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以其特有的方式突然爆發了。
事變的消息剛一傳出，南京當局便在親日派分子的操縱下，立即對西安實行了全麵封鎖，並調兵遣將，全力組織“討伐軍”，搶占潼關，進逼渭、華一線，企圖用武力將這次事變鎮壓下去。一時間，西北上空戰雲密布，交通為之隔絕，電訊因之中斷，事變的真情無法達於外界，而南京當局則開動一切輿論工具，肆意歪曲事變真相。形勢異常微妙、複雜，大部分國人頓時陷入無可適從之中。
然而，就在此時此刻，卻有一位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外國記者，憑著特有的新聞敏感和對事業的執著追求，以非凡的勇氣和探索精神，不畏艱險，輾轉千裏，曆經坎坷，終於來到西安，成為事變後唯一進入西安，且逗留時間最長的外國記者，為揭示西安事變的真相，傳播真理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他，就是當時的英國記者，新西蘭人詹姆斯·門羅·貝特蘭。
詹姆斯·門羅·貝特蘭，新西蘭維多利亞大學教授，1910年8月11日出生於奧克蘭一個牧師家庭；1932年在新西蘭大學附屬奧克蘭學院獲文學碩士學位；1935年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1936年初，他榮獲牛津大學羅茲遠東研究獎學金，來華在燕京大學進修中文和研究遠東政治，並兼任英國數家報紙的駐華特約記者。在燕大期間，他和黃華、張兆麟等愛國學生領袖曾同居一室，與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的斯諾夫婦結成了密友。在中國的耳聞目睹，使他對政府的腐敗和人民大眾的貧困有了深刻的認識，因而對中國各階層群眾為反對外來侵略，反抗黑暗統治而掀起的民主鬥爭深為同情。
西安事變發生當天，貝特蘭參加了北平學生發起的“一二·一二”抗日大示威，於當晚便獲悉了事變的消息。他立刻把這一情況告訴了斯諾夫婦，極其渴望能夠去實地考察一番。三天之後，因在蔣介石訪問西安時，在王曲軍校大會上公開大肆抨擊蔣介石的“賣國政策”而被迫逃亡在外的東北軍少壯派領袖之一苗劍秋，秘密拜訪了斯諾夫婦，想請斯諾陪同他一道返回西安。由於斯諾當時剛從延安訪問歸來，正在忙於寫作《西行漫記》一書，無暇脫身，其夫人海倫·斯諾便提議由貝特蘭替代。但苗劍秋對貝特蘭並不了解，感到不大放心，堅持要海倫·斯諾為他“擔保”。隻是在後來漫長而艱險的旅途中，他倆才逐漸加深了解；結成了患難之交。
貝特蘭的西安之行光途中就走了11天。大約從12月16日下午從北京乘火車出發，直到12月27日方抵達。是時蔣介石已於兩天前在張學良的陪同下離去。一路上，苗劍秋給他詳細講述了東北軍和張學良的全部經曆，從而使他對導致西安事變爆發的前因有了一個深刻的認識。而到西安後的當晚與參與策劃並直接參加扣蔣行動的另外兩個東北軍少壯派核心人物——張學良的秘書長應德田和衛隊營營長孫銘久的徹夜長談，則使他對事變的全部經過有了充分的了解。從而認識到，他原先認為的“隨著放蔣，一切都算完結了”的想法“現在看來是多麼的錯誤”。因而確信，“這次運動必將繼續下去”。“一個洶湧壯闊的民族運動勢將橫掃全中國。”
貝特蘭在西安共逗留了43天。在此期間，他抓緊時間實地考察了事變發生的各個現場，廣泛采訪了與事變有關的各階層人士。西安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使貝特蘭興奮不已，他滿腔熱情地投身到西安以後的曆次大規模群眾運動中，到處做演講，發表演說，參加對事變的宣傳工作，並與史沫特萊一道，主持了西安電台的對外廣播。他的這些做法，引起了英國駐華使館和某些外國社團人士的強烈不滿，個別教士甚至對他當麵發布“禁令”。1月中旬後，局勢日趨緊張，在個別反動教士的煽動下，外國人紛紛逃離西安，英、美等國使館也派人來安排撤離事宜。但貝特蘭毫不動搖，依然我行我素，直到南京部隊全麵接管西安的前一天——2月7日才決定乘午夜的第一班列車離去。在受到嚴密封鎖，戰爭隨時都有可能爆發，物質生活條件極差的西安度過這麼長一段時間，這對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各方麵都相當優越的外國青年來說，是多麼難能可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