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鄭板橋卻又不是昏官斷案，一意孤行。他斷得巧妙而且風趣。私鹽販是按富商的要求枷號到他門前的，釋放也是富商再三請求的。這樣富商沒有什麼把柄可抓，別人也不得不佩服。僧尼通奸，他先讓其“還俗”再結婚，因為“還俗”後，就不存在犯清規的問題，兩個普通青年男女，相互喜歡而結婚，就不再是通奸了。
看似糊塗，實則聰明。天理、人情、國法樣樣兼顧，是何等高明的處世守身之道！這種斷案方式既不同於昏官斷案，也不同於一般清官的執法不阿。這正是鄭板橋聰明而糊塗之處。
“難得糊塗”和“吃虧是福”這兩則橫額都寫於濰縣任上，是鄭板橋經過宦海浮沉和人情翻覆後的深入思考而作的人生觀念、處世方法的調整。他這個“極聰明”的人，竭盡肝膽“為報君王”和“關心民瘼’、“疾苦”的人，反思自己的生活道路、成敗得失，總結出了為人處世的大智慧。
其實早在鄭板橋明確提出“難得糊塗”前，古人就深諳糊塗的妙用。北宋初年的一天，宋太祖趙匡胤在宮中大宴群臣，席間有兩位大臣喝醉了酒，竟然在太祖麵前論起功來。兩人越比越起勁，越比越不服氣，最後居然連基本的君臣禮節都顧不上了，公然在太祖麵前互相斥責、互相謾罵，不把對方甚至太祖放在眼裏。其他出席宴會的官員見狀，紛紛奏請宋太祖，要求將他們二人送交有司治罪。宋太祖不動聲色，僅說了句“他們都喝醉了”，便派人把他們二人送回府去。
第二天，二人酒醒，想起了昨日之事，頓時嚇得魂不附體，渾身直冒冷汗。如果太祖深究起來，他們二人的下場就可想而知了。二人一起來到宋太祖前負荊請罪，孰料太祖竟微笑著說：“朕也喝醉了，記不起這件事了。”兩位大臣心裏也十分明白這是太祖有意給他們留了一條後路，不想因為他們一時的酒後失態而治他們的罪。兩位大臣從心底裏感激太祖的寬厚仁慈，惶恐謝恩。
對君主有所不敬，如果在正常情況下嚴懲他們是理所當然的，別人也無話可說。但他們的舉動是在酒醉這一特殊條件下出現的，並不是故意而為之。況且二人都是為大宋江山立下過汗馬功勞的元老重臣，如果僅僅因為喝醉了酒在太祖麵前一時失態就治其罪，在情理上也說不過去，也會讓其他大臣寒心，對於君臣之間融洽關係的培養是極為不利的。
但如果明知其有不敬之罪，居然裝聾作啞不聞不問，也就會有失帝王和朝廷的尊嚴。長此以往，還有誰會把帝王和朝廷放在眼裏？無力統禦臣子的帝王又怎麼能夠統治整個國家。
所以，在明知其罪的前提下，宋太祖就處於這樣一個兩難的尷尬境地：處罰他們，會有傷君臣關係，而且於情理上也說不過去；免於追究則又有失天子的威儀。
聰明的宋太祖巧妙地運用“糊塗”破解了這個難題，“朕亦醉矣”，既無損於廷威，又有助於樹立太祖在臣子心目中的寬厚、仁慈、睿智的形象，可謂一舉兩得，把二者必損其一的壞事變成兩者都能夠得到保全的好事情。
但對於這種權變術的使用，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如果過了頭就是縱容，就會姑息養奸。
首先，要弄清楚它的適用範圍，超過了其應用範圍仍然生搬硬套就必然會弄巧成拙。“糊塗”的使用僅僅限於對一些非根本性、非原則性的問題。也就是說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
其次，屬下是無意中犯的過失，不是有意的。
再次，屬下要有一個清醒的認罪態度。對於犯有過失的人免於處罰，這是領導者寬懷大度的表現。但如果屬下不對自己的過失進行認真地反思，深刻地檢討，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犯，那就是屢教不改，是故意為之，這樣的人一定要嚴懲不貸。
“難得糊塗”這一名言之所以備受人們的青睞，那是因為並非真的糊塗，而是“大拙”之中藏有“大巧”，“大愚”之中藏有“大智”。當領導要難得糊塗，在有些問題上，“糊塗”一點，進可攻，退可守，處理問題便可遊刃有餘。
不過，所謂“糊塗”是裝糊塗，大智若愚的精辟之處不在“愚”而在“若”字。令自己處於“不知道”的位置，隻不過是為了今後處理事情更加方便，但這樣不是說自己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裝糊塗”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推卸責任，而是為了應變，掌握和調整決策的主動權。若要推卸責任，撒手不管豈不是更好？另外，我們的領導者也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都裝糊塗，對事關事業發展存亡的重大事情，決不能裝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