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南北兩軍三天三戰，“南軍”三戰三捷。黎元洪指揮作戰的能力，再次得到彰顯，獲得軍中上下一致好評，得到朝廷的嘉獎，一時聲譽在軍中鵲起。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南洋新軍”和“北洋新軍”由於其創建者張之洞與袁世凱方方麵麵的不同，他們所創建的這兩支部隊也有其明顯的不同之處。
“南洋新軍”是張之洞有感於實事的動亂需要一支新式的軍隊來維護社會，以封疆大吏的身份一手策劃起來的，是一支地方軍隊。這支軍隊的開支，隻能來至於兩江和兩湖地區的稅收支持。在這方麵，作為編練“北洋新軍”的袁世凱，雖然從一開始就是奉旨行事，為朝廷編練一支中央軍，但當時的袁世凱，僅以道台身份來編練軍隊，在經濟上是無法與封疆大吏張之洞相抗的。
可是，袁世凱官運亨通，沒幾年便迅速升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職位，成為朝廷的宰輔重臣。到這時候，“北洋新軍”在經濟上，便取得了明顯的優勢。也正因為如此，“南洋新軍”最後隻有一鎮一協，官兵僅有16104人；而“北洋新軍”，則有六鎮之多，官兵高達75225人。
盡管如此，要論戰鬥力，“南洋新軍”絕不遜色於“北洋新軍”，這與黎元洪的練軍才能是分不開的。
作為一代大儒臣張之洞，與軍人出生的袁世凱，在編練新軍的目的等截然不同。張之洞已經身為封疆大吏，國之重臣，之所以編練新軍，可以說沒有什麼私心，更沒有什麼野心，主要是在於保國、保種、保教等方麵，就像他搞教育、辦實業、抵禦外辱一樣，感到國家需要，就來做。就此，他曾對袁世凱說：
“弟儒家者流，豈知兵事？特以外任十餘年來，防海防江，迫於職守，不能不從多年老兵、他邦客將詢訪考求……中國練成能戰精兵十萬人，不特永無內患，必可不憂外侮矣。”
在為湖北新軍所撰的《軍歌》中，張之洞頗有感慨地寫道：“欲保國家須要精兵保，欲保種族須聯我同胞。保國保種必須先保教，聖門學生佩劍兼用矛。”
袁世凱編練新軍，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以由此展示自己的軍事才能獲取朝廷信任，二是通過訓練“新軍”，掌握軍權，為自己撈取政治籌碼。正因為這樣，袁世凱將編練的新軍，訓成了一支“不知有朝廷，隻知有項城”的袁家軍。
正因為在這方麵張之洞與袁世凱的不同，當他調任湖廣總督後，並不在乎他的“南洋新軍”並入北洋，到了他1907年奉旨進入北京後，基本上不去掌控湖北新軍。
因為練兵的目的不同，在人才的選拔上，張之洞和袁世凱也有很大區別。在對軍官的選拔上張之洞和袁世凱都樂意選一些畢業於新式軍事學堂的學員或歸國的軍事留學生，他們倆人的麾下，大多是一些具備一定的新式軍事知識和理念的軍官。
然而，對於士兵的選拔，張之洞與袁世凱有著根本的不同。張之洞不僅看重軍官的文化素質，同時也看重士兵的文化素質，他說：“外國無不深通學問之將，無不識字、不通文理、不能明算、不能畫行軍草圖之兵。蓋兵不識字，遇有傳達命令、探報敵情及一切行軍規模符號、營官所發地圖，皆不免有茫然之虞。”
“南洋新軍”的《練兵要義》的第一條便是：“入營之兵必須有一半識字。”
而袁世凱挑選士兵的標準，首先是要求一定身高、體力和年齡。袁世凱的兵，大多選的是山東、河南、皖北等地農村的壯士。
1906年秋操大典後，時人對南北兩軍有個很忠肯的評價，稱北軍為“以勇氣勝”，南軍為“以學問勝”，這充分說明了南北兩軍的素質的不同。
正因為湖北新軍與北洋新軍的這些不同，不久後，當辛亥革命來臨時，他們大相徑庭的表現，也就充分的展示出來了。
南洋新軍因為從上到下文化素質較高，相對來說自然更具理想色彩，當革命到來時，他們也就更容易為革命學說所傾倒，洶湧出一腔革命的熱血，積極地投身於革命之中。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黎元洪之所以能夠獲得民國兩任大總統的權仗，無疑是與南洋新軍的文化素質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