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三位到了大客廳以後，江青問他們：‘今天晚上的電影你們看過了沒有？’張春橋也沒有問江青指的是什麼電影，就脫口而出：‘我沒有看過。’江青指著姚文元問：‘文元同誌，你看過了沒有？’姚文元顯得有些緊張，就模棱兩可地說：‘我看過還是沒有看過，我記不太清楚了。’這時江青非常憤怒，拍著沙發，大聲喊叫：‘楊銀祿是謊報軍情，是有意挑撥我們之間的關係。大周你到禮堂查查放映員的放映記錄，看看他們到底看過了沒有。’”
大周說：“我遵照江青的命令，立即跑到17號樓禮堂，找到放映員，詳細查了放映記錄本，記錄本上清清楚楚地記載著張春橋幾月幾日幾時看過《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幾月幾日幾時看過《橋》。姚文元幾月幾日幾時看過《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和《橋》。我把調查的記錄遞給江青過目，她看了記錄以後，根本不相信我的調查記錄是真實的，將它用力扔到地上。要張春橋、姚文元坐他的汽車到中南海找周總理，要總理下命令把我們抓起來。於是他們三個就來到中南海，江青對總理說：‘楊銀祿謊報軍情，他根本沒有給他們打電話，通知他們看電影，他說他們看過了，不想去看了，他是有意挑撥我和張春橋、姚文元之間的關係。大周和楊銀祿同流合汙，他搞的那個調查是假的，楊銀祿是現行反革命，大周也不能用了，都要隔離審查，總理如果不對他們采取果斷措施，我就不走了。’”
“周總理一眼就看出江青是在無理取鬧，耍家長作風，總理對他們說：‘你們在這裏稍等一下，我內急去方便方便。’總理趁這個機會就到你這裏來了，情況就是這樣。”
汪東興聽了我們的彙報，低著頭，輕輕地隻說了一句話：“我都明白了。”
汪東興說：“總理來到我這裏的時候，我已經吃了安眠藥睡覺了，值班的秘書孫守明同誌把我叫起來，他說，總理找你，我說，天這樣晚了，總理找我作什麼呢？他說現在總理已經到你的辦公室了，快點起來吧。我聽了以後，趕緊起床，來到辦公室，總理簡單地說了說情況，並叫我和他一起到西花廳，當我和總理到了西花廳以後，看到他們三個不高興地還在那裏靜靜地坐著等著總理。江青看到我們立刻站起來了，瞪圓了眼睛，驚訝地質問總理：‘我們來到這裏是叫總理把楊銀祿、周金銘抓起來，你怎麼還搬兵來了呢？’總理據理說：‘他們兩位同誌是中央警衛局的幹部，歸汪東興同誌負責領導，你認為他們有問題了，我把他們交給組織審查處理，這有什麼不妥呢？’我說，他們即使是有問題，又怎麼能在總理家裏抓人呢？還是總理說得對，把他們交給我處理，以後我把處理的情況向總理報告。江青顯然對總理和我的話很不滿意。總理這時反過來質問江青：‘江青同誌，你說楊銀祿和周金銘同誌是反革命分子，除了今晚看電影的問題以外，還有什麼問題嗎？’江青不高興地說：‘你先把他們抓起來，然後我再給你證據。’總理說，這不行，這樣就搞顛倒了。我想趕快脫身，就說，我現在就去釣魚台10號樓把楊銀祿同誌接出來，江青同誌好回去休息，否則，你怎麼回去休息呢？說完，我抬腿就走了。”
我們回憶當晚的情況，時間過得很快，說著說著就已經到了中午12點了，這時，中央警衛團後勤部的薑燕亭政委，帶我們到中南海東八所機關食堂吃飯。飯後，他又帶領我們到了中央警衛團團部，把我安排在政治部周廣益主任的辦公室（周主任患癌症住進醫院），把大周安排在王連龍副政委的辦公室（當時他在北京大學支左）。
薑政委給我們規定：“不準打電話，不準寫信，不準出中南海，不準回家，不準告訴家屬你們在什麼地方，你們倆盡量少見麵。”
薑政委給我們規定的五個不準，是對我們的軟禁，還是保護？一時把我搞糊塗了。
如果是軟禁，我們卻沒有發現有人對我們進行監視，我和大周在一起也沒有人幹涉，吃飯、上廁所也有自由，組織上還經常派人給我們送報紙、中央文件叫我們學習。即使是對我們進行審查，也不會把我們放在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後來我想之所以給我們規定了五個不準，可能是怕江青知道了我們在中南海，防止她再找我們什麼麻煩。這樣想來，我們還是認為組織上是為了保護我們的。
我們雖然理解了組織上的用心，並嚴格遵守五不準的規定，但是情緒仍然無法平靜下來。我們的老婆孩子都在北京，他們不知道我們出了什麼事，也不曉得我們在什麼地方，他們肯定會心急火燎的，而且我們今後還會不會遇到更大的風險，難以預料啊！白天日子好過，晚上卻難熬，真是度日如年，在那些日子裏，我們有時整夜整夜地睡不著覺，暗暗地傷心流淚，幾次淚水都把枕巾浸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