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涼州棄守的爭論
東漢中後期，國勢衰微，內憂外患頻至，中原各地的農民武裝反抗日趨激烈，涼州有一波接一波的以羌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武裝反抗。在這種情況下，對涼州是棄還是守，就成為朝廷內部爭論的焦點，爭論的實質，是涼州在王朝安全和政治上的地位問題。
（一）關於涼州棄守的第一次爭論
關於涼州棄守的第一次爭論，肇端於第一次羌族武裝反抗剛剛開始之時。永初元年（107年），涼州先零種羌反叛，朝廷派遣車騎將軍鄧騭前去征討。此時因犯法正在獄中服刑的龐參，指使其子龐俊上書，以軍事行動及與之有關的征發和徭役嚴重影響百姓農業生產和生活為由，建議“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暫時放棄涼州，待朝廷軍隊養精蓄銳後，再發動出其不意的攻擊，平定羌亂。這是暫時放棄涼州的最早言論。
正巧，此時禦史中丞樊準以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舉薦他，於是朝廷將龐參從獄中直接擢任為謁者，委派其督導三輔軍屯，將鄧騭征還。可能是羌族的武裝反抗還沒引起朝廷足夠重視的緣故，龐參的上書並沒有引發爭論。
永初四年（110年）春，羌族武裝反抗轉盛，兵費劇增，官軍連吃敗仗，而且連年遭受自然災害，糧價大漲，天災人禍嚴重。龐參專門就此事上書鄧騭。
大將軍鄧騭因為征羌以來國家財政耗費過大，無法支撐，想聽從龐參的意見，放棄涼州，以全力對付北邊的匈奴人。於是召集朝臣商議。鄧騭說：“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朝中公卿異口同聲地表示同意。
郎中虞詡聽說此事之後，力排眾議，從國家全局戰略的高度分析，認為不可棄涼州。他對太尉張禹說：
……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虞詡指出，先帝開疆拓土，費盡心機，才奠定了河西四郡的大致格局。當前不能僅僅因為軍費不足，就放棄涼州。他特別明確指出，在國家安全形勢中，涼州與三輔為相互依存的關係，棄涼州則三輔難保，三輔被羌人占有，漢朝皇帝的祖陵就要棄之域外，作為漢室子孫，何能容忍？況且涼州曆來是出將才的地方，百姓義無反顧地為保衛家鄉而戰。羌人之所以不敢占有三輔，就是因為畏懼涼州百姓在背後攻擊。現在如果要強迫涼州百姓遷往三輔，很可能會激起他們造反，那樣，朝廷費再大的代價也將無法平定。太尉張禹聽到虞詡的意見，感到思慮很深，說：“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虞詡建議道，現在涼州擾動，人心不安，我私下非常害怕出現意料不到的變亂。現在安定人心的最好辦法，就是要求朝廷各衙門都征召幾位涼州人士為官，並且將涼州州牧和諸太守的子弟都拜為冗官，表麵上是勸勉他們的功勞，實際上是控製他們，防止他們萌生異誌。張禹按照虞詡的意見，重又召集四府討論，大家一致同意虞詡的建議，征辟涼州豪傑為諸府掾屬，拜涼州牧守長吏的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二）關於涼州棄守的第二次爭論
甫經羌族三次武裝反抗洗禮的東漢政府，到靈帝後期又陷入全國性的大起義。中平元年（184年），河北發生了張角、張梁領導的黃巾大起義，西南是張陵、張衡、張魯領導的五鬥米道起事，涼州是羌胡漢的聯合反叛。這年十月，枹罕（今臨夏東南）、河關（今積石山西北）百姓暴動，推舉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與北地先零羌相呼應，並攻金城。金城人邊章、韓遂響應，在殺掉金城太守陳懿後，進攻涼州其他諸縣，甚至打到三輔。東漢政府下令董卓和皇甫嵩討伐反叛的羌胡。
中平二年（185年）初，司徒崔烈鑒於朝廷前後受敵、諸事艱難，再一次建議放棄涼州。崔烈召集公卿百官討論，議郎傅燮在廷議上厲聲嗬斥：“斬司徒，天下乃安”，堅決反對。尚書向靈帝報告傅燮當廷侮辱大臣之事，靈帝向傅燮詢問情況，傅燮慷慨陳詞道：
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禦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裏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
他認為，涼州是國家藩衛、中原的屏壁。高祖時，從漢中出關，首先派酈商別定隴右。武帝時拓展邊境，在涼州設置四郡，斷匈奴右臂。可見這一塊地方多麼重要。他強調，若放棄涼州，完全讓給少數民族占據，是“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最終靈帝接受了傅燮的主張。
其實，關於涼州棄守的爭論不僅在朝堂進行，也在民間進行。臨涇處士王符的見解就極富代表性。王符生當東漢後期，正當虞詡怒斥龐參、鄧騭棄涼州謬說後不久，他寫下了著名的《救邊》篇，認為將相應該以保衛國家安全為要務，放棄涼州，國家其他地方都難保住。他分析對羌戰爭失敗的原因是邊將無心堅守，隻知道驅劫小民。他揭露公卿當初竭力掩蓋羌人造反的實情，不以小民利益為重，才造成了如此大的禍患，進而萌生了放棄涼州的謬見。他認為國家的基石是百姓，因此朝廷應該愛民如子，憂之如家，為民祛除禍患。他批評公卿放棄涼州的理由是因為平羌費用太高。指出，現在十餘萬大軍駐紮數州，每年花費數百萬斛，況且還另外有月直之費。不應該擔心出征的費用。他指出，現在羌人剛剛占有涼州一些地方，百姓也遷離故土不久，乘著這個機會，發動攻擊，容易取得成功。反之，時間拖得太久，就越難動員民眾，越難打敗羌人。機會難得，朝中公卿應該盡快決策！王符從涼州士人的切身體驗出發，批評放棄涼州之說是害國擾民的謬論，意見一語破的，深切時弊，令人佩服。
縱觀東漢中後期關於涼州棄守的兩次爭論，就背景而言，都是在情況比較危急的時候；從本質上看，或是關注涼州重要的戰略地理位置，抑或是注重朝廷當時的困境，為了保存王朝的實力。主張放棄涼州的官員鼠目寸光，隻著眼於財政和賦役，未能從全局戰略的高度正確評價涼州的軍事地位，不懂得“地（不可）無邊，無邊亡國”的道理；堅持不可放棄涼州的官員，則充分表現了優秀政治家的洞察力和預測力。
（三）涼州郡縣遷徙三輔
盡管兩次爭論的結果都是主張堅守涼州的一方勝出，然而，公卿的議論與朝廷決策並不完全合拍。就在永初四年（110年），因官軍屢屢戰敗，朝廷決定“徙金城郡居襄武”，遷護羌校尉府於張掖，以避羌人軍鋒。永初五年（111年），“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聽從涼州牧守的意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美陽在今陝西武功西北，池陽在今陝西涇陽西北，衙縣在今陝西白水東北，總之都是向東向南遷移了數百裏。涼州的百姓戀愛家鄉，不願東遷，負責動遷的官吏就“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仆妾，喪其太半”。涼州百姓被逼無奈，紛紛造反，最後形成以漢陽人杜琦、杜季貢、王信等人為首領的武裝反抗隊伍，而且與羌人的反叛相結合，成為羌漢大聯合。部分放棄涼州的這一後果，倒真的被虞詡不幸言中了。
順帝永建初，涼州暫時平靜，永建四年（129年），尚書仆射虞詡不失時機地上書，請求將隴西、安定諸郡遷回原地，疏中盛言涼州物產之豐，遷徙涼州郡縣到三輔造成的災難。指出棄涼州是棄沃壤、損自然之財，放棄河山險阻，使大漢祖宗園陵無險可守，現在是該將涼州郡縣回遷了。文中稱：
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裏，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複，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順帝采納虞詡的建議，下詔將涼州三郡遷回原處，指派謁者郭璜負責督促遷徙者各歸舊縣，修繕損壞了的城郭，設置偵察的烽候和傳遞信息的郵驛。不久，又利用河流，疏浚渠堤，實行屯田，節省內郡的轉費每年達一億錢以上。於是下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經常儲備穀粟，保證滿足數年之需。
順帝永和六年（141年），涼州形勢重又變得不可收拾。頭年夏，且凍、傅難種羌人在金城發動反叛，很快將兵鋒指向武都，又燒隴關，威脅關中。六年正月，反叛羌人打敗前來討伐的將軍馬賢，諸羌大合，軍鋒“遂及三輔”，“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又擾北地，攻武威，縱橫東西。十月，順帝下詔“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這是涼州諸郡第二次遷至三輔。以後涼州諸郡何時又遷回原地的，史書中不見記載。從史實看，估計時間不是太久，也許當衝帝永嘉元年（145年）第二次羌人武裝反抗失敗，所謂“隴右複平”時，諸郡就又遷回來了。
一個自稱統有天下的封建王朝，將涼州這麼一大塊實為王朝心髒屏障的地方，往往因為無力守衛，就棄而不要，官府東遷，還強迫百姓拋家棄業，一起東徙，此種悲劇，隻有在東漢這樣軟弱無能的王朝才可能發生。這帶了一個壞頭，在以後從晉到明的曆史上，放棄西邊或北邊疆土的事屢有發生，這不能不說是涼州百姓的極大悲哀！
[1]《後漢書·虞詡列傳》稱，虞詡幹說李修。司馬光《通鑒考異》考證道：“龐參、虞詡《傳》皆雲，‘四年，羌轉盛，故有棄涼州之畫，又幹說鄧騭，’則是騭未以喪罷以前明矣。而《虞詡傳》中言‘詡辟太尉李修府為郎中，說李修’，修以五年正月方自光祿勳拜太尉。按袁《紀》，‘四年春匈奴寇常山’下載‘騭欲棄涼州，詡說太尉張禹’，又其言語小異於範書，今從之。”今依司馬氏所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