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隆冬。
這一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這是我離開大學課堂進入科學聖殿的第二個冬季。那時嚴重的“三年自然災害”剛剛過去，籠罩在人們心頭的饑餓陰影已開始淡漠，處於冬眠狀態的科研工作又有了複蘇的跡象。
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走上軌道後，所領導找我談話，要分配我擔任本所王靜如教授的助手，意在征詢我的意見。這對我來說不啻一悶棍。我畢業於1961年，那是國家經濟最困難的一年，編製在緊縮，全國各大學分配到民族所的12名大學生有半數被另行分走了。由於我們是學習少數民族曆史專業的第一批畢業生，又都有從事兩年以上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與史誌編寫工作的經曆，所以還是被堅決留了下來。那年月，雖然物質條件匱乏，精神生活拘謹，但青年人還總是充滿夢幻般的憧憬與理想。五年大學生活，特別是其中用兩年的時間參加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實踐，使一個太行山溝的兒子見了世麵，開闊了眼界。1958年，我曾到南國海疆閩東佘家山寨，在蒼山碧水白雲深處和佘民共同生活，調查和參與完成了第一部佘族史誌；1960年，當西藏平息叛亂的槍聲甫停，我又長途跋涉入藏。遼闊的藏北高原、美景如畫的雅魯藏布江河穀都印下了我的足跡。勤勞、淳樸的少數民族人民，豐厚神秘的曆史文化，深深地吸引著我，使我入迷。我又迷戀上了保留有獵頭習俗的雲南佧佤山佧佤族的曆史文化。那時的抱負是做一個20世紀的摩爾根，終身紮根到雲南邊疆，為新中國的民族學作出貢獻。所以，當我突然聽到所領導分配我給王靜如教授當助手時我猶豫了。
王靜如教授是中國著名的西夏學者，中國西夏學的開創者之一，本世紀30年代他的三部西夏學著作名世，獲法國茹來獎，在國際西夏學界享有盛名。近三十年的時間裏，由於種種原因，中國西夏學的研究幾乎銷聲匿跡了。這個時候，由於國家對民族工作的重視，一些古代民族曆史文化的研究也提到了議事日程。民族所有一批對古代民族曆史文化研究深有造詣的專家學者，如蒙古史學家翁獨健，回鶻文專家馮家升，西夏語文學家王靜如，遼金史學家陳述……幫助他們工作，向他們學習，繼承他們的學問，是當時中國科學院屬下哲學社會科學部和民族研究所的一項重要工作。我被安排給王靜如先生當助手，這是當時民族所一些青年人所豔羨的，而我因為正在做摩爾根的美夢，對領導上的決定就舉棋不定。幸好當時還作為共青團員的我，最後隻能堅決服從組織決定。
西夏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對我更是完全陌生的一門學問，時人所謂“冷門”，或譽之謂“絕學”。西夏本是中國曆史上以黨項族為主體建立的少數民族封建王朝。西夏被元朝滅亡，元人修遼、金、宋三史時，獨不肯給西夏王朝纂修同等的紀傳體《正史》，導致西夏史料湮滅亡佚，百不存一。清代自乾、嘉以來崇尚考據之學，學者多由經學轉向史學，尚屬空白的西夏史園地，很自然地引人注意。他們著手給遺忘數百年之久的西夏曆史進行複原補闕工作，開始撰著幾部紀傳體或紀事本末體的西夏史書。自載有西夏文字的碑刻和錢幣被世人發現和識讀後，特別是20世紀初西夏文字文獻的大量發現，中外學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對西夏語言文字的解讀上，從而通過西夏人自己的著述文獻，去認識西夏社會曆史文化、宗教習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