，包括兩層涵義，即清代的漢語穆斯林們本身是邊緣群體，又主要居住於地理位置上的邊緣區域。“邊緣”既指西部廣大的清帝國的邊緣區域，也指在邊緣世界生活的清代回民，日益成為清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邊緣。
清代國家、傳統主流社會與處於邊緣與邊緣化的回民社會之間，持續失衡的政治治理、持續缺失的族際對話，持續發展的主流社會對回民的歧視，持續惡化的族群衝突，最終導致某種中心與邊緣的斷裂、回民社會與清代朝廷的對抗，及伴隨其間的巨大族群間摩擦。持續於鹹豐末、同治間、光緒初，擴大於清代陝西、甘肅、天山北路的西北回民起義（或者稱為回民革命、回民起事、回民事變、回民反清運動等等），正是此一結局的最集中反映。
回民起義後與清政府的武裝對抗，可以認為是19世紀動搖日益腐朽的清朝統治的偉大運動之一。雖然它的規模不如席卷了十幾個省份的太平天國運動，國際卷入不如較晚的義和團事變，但其所反映的國家治理與族群衝突的關係、族群鬥爭的激烈和清政府鎮壓的殘酷，完全不遜色於同時代的其他重大事件，而它留下的曆史記憶和社會影響比其他事件更為深刻與久遠。
（一）“回民起義史觀”的形成
關於清末西北回民起義的原因、過程和清政府鎮壓和處理的得失，滿漢學者、官員，甚至回民社會自身，在起義被鎮壓之後不久即開始進行總結。清末官方及士紳們的最主要、最常用的定義是“回亂”，可以全稱為“回民叛亂”，這種定義所指包括了回民對朝廷的反叛，以及由此帶來的局勢混亂，官府統治的瓦解，地方的殘破，人民的流離死亡等等。相當多的域外研究使用的“Rebellion”一詞，繼承了此一定義。當然“叛亂”是國家機器以及享有話語權的社會群體的定義，並不一定就是回民起義的真實意圖。①隨著政權統治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也導致對這一事件的重新解讀。一般認為，民國時期開始了學術性質的真正研究；而1949年之後，特別是1979年之後的研究更呈現出豐富的景象。在所有研究中，影響最大的是階級鬥爭理論和農民起義史觀。
早在民國時期，關於“農民戰爭”的論點便已流行。②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中國共產黨在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下，逐漸形成以階級分析的研究方法為指歸的整體性曆史學研究框架，其中對下層民眾反抗上層統治的曆史，予以了重新定位和解讀。回族在曆史上多次整體、持續地武裝起義、反抗官府朝廷的運動，③本就符合下層被統治者反抗上層統治、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階級革命模式，則回族的抗爭史必然被以階級革命的原則重新詮釋，從而形成近代中國少數民族革命運動意義下的“回族革命”或“回民起義”結論，進而成為階級鬥爭理論指導下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研究的重要一環。
早在1930年代，清末鹹同年間的西北、雲南回民起義，就已被回族學人詮釋為動搖滿清統治根基的“回族革命”，①而到1940年，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的李維漢則接續這樣的詮釋，將清代西南和西北回民對清朝的反抗稱之為“西南和西北的兩大革命巨潮”，並說它們“激動和吸引了全中國的回回。”②從此，這種階級鬥爭史觀成為清代回民運動研究的主要思路。③
1949年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國家根本意識形態和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階級鬥爭學說自然成為認識和解釋曆史、反映和表現曆史的主要思想方法和理論武器。在毛澤東同誌“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④的經典論斷的規範下，形成“以階級鬥爭為綱”闡釋曆史發展規律的主題思想，⑤“農民戰爭”研究更成為1954-1957年間史學研究依附政治意識形態形成的“五朵金花”之一，⑥曆史上的民族鬥爭問題也隨之普遍地被解釋為階級鬥爭問題。
正是這一時期，回族的武裝鬥爭史全麵融入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直接支配的史學體係之中，正如張中複所說“中共將這些曆史上稱為‘回亂’或‘回變’的史實，透過政治力量主導曆史意識建構的手段，重新建立起當代中國民族史領域中十分特殊的‘回民起義’史觀。”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