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著者與至友王義、魯忠翔兩先生深覺中國回教文化思想有發展之必要，乃共同商議具體辦法，曾作下列各項主張之宣言：
（1）以邏輯方法整理回教經典並予以新解釋，以發展為一種精密之理論係統；
（2）介紹世界思潮，使教徒明了現代思想趨勢及認識曆來各大思想家之平生及其理論，以為研究宗教問題之參考；
（3）以回教精神貫徹一切社會事業，宗教家之眼光不應關閉於宗教範圍之內，而應插足於整個社會之中；
（4）中國回教徒為中國之國民，而中國人自有中國人之風俗禮節，如此種風俗禮節不違教規者則中國回教徒應從其國俗。吾人不願以阿拉伯或波斯風俗代替中國風俗，但願真正之回教精神改善中國原有不合理之俗習；
（5）灌輸中國回教有誌青年以最新之知識，以最有效之教育方法，造成將來領導回教徒之師資；
（6）統一全國回教團體，訂定整個回教經濟之具體計劃，以輔助中國一切回教社會文化事業之發展；
（7）宗教家應富於科學精神，所謂科學精神即免除固執之心理，保持寬容之態度，以接受一切合理之見解。回教應培植科學人材，以為發展一切宗教事業之基礎；
（8）以優美之文藝輔助宗教情緒。
總之，吾等欲於真美善三方麵發揚中國回教之文化思想，惟當時雖有少數有識之士認此為當前急務，然以時機尚早，未得一般教友之同情，卒至事與願違，無能為力。孰意於三年後之今日，教外學者如顧頡剛先生，教內學者如白壽彝先生等，先後為中國回教之文化事業呼籲。顧先生認為中國回教文化運動已至一新階段，惟此新階段應包括下列四點：
（1）對於回教根本教義及重要教法，須有理論上之闡發；
（2）凡回教曆史上關於阿拉伯文化與中國文化之媒合，以及回教徒與非回教徒之無真正種族區別，須予以事實之說明，使教內外人士均有普遍之認識；
（3）須大量而精細地翻譯及整理回文典籍，予中國學術界以一新鮮之刺激；
（4）對於西亞細亞諸回教國家須有密切之聯絡及切實之了解，使其彼此文化之關係而成為保持我國西陲國防之重要因素。
顧先生又指出回教在此運動之過程中有三種缺陷：
（1）各方努力之不集中——如小型刊物雖多，然無一規模較大，人力財力較厚，內容較充實之雜誌；各地回教小學無一集中之統屬機關；高級學校共同研究之組織；
（2）各種活動之缺乏現代性——回教徒發表之文字與言論中學術研究與宗教情緒每易牽混一起；在高級學校之課程編製與將來計劃中所列課業似未能融化於世界知識之領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