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中國，是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在全世界範圍，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聯合作戰共同擊敗法西斯60周年。為了喚起人們永遠牢記這來之不易的勝利及其偉大意義，在我90歲誕辰到來之際，謹以我從1937年到1945年間在中國戰場上寫的通訊報道和回憶為基礎，重新編寫成這本書，作為我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一點貢獻。
我1915年4月20日生於波蘭，1917年隨父母移居中國，1920年前生活在哈爾濱。在那裏，我接受了一生中惟一的一點俄語教育。1920年，我們家遷往天津，我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天津度過的。在天津，我生活了18年—受到了當時所能受到的學校教育，人也長大了。在哈爾濱，我們的世界是俄國式的，在天津，則主要是英美式的。因此英語成了我最擅長的、最便於表達的語言。這是因為我念書的學校裏沒有中文課程。盡管我在年輕時沒有人教我中文並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半殖民地環境的多種影響，但我父母的進步傳統對這些影響起了抵製的作用，對我的世界觀起了引導的作用，使我沒有為這些影響所湮沒。同時，我同中國的現實日益接近。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國的東北，使我受到震撼，這時我已16歲半並已開始工作。
從記事起，我就想當一名記者。長大後果然如願以償。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報》開始從事新聞工作。1933年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結識，很快便開始為斯諾夫婦創辦的《民主》月刊寫稿，接著又成了這家刊物的編委會成員。那時我剛滿22歲。1937年7月底，日本人占領了北平（後來改稱北京），《民主》月刊也隨即被扼殺。我也在那一年起任美國合眾社記者……
我是在中國長大的，我的記者生涯是從中國開始的。當了記者後，我自己的興趣便逐漸地，然而是決定性地轉移到中國的事件與發展趨勢上來，在以後的數十年中，中國實際上成為我寫作的惟一主題。命運注定我與中國有不解之緣。
就在我初任記者不久的1935年冬天，麵臨嚴重的民族存亡危機的中國大地上，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愛國運動。我目睹了它的發展過程，還通過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諾了解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情況，得到了一些解放區的消息。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首名為《義勇軍進行曲》的戰歌，響徹中國大地，也震撼了我這個年輕的外國記者的心。1937年，中國進入全麵抗戰。那時候我的家在天津，我的父母在那裏已經住了20多年，他們不願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統治之下，要移居美國。我何去何從呢？我決定留在中國。我還是小孩的時候就來到了中國，但那是身不由己，而這次我決定留下來，卻是心甘情願的。我深信中國最後會贏得這場戰爭，我想用記者之筆記錄下這個過程。在天津附近的港口塘沽的輪船上，我看到許多滿載日本兵的登陸艦正在靠岸。當時我想：“現在你們翹著尾巴來了，但我要留下來看你們夾著尾巴回去。”
現在回想起來，作為一個外國人，我那時決定投身於中國人民的事業，特別是抗日鬥爭，是有其根源的。這就是我參加反對妄圖把世界拉回黑暗時代的法西斯的鬥爭的決心。因為有這個決心，即使那時我不在中國，而是在歐洲或別的什麼地方，同樣的動機和決心也會使我參加那裏的反法西斯鬥爭。事實是，當時我住在中國。從一開始我就意識到，中國的抗日戰爭在國際反法西斯鬥爭中占有獨特的地位；支持和參加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就是對國際反法西斯鬥爭的實際貢獻。而且我堅信，這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在經曆的一個世紀的屈辱的失敗之後的奮起抗爭，是決不會再失敗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線多了這一股力量，勝利將更有把握。
我見證了中國這場反抗日本侵略戰爭的全過程。在北平，我聽到了盧溝橋的槍聲—1937的“七七事變”標誌著中國開始了全麵抗戰。但是不久北平就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也相繼陷落。在這些大城市的爭奪過程中，我無一例外地看到了日本兵慘絕人寰的暴行，到現在想起來還令我不寒而栗，特別是他們在南京實施的大屠殺。在戰爭過程中，我也看到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戰爭開始之後，我先是告別了北平、天津，來到了南京。接著又到了武漢。在武漢，我看到過統一戰線輝煌的日子—它給整個民族帶來了希望，甚至國民黨中的主張抗日的人士也感受到了這種希望。在南京和武漢，我第一次接觸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周恩來領導的八路軍辦事處實際上是共產黨戰時與國民黨打交道的全權機構。（需要說明的是，一些對中國現代史了解甚少的人，可能一下子還不能知道這些黨派和軍隊是怎麼回事，這不要緊，隻要耐下心來繼續下去，都能在這本書中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