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初以來，甘肅境內先後出土了秦、漢等朝代數以萬計的各類簡牘，其中兩漢簡牘就有五萬多枚。主要包括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甘穀漢簡。
因為撰寫這本書，所以，當我不論用目光一遍遍撫摸還是用步履一次次行走在甘肅大地上，總是感覺一座座村莊、一片片沙丘，乃至一處處遺跡，全都如同一枚枚簡牘跨越時空斑駁的墨跡那樣，想要告訴我一些什麼。我深刻意識到，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就是諦聽的過程。我甚至想說，這亦是一種古人所謂“示”的過程——“示”，在甲骨文中像是豎在路邊的指示牌，而在篆字中則像是在指示牌兩邊掛有絲巾，更像是店牌。《倉頡篇》解釋：“古文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示，現也。”《說文解字》解釋：“示，天垂象，見凶吉，所以示人也。”許慎還分析，“示”上的兩橫代表天，下麵的三筆表示日、月、星。“示”是人們通過對天體組合運行的觀察來了解人事變化的方法。“示”，也就是神事也。
如此，我惟願燃香諦聽。
甘肅簡牘基本都是由古隸演變而來的漢隸、章草、今草、行書、楷書，以及各種過渡性書體，真實地再現了漢代書體孕育、變革和發展的過程。
甘肅簡牘在漢字演變和書體源流的研究中具有其特殊價值，通過簡牘中的書體種類，我們能更好地認清各種書體在曆史上的產生發展過程及其相互關係，感受與認識到書法在美學方麵的價值。
漢隸的完全成熟與規範究竟在什麼時代？懸泉置漢簡可見規整、完善的隸書在西漢中期已經產生。從敦煌馬圈灣漢簡來看，大量的正式文書均為字趨扁形，蠶頭燕尾，逆入平出的成熟隸書。
敦煌、居延、武威漢簡大量草書的發現，對於研究漢代草書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漢代的草書是以隸書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早期的草書是西漢古隸的簡易急速的寫法。
居延漢簡就有急速簡易的草隸。
東漢學者趙壹在《非草書》中解釋，秦末至漢初，西北前線“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草隸，趨急速耳”。軍情緊急，容不得戍邊將士們用古隸書一筆一畫地寫，他們就采取減、省、連的方法，加快了書寫速度。於是，前線往來的公文、書信中出現了書寫較為草率的隸書，這就是隸草。
隸草有些則是已帶波磔、草意濃鬱的章草。而到了西漢成帝時期已出現了成熟的章草，表明章草已形成一種定型的字體了。
東漢書法與書法理論家蔡邕《筆論》謂之：“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
把甘肅簡牘放到中國古代書法進程的大背景下來看，書法的舞蹈性、音樂性無疑已經展現出來，成為了一種書寫者個性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