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老同誌能保護的一定要保護
在我擔任江青的秘書期間，由於工作的關係，接觸周總理的機會比較多，同時受到總理的直接關心、照顧和幫助也比較多。其中有幾件事使我深受感動，永遠不會忘記。
1968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燒不退。周總理出於對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幾次到釣魚台11號樓看望江青，並與醫護人員一起研究治療方案。他為了能夠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時采取措施，帶上文件和辦公用品，連續幾天到釣魚台11號樓辦公，以便隨時與醫護人員進行溝通。
一天下午4點鍾的時候，我給總理送一份文件，他接過文件以後，親切地對我說：“銀祿同誌，請坐下，我現在有點時間，想和你聊聊。”
由於總理平易近人，說話和藹可親，所以，我一點也不拘束。一張大長條桌，他坐在桌子的南邊，我坐在桌子的西邊。我和總理挨得非常近。總理問我多大歲數，老家在什麼地方，家裏有幾口人，幾個勞動力，糧食夠不夠吃，個人有什麼困難。
我說：“沒有什麼困難，就是在這裏工作難度較大，有好多事不好辦。”
總理說：“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問的不是這方麵的問題，我是說通過你的努力，也無能為力解決的問題，例如你和你的家庭遇到特大困難無法克服啦，由於某種因素你的親屬受到不應有的衝擊啦，等等。”
我不想麻煩總理，但是在他的一再追問下，還是說出一個情況。我說：“我的二姐夫叫李漢章，1942年參加抗日遊擊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現在造反派硬說他有什麼曆史問題，將他不明不白地抓走了，已經三個多月了，到現在毫無音信。我姐姐整天哭泣，她現在是望眼欲穿，急切盼望他早日回家團聚。”
總理非常認真地聽完我的話後，關切地問道：“你姐夫在什麼地方工作？什麼單位的造反派將他抓走的？”
我說：“他在河北省定縣城關區任副區長，是被城關區的造反派抓走的。”
總理在信箋上認真記下了我姐夫的名字、工作單位，並說：“此事我請東興同誌通過中辦了解一下，對一個抗日戰爭時期的老同誌能夠保護的一定要保護。”
第三天，姐姐給我打來電報，說：“你姐夫被安全送回家，勿念。”
有一天，總理到釣魚台11號樓與江青談工作，總理一進樓看到我就問：“銀祿同誌，你姐夫被放回家了嗎？”我非常感動地說：“謝謝總理的關心，我姐夫已經安全地回家了。”總理說：“那好嘛，不用謝，我說過，對老幹部能保護的就保護。你們定縣的革命群眾還不錯嘛，還是聽話的嘛。”
過了一周，姐夫給我來信，其中有一段寫道：“造反派抓我的時候，氣勢洶洶，又推又搡，放我的時候客客氣氣，還給我道歉說：‘對不起，我們冤枉你了，請你原諒，今天你可以回家了。’他們的態度反差這樣大，轉變這樣快，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真把人搞糊塗了。”
我接到信以後，由於保密的原因，回信時我沒有告訴姐夫是周總理保護了他。直到1994年，姐夫患了不治之症，臨終前，我才將這一秘密告訴了他。年過七旬的他，聽了以後，激動得老淚縱橫。我也觸景生情，流下了眼淚。
組織專家為我治病
1969年冬季的一天，我突然患病，發熱、腹痛，又吐又瀉，全身無力。正巧，這天江青也感覺身體不適，請吳階平大夫來到釣魚台11號樓，為江青看病。吳大夫是我國著名的泌尿科專家，醫術高超，醫德高尚，人品極好。
吳大夫給江青看完病，發現我氣色不好，躺在前廳的長沙發上，便詢問我是不是身體不舒服。我說是。
趁吳大夫得暇，我就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了吳大夫。經過詢問、觸摸，吳大夫確診我患了急性闌尾炎，可能已經化膿了。
吳大夫向江青報告說：“楊秘書患了闌尾炎，估計化膿了，再不手術治療，就有穿孔的危險，請示你盡快送他到醫院治療。”
江青聽了以後，先是一驚，很不高興地說：“那好吧，快去快回，我這裏的工作離不開他。”
動手術那一天，周總理派去了他的保健醫生卞誌強。卞醫生遵照總理的囑托，不僅請去了吳階平，還請去了著名的外科專家吳尉然和心髒科專家黃宛到三〇五醫院會診。最後決定由吳尉然大夫主刀，其他三位專家配合。
做完手術，我回到病房，躺在床上，心情很不平靜。手術後的第二天，周總理和鄧大姐委派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到醫院看望我。
王良恩對我說：“總理和鄧大姐對你很惦記，他們知道你心髒不好，怕你休息不好，特意囑咐我盡量在醫院給你安排一個單間住。三〇五醫院剛成立不久，房子緊張，你住的這間房子是一位副院長的辦公室騰出來的。”
聽了王良恩的話以後，我又一次感動得掉下了眼淚。王良恩接著說：“你的手術很成功，總理和鄧大姐知道以後很高興，今天特派我來看望你，叫你不要著急，既來之則安之，安心養病。總理說，你們那裏的工作很繁忙、很辛苦，精神高度緊張，現在你在醫院裏靜養幾天，也是個精神調節、緩解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