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公元249年）
光祿大夫徐邈卒。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嚐著書稱邈曰：“徐公誌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
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毓之子也。
光祿大夫徐邈是年去世，享年七十八歲。
徐邈是三朝元老了，當年曹操禁酒，徐邈經常沉醉被曹操罷官。到曹丕時複起，任涼州刺史，徐邈在任上，抵禦諸葛亮的侵擾，把境內治理得非常好，是一個頗有作為、關愛百姓的好官。
晚年時徐邈調回朝廷，在群僚中頗有威信。後來要升他做司空，徐邈固辭：“司空位列三公，是國家討論大事的職位。沒有合適的人就讓它空著，怎麼可以讓我這個老頭子充數呢？”
徐邈回到朝廷的時候，正是曹爽和司馬懿兩派勢力角逐的時候，徐邈應該是“第三方”勢力，既未附爽（曹爽也未必懂得尊重和使用徐邈這樣的老臣），也不會和司馬懿走得太近。徐邈死後，司馬懿以三公之禮葬之，這個時期禮遇老臣，在政治上是劃算的，肯定會收回讚譽和聲望。
魏晉時期，講究月旦人物，誇人的時候都舍得用形容詞，所以盧欽（盧植之孫，盧毓之子）評價徐邈什麼“誌高行潔，才博氣猛”之類的話，我們不必太認真，不過他舉的兩個細節，我覺得有點意思。
盧欽說徐邈在毛玠（孝先）、崔琰（季珪）主管中組部、中紀委的時候，他們崇尚艱苦樸素，所以很多官員為了“與時俱進”，不得不穿布衣，不得不乘夏利車。但那個時候，徐邈依然故我，當時顯得他很奢侈；後來，世道越來越奢靡了，開上奔馳、寶馬了，發動機不是八個缸都不好意思見人，徐邈依然故我，這時又顯得他很窮酸。
徐邈一直保持著“雅尚自若”的風度，這無形中具有了矯正時弊的典型價值。司馬光在《資治通鑒》特意把徐邈的事拿出來說說，意思也在這裏。
儒家講教化，所以特別強調節厲風俗，不過在那個時候，精神文明建設都是在官場進行，不大騷擾老百姓。這倒不是說官家對老百姓的道德風尚特別放心，也不是強調領導幹部嚴於律己，主要是老百姓當時都處於普遍的貧困狀態，大家都吃糠咽菜，最奢侈也不過是來個純玉米麵窩頭（當時應該還沒有玉米，打個比方），所以和老百姓提倡建設節約型社會，等於脫了褲子放屁。上德如風，道德這碼事本來就是要求官老爺的，節約鬧革命也隻能從皇家貴族以及官僚們做起。漢武帝時期，出了個布衣宰相公孫弘，這位老兄雖然有些矯偽，但一身布衣也確實為讀書人入仕確立了一個形象標準，所以後世一說官場風俗都是從衣服車馬（包括轎子）抓起。
就像每種宗教都有“戒律派”和“寬鬆派”，包括丐幫都有“汙衣”、“淨衣”之別。儒家士大夫也有兩種，一種是先天下之憂而憂，艱苦樸素，和普通勞動人民保持一致；一種則是講究漢官威儀。曆朝曆代，立國開疆之初，大多是質樸無華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生活會越來越精致，也會越來越奢靡。宋朝的淨衣派蘇軾父子和汙衣派王安石，恐怕不僅是政見不同，生活方式和生活趣味也大不同。徐邈代表的是一種執中守常的價值尺度，這一點也為蘇軾欣賞。蘇軾在《滕縣公堂記》一文裏，強調了精英價值觀，他認為每個人“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樸野不足不如吾童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遊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意思就是大家出來做官，如果吃的用的住的和民工一樣，那還那麼努力幹什麼？
是用毛玠那樣“矯枉過正”的方式保持官場的清廉風尚，還是讓徐邈這樣自然居中的“中產階級”價值觀成為主流，道德風俗怎麼建立在人之常情之上，不左不右，確實是一個古往今來都不好拿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