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南京臨時政府困難重重。
這時，袁世凱一方麵迫使隆裕正式頒布詔書，宣布清帝退位；
——方麵又拋出了讚成“共和”的“橄欖枝”，信誓旦旦地對革命黨人稱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所共認，今由帝政一躍則躋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窮之幸福。
“大清皇帝，既經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為帝球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
好一個“共和體製”的忠實信徒！你孫中山還有什麼話說？
還是履行你就職臨時大總統時的諾言吧，把大總統的職位讓給我吧！
二月十五日，參議院正式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三月六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
孫中山先生被迫下野。他本應居為中國的華盛頓，可惜支持他的革命陣營力量太弱，既無雄厚的經濟實力，又無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此僅僅做了短短的臨時政府大總統之後，就不得不讓位於一個集野心與權謀於一體的竊國大盜，使曆史沿著曲折的道路行進。
——九一四年四月一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以在野的身份從事社會活動。由南京出發，赴上海、武漢、福州，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到處演講，提出建國方略。毋庸諱言，這時他有些“一民主義”了，以為走向了“共和”，從此隻在於建國，提高“民生”水平了。
九一二年，袁世凱電邀孫中山北上。這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國最有影響的報紙《申報》刊發消息：孫中山八月二十日夜抵煙，翌晨人港，各界派代表登輪迎接，十時登陸，同盟會開會歡迎。在附發的照片旁注“民國元年八月二十，孫中山先生入京過煙，官商軍各界在北飯店開歡迎大會，首先由官界曲君報告先生人京原委，次由商會總理譚君恭獻頌詞，總由先生演答詞，並由魏君代先生演說民國要旨，首在振興實業。演畢，合官商軍各界拍照此影”雲雲。
這段文字不盡精確，所謂“曲君”指曲同豐，他雖是陸軍少將，但迎接孫中山先生時的身份卻是膠東道尹；至於那商會總理“譚君”乃是澹台玉田之誤筆，澹，發音如譚，澹台是複姓，《申報》記者未査，導致此誤。
中山先生是乘船由青島抵煙的，下榻於煙台山下的北飯店（即後來的克立頓飯店）。各界人士確實在這裏盛會歡迎。因為焐台是同盟會在山東的發祥地，老同盟會員很多、村中山致答詞說道：各界歡迎，無比感激，我中華民國之今日比去年今日，則大瓦て，去年今日處專製政府之下，人人都受苦痛，今日則為中華民匡之、民，都享有自由幸福。但中華民國締造伊始，百步維艱，中國人民皆有應盡之義務。兄弟此次至京，關於建設政見，當一一商之於政府見諸實行，所有一切政見，謹煩魏先生代表略述、顯然，此時的孫中山已不是“二次革命”時的孫中山，推翻清王朝的勝利令他太興奮了，一時還看不清袁世凱和他的北洋政府是怎樣一副嘴臉，隻想“振興實業”以建國了。
接著，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次長的魏宸組代表孫中山發表了如下演說：
中國商業失敗，不止煙台一埠，凡屬通商口岸，利權外溢，到處皆然，為今之計，欲商業大旺，必從製造業下手、如本埠張裕公司，設一大造酒廠製造葡萄酒，其規模不亞於法國之大廠，將來必可獲利；又如玻璃公司亦然。張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偉業，可謂中匡製造業之進步。如山東草帽辮為出產一大宗，中國既改文明裝束，則草帽之需要不知若幹。煙台商人如能將草辮製成草帽，則將來當獲得無算。不獨草帽為然，其他如絲、棉花皆生貨輸入，熟貨輸出，若能一一製造成各種應用之布匹，其獲利當不出億計。總之，中國今日農工商各種實業，宜互相提攜，力求進步，不但煙台為北洋一大繁盛商埠，即富強之基礎，亦於是乎！此兄弟所最希望者。
這位次長，當著中山先生的麵，將張裕公司說成是振興實業的樣板，是他們理想中的建國典範。
次日，也就是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孫中山等親臨張裕公司參觀，最後到貴賓室品嚐張裕的各種美酒。
張裕公司的貴賓室有條不成文的規矩：貴客落座之後，即由聽瘳當時還未興起“禮儀小姐”的時尚將各種酒用小杯端上；客人掣將某種酒二飲而盡，聽差便馬上換成大杯；大杯又飲盡、則換上輩酒的四大杯；如果客人當真海量，四大杯都喝光，便去捧來酒壇子，讓客人自己取飲，必盡興而後已。
中山先生不是豪飲之徒，那天隻是怕浪費了美酒，便將眼前的兩杯都喝光了，不想竟引來了大杯。陪同主人略作介紹後，引得中山先生哈哈大笑。縱觀中山先生對張裕美酒讚不絕口，當下索要紙墨，題寫了“品重醴泉”四個大字，留贈張裕公司。
中山先生的題詞中絕少有對某一種產品極盡褒獎的，對張裕葡萄酒的頌詞幾乎是空前絕後的。
“醴泉”典出く禮記》：“天降甘露，地出醴泉。”中山先生以自己極高的文化素養用典來禮讚佳釀，既有對民族工業的偏愛和對張弼士“實業興邦”的讚賞，也有對張弼士曾資助過革命的謝忱。
隻可惜，當時張弼士沒有在場，整個接待都是由首任總經理張成卿主持的。
張弼士哪裏去了呢？可不是一句話說得清楚的。他已由大清子民變成了民國的一位公民，一位不同凡響、為人矚目的公民。辛亥革命之後，他的政治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呢？
第二節
武昌起義突然發生，在“民主共和”的歡慶聲中，出現了極為可憂的混亂局勢。各省紛紛獨立後，群龍元首，各自為政。
革命才剛剛開始，以武漢為中心的“首義集團”和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集團就開始了二場爭奪領導權和中心地位的鬥爭。
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搶先電邀各省代表到武昌開會，研究臨時中央政府組織問題；上海軍政府都督陳其美聯合蘇浙鬱鬱款通電，聲言“上海一埠，為中外耳目所寄”，邀請各省代表到上海巽商組織臨時中央政府事宜。
江浙集團的實際幕後操縱者就是那位“狀元巨商”張謇。
張謇在南北對峙時，成為“通南北之郵”的中介人，在民初發揮著獨具的政治作用。革命黨人歡迎他從立憲派轉變為共和派，對他極為尊重，認為他不同於康有為、梁啟超，而且從未與革命黨人發生過直接衝突；袁世凱當然要籠絡這位極有人望的江南紳士，況且，他與張謇曾有過一夜的“洹上秘談”，兩人在政治上有某種默契。
張謇的政治態度直接影響著張弼士，這不僅因為這位“實業救國”的僑領早就是張謇的崇拜者，還因為張謇提出的平息鐵路風潮的建議非常契合張弼士的心願。張謇提議“政府承擔鐵路工程的空虧，全部收購商股”。這個建議使張弼士很是振奮，以為張謇不愧為民族資本的政治代言人。更何況，這時張弼士就在張謇的身邊。
——九一一年五月底，經由上海商務總會出麵，公推並由滬、津、穗、漢四大商埠商會同簽公函，敦請張謇人朝陳請組團赴美報聘（訪問）事宜“這裏的”穗即廣州，公推代表自然少不了張弼士。
張謇組團訪問美國，怎能將張弼士排除在外？所以，張弼士成為張謇的追隨者，實在是“天時、地利、人和”，都有其必然性。
張謇真誠地擁護“共和”；張弼士自然也為祖國“走向共和”而拱手相慶。
他並不留戀那個見麵總要叩首的“老佛爺”，她死後他加額以慶；他也不留戀那個大清的什麼法統，決不會在腦後留上一條小辮子。他早對西方的民主神往仰慕，自然希望自己的祖國也有一個保護工商業的政府，使他能夠完成“實業救國”的夙誌。所以，他也沉浸在革命的快意中。
現在的問題就是選擇誰做“共和”的領袖了。
張春卻放棄了孫中山而選擇了袁世凱。
在張謇眼裏，袁世凱是當時惟一的可以治國平天下的人物——盡管他是個梟雄。
袁世凱自甲午戰爭以後，就在天津小站練兵，庚子以後又當上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控製了北洋陸海軍，有著巨大的軍事實力。
在清廷遺田下來的舊官僚、舊軍隊體係的首腦人物中，袁世凱的頭腦比較靈活，喜歡追逐時髦。因此，他的知識結構比較近代化，屬於封建專製束縛較為寬鬆的半新半舊的人物。
袁世凱身體力行的天津新政卓有成效；在立憲運動興起的一九〇五年，他曾模仿日本人搞了個政治體製改革方案，興致勃勃地奏請實行責任內閣製度，被人告發，說他要奪“老佛爺”的權，險些掉了腦袋。這兩件事無疑都為他創造了根大的政治資本，直隸新政的輝煌業績為他贏得了很高的聲望，曇官放逐又使他具有離心傾向和取代清廷的正當理由。
另外，他還具有諸多開基創業大英雄的寨賦，強烈的野心使他能夠窺測時機，養精蓄銳，抓住機遇，奪取政權；精於權謀，善於揣摸他人心理的特點使他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能巧妙地利用縱橫搏閹之術，使自己立於不畋之地；富於變化的奸詐性格又使他具有特殊的迷惑性。
他俯首貼耳的忠誠模樣，贏得了慈禧的歡心；
他信誓旦旦的承諾，麻癖了革命黨人；
他的“統一”和“秩序”的保證，欺編了張春和整個資產階級。
就連孫中山先生，也在“漫遊燕晉齊魯”之後回到上海的十月（疃離開張裕公司不足兩月）發表了這樣的談話：
“革命起於南京，而北方影響尚細，故一切舊思想未能掃除淨盡。是以北方如二本舊曆，南方如一本新曆，必新舊並用，非具新思想、舊經驗、舊手段不可，而袁總統適足與之”。
“新舊並用”，這大約是“治世的法寶”，連孫中山先‘?：挖’艱認“袁總統適足當之”；張謇無奈選擇了這個以“一行叛”力紡生各色的奸雄，實在有其曆史必然性。袁世凱在“戊戌變法”吋，背叛廠維新派；在辛亥革命時，背叛了清王朝；在洪憲稱帝時，又背叛民國。一生靠著不斷地背叛，時時刻刻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張謇自然多次對張弼士說過自己對袁世凱的觀感，但張女士卻沒有想那麼多。他對袁世凱沒有惡感，相反，還有一種敬佩之情。
那還是在一九一〇年六月五日揭幕的南洋第一次勸業會上，直隸的展館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觀直隸別館，頗覺袁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畢竟與人不同？”
袁世凱辦理新政的才幹，令所有與會的企業家翹大拇指、張弼士是求實的實業家，自然對袁世凱沒有惡感。
張謇要竭盡全力擁戴袁世凱，張弼士自然願意打“順風旗”。
他很快成為民國政府的一位“恪盡職守”的公民。自然，身份有別於普通的公民；他接受了北洋政府賜予的諸多“光環”，有著不少的頭銜——
總統府顧問；
北洋政府農商部高等顧問；
南洋宣慰使；
華僑聯合會名譽會長；
約法會議議員。
——九一五年四月，張弼士又被袁世凱政府選為參政院參政，並賞給他二等嘉禾勳章。但是，他始終不是個“搖旗呐喊”的角色，他雖與張謇“過從甚密”，卻決不願充當“小嘍羅”。張謇後來成為袁世凱的忠實走卒，不僅為之出謀劃策，而且在袁賊一步步暴露稱帝野心時，還百般為之開脫，甚至在熊希齡上當辭去內閣總理職務時，還戀棧那個“農商總長”。在這一係列活動中，張弼士卻始終保持沉默，未對迭出的政治事件發表二點意見。
張謇為搞政治，頻建政黨，忽而是“統一黨”，忽而是“共和黨”，以之與“同盟會”、“國民黨”抗爭。張弼士卻從不肯邁人那些“門檻”。他什麼黨也不是，與張謇保持著距離。
張弼士知道，他是廣東人，沒在武漢設廠，所以不屬於武漢集團；他的事業也不在蘇浙，江浙集團也不會將他視若知己。他是“圈外人”，處在任何一個集團之外，何必卷人莫名其妙的鬥爭？
他隻是個商人，天下太平，走向“共和”，有很多事情要做。屬於自己的歲月已經不多，還是抓緊辦自己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