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抗戰前夕的毛澤東
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同時，還是詩人、書法家。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韶山衝一個農民家庭。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毛澤東加入湖南起義的新軍，1920年發起組織新民學會和俄羅斯研究會，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同年在湖南創建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領導長沙、安源等地工人運動。
領導秋收起義時的毛澤東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1923年6月，毛澤東出席中共三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1924年參與中共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活動。在國民黨一大、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任宣傳部代理部長。1926年主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11月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1927年到武漢任全國農地協會總幹事，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在此先後發表《中國社會各級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依靠農民同盟進行革命的主張，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標誌著毛澤東思想的萌芽。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槍杆子裏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在此次會議上，他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湘贛邊發動和領導秋收起義，建立工農革命軍第1師，後率部上井岡山，建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1928年4月，毛澤東率部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會師後，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任黨代表。5月，在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特委書記，後任中共第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6月，在中共六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在此期間的革命實踐中，毛澤東認真總結經驗，先後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創造性地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思想，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標誌著毛澤東思想開始形成。
從1930年12月到1933年2月，同朱德領導紅一方麵軍先後粉碎了國民黨的四次大規模軍事“圍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麵軍不得不退出蘇區，開始長征。1935年1月，在長征中，在貴州遵義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又於1935年12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1937年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2.全民族抗戰的爆發
1937年7月7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17日，盧溝橋事變後的第十天，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宣布：“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這對蔣介石來說，是一個大的進步。
1938年，毛澤東在抗大講演。對於蔣介石的宣告，毛澤東說：“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同時，他也清醒地看到蔣介石在對內政策上沒有提出任何改進措施，特別是沒有宣布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沒有改革舊的政治機構，沒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對中國共產黨仍不允許公開活動。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繼陷落。在日軍的進逼下，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共商國防問題。8月4日，毛澤東和張聞天又電請朱、周、葉到南京後代表中共提出對整個國防問題的建議，指出：“總的戰略方針暫時是攻勢防禦，應給進攻之敵以殲滅性的反攻，決不能是單純防禦。”
這時日本軍隊的大舉進攻上海，直接威脅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心髒地區和英、美等國的在華利益，使蔣介石感到不得不進行全國性的抵抗，否則自身的統治也難以保持，於是，在國共談判中表現出較多的合作願望。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來等同國民黨經過反複談判，終於達成協議：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主力紅軍充任戰略遊擊隊，執行側麵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製日軍大部並消滅一部的作戰任務。
這時，中共中央決定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會議。由於會議要討論軍事問題，吸收了前方主要將領參加，實際上成為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洛川會議是在8月22日至25日召開的。毛澤東在會上做了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的報告，並作了多次發言。
他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現在已經開始的政府抗戰，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但人民還沒有大規模地參加，這就成為現在的弱點與今後的任務——即全麵的全民族的抗戰。“我們的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持久戰的結果是中國勝利。”
毛澤東明確地提出紅軍在抗日戰爭現階段的戰略方針以遊擊戰爭為主。
關於國共關係，毛澤東指出現在統一戰線正在成熟中，但國民黨還在限製和破壞我們，我們是繼續有原則地讓步，即保持黨和紅軍的獨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決裂的方針。
在會上，毛澤東還提出，主力部隊開赴前線後，要留下一支部隊鞏固陝甘寧根據地，使它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的大本營。這支部隊稱為留守兵團，以後在保衛陝甘寧根據地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就在洛川會議的前一天，蔣介石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2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發布命令，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第八路軍下轄3個師：第115師，第120師，第129師。命令指出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揚十年鬥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鬥爭。紅軍經過改編立刻奔赴戰爭前線，去打擊日本侵略者。
9月25日，八路軍115師利用有利的時間和地形條件，集中兵力發動了平型關戰鬥，並取得了中國軍隊自抗戰以來的首次大捷。戰鬥前，毛澤東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機給敵以打擊、暫時不分散的意見。戰鬥勝利的喜訊傳到延安後，毛澤東十分高興，立即致電前方，慶賀這一勝利。在平型關戰鬥的基礎上，毛澤東又進一步明確地提出八路軍作戰的根本方針是爭取群眾，組織群眾的遊擊隊。在這個總方針下，實行有條件的集中作戰。
10月初，華北局勢進一步惡化。日軍占領保定，河北正麵戰場的抗戰基本結束。在側翼遭受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國民黨軍隊放棄雁門關至平型關的內長城防線，退守太原的北方門戶忻口。
10月6日在仔細研究華北戰局後，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要他們轉告山西軍事當局：敵人占領石家莊後，將向西麵進攻，因此龍泉關、娘子關兩點應集結重兵堅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勝利；在正麵忻口地區的守備和出擊中，出擊是主要的。並提出：八路軍115師、120師主力將擔任從東、西兩方破壞忻口地區日軍的側後縱深地區；129師主力或全部將使用於正太鐵路，發動群眾，配合娘子關守軍作戰。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八路軍第115師主力奪回平型關，並收複淶源、定縣等7座縣城，切斷了日軍從張家口經平型關到忻口的交通線。忻口前線日軍隻能主要靠空運來維持給養。第120師一度收複雁門關，伏擊日軍輜重部隊，截斷了從大同經雁門關到忻口的交通。第129師陳錫聯團又在10月19日乘黑夜突然襲擊陽明堡日軍機場，焚毀日機20餘架。日軍的機械化部隊的行動，依賴後方供給的程度很大。八路軍各部隊的行動，使日軍的後方補給線陷於半停頓狀態。
忻口戰役是抗戰初期華北戰場上作戰規模最大、戰鬥最激烈的一次戰役，該戰役將南下的日軍主力擋住了21天。這次戰役，也是抗戰初期國共兩黨領導的軍隊密切配合作戰最為成功的一次。由於國共雙方在這次戰役中誠意合作，取得了較好的戰果。
10月中旬，日軍主力占領石家莊後沿正太鐵路西進，包抄忻口的後方。28日，娘子關失守。31日，閻錫山下令放棄忻口。11月8日，太原失守。
3.敵後抗戰和《論持久戰》
太原失守後，華北戰局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退居次要地位，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敵後遊擊戰爭開始處於主導地位。
毛澤東敏銳地看清戰局的這種變化，立刻對八路軍下一步戰略行動相應的作出新的部署。
在南方，日軍占領北平、天津後，又集中兵力約28萬人，實行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加緊對上海、南京地區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國民黨當局在這個地區，指揮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在敵軍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犧牲。日軍原以為這次戰役很快就可結束，夢想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沒有料到在上海地區戰爭就持續了3個月。但是，以這種硬打硬拚式的單純防禦，來對付優勢裝備的日本強盜，中國軍隊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1937年11月12日，日軍攻陷上海。一個月後，12月13日，又占領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這使整個中國戰場上的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接著，日軍把作戰中心北移到津浦鐵路一線，企圖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線，同華北方麵南下的日軍會合。
3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常委會，再次研究八路軍在華北的工作。毛澤東在會上根據堅持長期作戰的要求，又提出在各區域建立新的遊擊兵團的主張。24日，毛澤東和劉少奇致電八路軍各部，提出組織遊擊兵團的具體任務。電報指出：為了在八路軍主力轉移至其他地區後，我黨仍能在統一戰線中有力地堅持與領導華北抗戰，必須立即組織以八路軍名義出現的遊擊兵團。這種以八路軍主力連隊為骨幹、吸收大批新戰士以組成若幹新支隊的做法，是適應全民族抗日戰爭實際情況的新主張。它使八路軍的隊伍能迅速壯大，而又能保持相當的戰鬥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38年春，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論持久戰》。1938年春，日軍采取南北對進的方針夾擊徐州，盡力打通津浦鐵路。為了執行這一計劃，華北日軍主力被抽調南下，造成河北、山東等平原地區兵力空虛，為已經在山區站穩了腳跟的八路軍向華北敵後更廣闊的地域發展帶來了機會。徐州地區正麵戰場在李宗仁指揮下進行的英勇抗擊，對華北敵後戰場的發展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毛澤東立刻調整部署，作出從華北山地進入到平原地區開展遊擊戰爭的重大決策。
1938年4月21日，毛澤東同張聞天、劉少奇向八路軍總部發出具有戰略意義的指示：“黨與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采取盡量擴大發展遊擊戰爭的方針，盡量發動最廣大的群眾走上公開的武裝抗日鬥爭。”
第二天，在山西前方的八路軍總部根據這個指示精神，立刻電令第129師主力和第115師344旅一部迅速從太行山區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鐵路沿線展開。不久，又令宋時輪、鄧華兩支隊組成八路軍第四縱隊挺進冀東、熱南、察東北創造抗日根據地。這樣，抗日遊擊戰爭在華北平原上逐步發展起來。
考慮到日軍占領徐州後將會進一步奪取武漢的形勢，毛澤東還對組建不久、已開始活躍在長江南北的新四軍的工作作出部署。
1938年2月15日，毛澤東致電項英、陳毅，指出新四軍應“力爭集中蘇浙皖邊發展遊擊戰。但在目前，最有利於發展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即以溧陽、溧水地區為中心，向著南京、鎮江、丹陽、金壇、宜興、長興、廣德線上之敵作戰，必能建立根據地，擴大新四軍基礎”。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對戰局下一步究竟會怎樣發展，黨內出現不同的認識。有的人一度估計日軍在打通津浦鐵路後將把主力轉向華北，肅清後方，遊擊戰爭將麵對空前嚴重的困難，不宜廣泛發展。這是一個重要時刻。如果領導人對局勢作出不正確的判斷，就會喪失時機，對八路軍、新四軍敵後抗日戰爭的發展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失。
毛澤東審時度勢，冷靜地指出：日軍主力轉向華北“這一步驟的到來將在稍後”。目前日軍進攻的目標是武漢、廣州。他由此得出結論：“華北遊擊戰爭還是廣泛開展的有利時機”。為了鉗製日軍向大西北的進攻，他提出應加重注意山東、熱河及綏遠大青山脈，並同意朱德、彭德懷提出的派李井泉率騎兵或步兵開創大青山根據地的意見。同時，為準備應付今後華北局勢可能到來的變化，毛澤東要求冀中、冀熱察等抗日根據地要注意鞏固現有武裝，做堅持長期遊擊戰爭的準備。
6月中旬，武漢會戰開始。針對國民黨當局采取的單純防禦的作戰部署和淞滬會戰時中國軍隊損失過大的教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各負責人，向他們提醒：“保衛武漢重在發動民眾，軍事則重在襲擊敵人之側後，遲滯敵進，爭取時間，務須避免不利的決戰。至事實上不可守時，不惜斷然放棄之。”電報中指出：如果中國軍隊在武漢會戰中再損失過大，將會增加各將領對蔣介石的不滿，投降派會起而乘之。
日軍向武漢大舉進攻時，驕橫不可一世，且後方空虛又疏於戒備。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這年11月下旬，八路軍各部主力向河北、山東的平原地區大規模進軍：第129師主力進入冀南，第120師主力進入冀中，第115師師部率第343旅進入冀魯豫地區和山東，開辟新的根據地。這也是對正麵戰場上友軍作戰的配合和支援。到這年年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獲得蓬勃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在同日軍1600多次交戰中共殲敵5.4萬人。八路軍發展到15.6萬人，新四軍發展到2.5萬人，一大批敵後抗日根據地創建起來了。
到徐州失守時，抗日戰爭已進行了整整10個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繼淪陷，飽受戰爭之苦的中國人民天天在渴望戰爭的早日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怎麼樣？中國能不能取得勝利？怎樣才能取得勝利？對這些問題，許多人還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觀點在兩部分人中激烈交鋒。
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對堅持長期抗戰是十分不利的。毛澤東深感有必要對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做個總結性的解釋”，並在全黨乃至全國範圍內“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
毛澤東“一貫估計中日戰爭是持久戰”。1936年7月，他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就已提出堅持持久抗戰的各項方針。抗戰初期，當中國軍隊連連失利時，他始終認為：“最後勝負要在持久戰中去解決。”到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從5月26日至6月3日，他又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這是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最重要的軍事論著，回答了困擾人們思想的種種問題，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日本是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但它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國力雖然比較弱，但它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又有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戰爭力量雖強，但它是一個小國，軍力、財力都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而中國是一個大國，地大人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日本的侵略行為損害並威脅其他國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國際的同情與援助；而中國的反侵略戰爭能獲得世界上廣泛的支持與同情。因此說中國既不會速勝也不會亡國。而是對日戰爭的持久戰。
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大作《論持久戰》的報告。毛澤東指出：這場持久戰將經過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毛澤東著重指出，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敵強我弱形勢“轉變的樞紐”。毛澤東強調“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的是遊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是遊擊戰爭能夠勝利”。
為了實現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毛澤東還提出一套具體的戰略方針。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中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第三階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毛澤東特別強調遊擊戰爭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重大意義，他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對它作了更全麵、詳盡的論述。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還強調了“兵民是勝利之本”。他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隻要動員了全國老百姓，就會造成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動力因素。
4.反摩擦鬥爭
1938年10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一個以戰略相持為特點的新階段。日本、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麵的力量和相互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日本在武漢和廣州戰役中幾乎傾注了全力。進攻武漢動用的兵力達14個師團，進攻廣州也用了3個師團，共占當時日本陸軍總兵力的半數。這是自盧溝橋事變一年多來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對兩地的進攻幾乎集中在同一個時間內舉行，反映出他們力圖“速戰速決”，以擺脫長期作戰帶來的嚴重困境，但結果並沒有達到目的。他們對華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幾乎已達到極限，已無法繼續保持原有的進攻勢頭，不得不陷入他們極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狀態，把重點轉向鞏固已有的占領區，以期“以戰養戰”，並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誘降。
國民黨的政治中心，這時已遷到重慶。隨著局勢的變化，國民黨最高當局的不同集團分別出現新的重要政治動向。
一向宣傳民族失敗主義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突然從重慶跑到越南河內，在12月29日發出所謂“豔電”，公開響應日本首相近衛仲發表的《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的聲明，主張停止抗戰，對日求和，徹底暴露了其賣國乞降的真麵目。
在此階段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認為，日本軍事進攻的威脅已較原來大大減輕，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遊擊戰爭在敵後卻不斷發展壯大，這使他憂心忡忡。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汪精衛叛逃事件。毛澤東在會上說：“蔣介石近來在軍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動上的表現是進步的，但在進步中更要限製我們。蔣之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摩擦增加。”他提出：“我黨對目前事件的方針是‘擁蔣反汪’。”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致電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希望推動國民黨向好的方麵發展。
但是，事情並沒有如中國共產黨所期望的那樣來發展。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蔣介石雖然在開幕詞中談到現在是第二期抗戰開始的時候，談到要抗戰到底，不能半途而廢，但他把抗戰到底解釋為隻恢複到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更嚴重的是，會上原則通過要限製異黨活動。會議通過的《關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中寫道：“今後，本黨應力求革命理論之領導”，“而使違反主義之思想無從流布於社會，而於戰區及敵人後方，尤應特別注意”。這些話，矛頭顯然都是指向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黨五中全會，成為抗戰期間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點。
隨著國民黨《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的頒布，國內政治形勢一天天惡化。在河北、山東、陝甘寧邊區等地，國民黨內的頑固派不斷製造同八路軍的軍事摩擦，事件層出不窮，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斷傳來。事態越來越嚴重。一味退讓，隻能使對方更加得寸進尺，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因此，毛澤東在這年年初已經提出反摩擦的問題。他說：大革命的“亡黨之痛”提醒我們，“要國民黨進步，沒鬥爭是不行的”。他還在內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但在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在行動上仍采取十分克製的態度。
可是，國民黨頑固派卻視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克製態度為軟弱可欺。反共摩擦事件變本加厲，愈演愈烈。
麵對步步進逼的這種逆流，中國共產黨人已無法繼續退讓，否則，敵後抗戰的成果會重新喪失，抗戰大局會遭到嚴重破壞。
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反對投降問題的報告。他指出：抗戰是一定要堅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鞏固發展的。國民黨存在投降與繼續抗戰的兩種可能性，中國共產黨要從壞的可能性作準備，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沒有準備。“全黨努力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並準備輿論，準備群眾，隨時可以對付事變——各種意料之外的襲擊，各種大小事變。”但他還是強調：“積極幫助蔣與督促蔣向好的一邊走，仍然是我們的方針”。
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由毛澤東、博古改定的《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宣言》中明確地提出了三條中心口號：“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
八路軍被迫進行還擊的第一個目標，從粉碎張蔭梧的進攻開始。
8月上旬，趁八路軍在艱苦環境中同圍攻根據地的日軍進行生死搏鬥時，張蔭梧兩次從背後襲擊八路軍，殺害八路軍工作人員。八路軍在反擊中繳獲張蔭梧部下勾結日軍共同向八路軍進攻的密信。這種狀況已使人忍無可忍。8月15日，朱德和彭德懷聯名致電劉伯承等並報毛澤東、王稼祥，提出對河北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的方針和部署，指出：對張蔭梧這樣的頑固分子要加以打擊並全部殲滅之。這個意見得到中共中央的批準。劉伯承接電後，在8月24日一舉將張蔭梧部大部殲滅，27日又全殲他的殘部，共殲4500人，張蔭梧隻身逃跑。不久，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將張蔭梧撤職查辦。這對國民黨內頑固派的反共活動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正當中國國內摩擦迭起的時候，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動。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在先後占領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後，又向波蘭大舉進攻。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
9月7日，《新華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所寫的社論《國際新形勢與我國抗戰》。社論中說：帝國主義戰爭擴大這一新的國際形勢可能對中國抗戰產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響。
到這年快要結束的時候，國內的政治局勢越來越壞，國民黨反動派磨刀霍霍，到處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蔣介石越來越傾向於用軍事手段向中國共產黨進攻。11月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共產黨之跋扈囂張，全無國家民族觀念，隻知乘機擴張勢力，今後必益加甚。叛亂之期，當不在遠。”實際上是，蔣介石使用軍事手段向共產黨進攻的日期“當不在遠”了。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實際上確定了要以軍事反共來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針，並製定《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日益惡化的形勢使毛澤東十分焦慮。
1943年8月18日，在林南戰役中向偽軍發起衝鋒的八路軍。他清醒地看到：一場共產黨人原來不希望看到的相當規模的武裝衝突也許已難以避免。11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出席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及華北地區鬥爭情況的彙報。彙報中談到在當時國內外形勢影響下，大資產階級發生了嚴重的動搖，但在重慶的中產階級，包括一些國民黨元老卻反對內戰，“他們表現很活躍，敢於講話”。在華北堅持抗戰的國民黨將領也發出“再打內戰就完了”的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