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多年來，隻要我知道他來上海的消息，總會找機會去見他。有一次我還是中午時頭頂驕陽，騎著破自行車，從虹口區騎到虹橋路去看他，我自認為是我是大陸少數真正理解他的思想的學者之一，也是從他那裏得到思想啟示與人格感召的受惠者。此後，雖然每次見到他，也還是能談得很投機，不過他再也不托我做任何事情了。
至於那位美國教授，說了些什麼話，我並不清楚，隻是我覺得他肯定誤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思想史不能解釋全部曆史，這話並沒有錯，正如經濟史不能解釋全部曆史一樣。但這位美國學者卻把我的話解釋為我對林先生的學問不以為然，而且，他把自己的誤解傳給林先生，確實也不合適。現在已經過去了二十年，由於林先生從來沒有主動向我提起這件事，由我再主動向林先生去解釋，也太突兀，反而有些不自然了。
後來他來華東師大講學，我從華師大思勉網上得知他的講課時間與地點後，特別去聽他講演。不過他的表達仍然令許多人不知其所以然，盡管在座聽講的研究生們估計沒有幾個人聽懂他說什麼，但由於他名聲實在大，大家仍然認真地聽，對他十分敬重，大家都覺得聽不懂他講的微言大義，都是自己的問題。講演快結束時，有一個學生用一種很自信的口氣，問了一個很淺的問題，這說明發問人並沒有聽懂林先生說的內容，林先生當時就有點不高興了。我自信我還是懂了他的意思，於是再問了他另一個問題，他就很認真地投入到回答我的問題中去了，把剛才那個學生忘記了。
中餐時，我自然加入了許紀霖做東的招待林先生的餐會，餐桌上的林先生講話特別有意思，可以說是妙趣橫生，字字璣珠，令人回味無窮，與剛才講演的枯澀完全不同。
他說，費正清是“帝國主義者”，有白種人的優越感，自以為很了解中國，但對中國並沒有深入了解的興趣，費正清有很強的行政組織能力，但學術上不行，總是用自己的一套固定想法來套中國，他說，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費正清的“文革”與毛澤東現象會做出如此皮毛的錯誤的判斷。
他說到哈佛大學的史華茲教授，說史華茲是真正的中國學大師，談起話來似乎總是不著邊，頗有點神龍見首不見尾，往往說到一句最重要的話時，隻說了一半，再也不說下去了，如同猜謎一樣讓人回味。
我說，你今天的講演好像也是這樣，你說的有些話，很多人都沒有聽明白，例如，今天你講的最重要一句話，也隻講了一半，這句話就是“儒家的道統本身也肯定君權至尊”。如果你再講下去，就應該得出結論說，“所以在儒家道統中，君統與道統並不是兩元的。道統層級低於君統”。但你並沒有說。
他還說了一句對我很有啟示的話，他說，其實，人們在運用演繹法時，演繹法本身還是受主體固有觀念的支配，並沒有純粹的客觀的邏輯演繹。他的意思是，人們自以為按客觀的形式邏輯在推導，但潛意識裏仍然是受自己的主觀心態的支配。這也是我過去從來沒有想到過的。這樣的話他還說了許多。
我對西方人對中國的研究一般不太有興致，總覺得洋人講的不是太膚淺就是不著邊際，一般講演也很少有興味去聽。但林先生的講演，三十年來，隻要我知道，我總會去聽，他的思想始終對我有吸引力。
與高人聊天你會時時感到有所收獲與啟示。林先生身上始終有一種人格魅力。一種夾雜著書生氣、率真、自然、睿智、學識，一種北方官話特有的直白質樸，林毓生說話有時似乎很衝人，但卻沒有一絲一毫的虛偽。你會把這些都當作書生本色，記得就在這次餐桌上，他毫不掩飾對某位台灣知名學者的學術貢獻的不以為然，他為台灣“中研院”沒有接納此學者為院士而感覺到很滿意，滿意到甚至很興奮的地步。即使他說話很衝，你也會知道這也是他的真性情與魅力所在。
（本文原載2014年7月《讀書》雜誌）
我們時代最需要本土思想家——讀李澤厚的談話錄
思想家需要一些特殊的素質，那就是思辨能力之外，還必須具備觸類旁通的聯想能力，特殊時代的問題意識、洞察力、悟性，甚至還需要一點浪漫情懷與真性情，而所有這些稟賦要同時結合起來，可以想象這樣的人是多麼罕見。
我最喜歡讀思想家的人生談話錄。我總覺得，思想家的傳世名著，如同杜鵑啼血，而他的談話錄，卻如同山中的清泉，在青石之間，輕鬆地、不經意地、鮮活地流淌著。我們當年讀過《歌德談話錄》就會有這樣的體會。李澤厚先生的這本小小的談話錄，也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