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世上的事情就有這麼種關係，禍與福，總是互相依存，互相轉化著。你即便一時遇上了最不好的事情，到最後卻可能引出很好的結果來。
黃海大海戰中，黎元洪英勇作戰，九死一生地逃出來，不但得不到半點褒獎，反因整場戰役的失敗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可就在他心灰意冷時，一個更好的，將會使他更加飛黃騰達的好事，正在悄悄來臨。
張之洞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辦新式教育，二是興辦實業，三是抵禦外辱，四就是編練新軍了。他是晚清大臣中少有的大智慧、大魄力、有實權、有建樹、愛才如命、慧眼識才的封疆大吏，被譽為晚清第一功臣。
1896年的一天，黎元洪正喝悶酒時，天津水師學堂的一個同窗也進來了。他們在這小酒店裏不期而遇，問明情況後，同窗對他說：
“黃海之戰，喪師辱國，責任在朝廷大員，與我輩何幹？如今水師已全軍覆沒，誰還會想到我等。為今之計，自當各顧前程，豈能坐老此際。否則，於自己、於國家都是毫無好處的。”
同窗一席話，黎元洪恍然大悟，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前去南京投奔張之洞，渴望再登艦船、以續前誌、以雪前恥。
由於接連的海戰失敗，此刻的張之洞，為籌建中國強大的新式陸軍，正同在東北麵天津的袁世凱一樣，編練中國的新軍。
袁世凱小站練兵聘請了十餘名德國軍官擔任教習，張之洞也不例外，不但聘請了35名德國軍官擔任教習，還請他們分別擔任各級協、營、哨的正職長官。留下副職，征聘一批廣東水師學堂和北洋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充任。除此之外，還仿照德國的營製，在南京籌練江南自強軍。
後來，正是在這支自強軍的基礎上，張之洞編練出一支足可以與北洋軍媲美的南洋新軍，也正因為有了這隻南洋軍，黎元洪才享有了中國最高的政治權力。
黎元洪來到南京時，張之洞正一麵廣募英才、編練南洋新軍，一麵忙著籌建金山、吳淞、江陰等處的新式炮台。知道黎元洪是北洋天津水師學堂的高材生，又剛經曆了黃海大海戰，張之洞十分感興趣，立即讓人召來黎元洪，親自對這樣的人才麵試。
黎元洪本來就老成持重，此時剛經曆了黃海之戰的失敗，為人更加低調。張之洞一見到他那樸實的模樣，就已經有了三分喜歡，然後向他征詢海軍建樹及營建防禦工程的有關事情。
黎元洪傾其所學及實戰經驗，有理有據，邏輯嚴密地道出自己的看法。張之洞見他不但舉止謙虛、儀態大方，而且思維鎮密、介紹周詳，特別是對於軍事方麵的見解，十分深刻，不由大喜，脫口而出：
“如宋卿這樣的幹練之才，我已是數年未得一遇了。”隨後，張之洞當場宣布：委任黎元洪監修南京城外的獅子山、幕府山、鍾山等處新式炮台。
張之洞慧眼識英才，黎元洪真才實學加勤奮努力不負厚望。新式炮台如期完工，質量得到很好的保證，張之洞驗收炮台後，大為高興，親自手書“智勇深沉”四字條幅，賞賜給黎元洪，並立馬奏請朝廷，任命他為南京炮台總教習。
第二年，張之洞複任湖廣總督時，即攜黎元洪隨身前往。從此，張之洞視黎元洪為心腹要臣，刻意提拔。
到湖北不久，黎元洪便由千總而守備，由守備而都司，由都司而副將。張之洞見黎元洪熟悉海軍，對陸軍不太熟悉，為彌補他這方麵不足，便分別在1898年、1899年、1901年，三次命他赴日本考察軍事。
在日本東京，黎元洪看到了許多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從中國掠奪來的戰利品，備感恥辱悲憤，便聯絡當地華僑，要求日本當局撤銷這些展品，結果卻遭到蠻橫拒絕。憤怒之餘，黎元洪更加痛感國恥，考察時也就更加專心致誌。
對於日本的先進武器裝備和科學精湛的訓練方法，黎元洪暗記於心；對於日本人炫耀武力及蔑視大清的舉止，黎元洪也銘記於心，他暗自發誓：一定要“師夷長技”，采用新式的訓練，來造就一支精良的中國軍隊。
每次考察回國，黎元洪都要向張之洞詳細介紹在日考察的情況和自己的感受，提出許多編練軍隊的好建議和大量十分具體的改革措施。
張之洞對黎元洪經過實地考察和深思熟慮的建議，大都言聽計從，而且對他本人也更加信任和依賴。漸漸的，凡軍事上的計劃籌謀，大多委派黎元洪全權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