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碏大義滅親
石碏（生卒年不詳），春秋時衛國大夫。衛桓公十六年（前719），公子州籲襲殺桓公，自立為衛君，其子石厚參與其謀。他把州籲與石厚誘到陳國，請陳人捉住殺死。
春秋時，衛莊公娶了齊國太子得臣的妹妹，名叫莊薑。莊薑容貌美麗卻沒有孩子，衛國人為她作了一首《碩人》的詩。後來，衛莊公又從陳國娶了個女子，名叫厲媯。厲媯生下孝伯，孝伯很早就死了。厲媯隨嫁的妹妹戴媯生了衛桓公，莊薑就把桓公當成自己的兒子。
公子州籲，是莊公寵妾的兒子，受到莊公寵愛並且喜歡武事，莊公也不令禁止，莊薑很討厭他。剛正不阿的大臣石碏向莊公進諫說：“我聽說疼愛孩子，應該用正當的道理去教導他，不要讓他走上邪路。驕橫、奢侈、淫亂、放縱，是導致邪惡的四種毛病。這四種毛病的產生，是由於給他的寵愛和俸祿都過了頭。國君如果要立州籲為太子，那就確定他的地位；如果還沒有拿定主意，就會逐步地引導他釀成禍亂。大凡受到寵愛而不驕橫、驕橫而能安於地位下降、地位下降而不產生怨恨、產生怨恨而能夠克製的人，這種人是很少的。而且，低賤妨害高貴、年輕欺淩年長、疏遠離間親近、新進離間故舊、弱小壓迫強大、淫邪敗壞道義，這是六種逆理的事。國君行事得當、臣子奉行君命、父親慈愛兒子、兒子孝順父母、兄長愛護弟弟、弟弟敬愛兄長，這是六種順理的事。背離順理的事而效法逆理的事，這就是使禍患很快降臨的原因。作為統治民眾的君主，應該盡力除去禍患，而您卻讓禍患很快降臨，恐怕不能這樣吧！”
衛莊公聽不進去。石碏的兒子石厚和州籲交往，石碏加以製止，但製止不了。等到衛莊公死後、到衛桓公即位時，石碏就告老退休了。這時驕橫霸道的州籲一心想殺死哥哥桓公奪取君位。
衛桓公四年的春季，在石厚的積極策劃下，州籲殺掉了衛桓公而自己做了國君。州籲封石厚為上大夫。
州籲設法使百姓和睦安定，於是石厚就向石碏請教安定君位的辦法。石碏說：“朝見周天子就能夠安定君位了。”石厚問：“用什麼辦法能朝見周天子呢？”石碏回答：“陳桓公正受到周天子的寵信，陳國和衛國關係又正密切。如果去朝見陳桓公，讓他向周天子請求，就一定能辦到。”石厚就跟著州籲到陳國去。
卻說石碏和陳國的大夫子針非常要好。在州籲動身之前，石碏已寫了一封書信，命心腹之人送往子針。書信大致是說：“衛國不幸，竟然有弑殺君主的禍事。這雖然是州籲幹的，但是與我忤逆的兒子石厚也有關係。希望可以借助貴國的力量，誅殺兩個逆賊，那麼天下大幸。”子針於是和陳桓公定下擒拿州籲的計謀。
州籲、石厚來到了陳國，在太廟與陳國君臣見麵。石厚先到，隻見門口有一塊牌子，上麵寫著：“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勿入此門。”石厚嚇出了一身冷汗，問子針：“這是何意？”子針說：“此乃先君的遺訓。”大家入座以後，隻見子針站起來大聲喝道：“奉天子之命，擒拿州籲、石厚兩名逆賊，其餘俱免。”石厚趕忙拔劍，一時著慌，劍怎麼也拔不出來。早有幾十名士兵衝了出來，把州籲、石厚兩人綁了。
馬上要把州籲、石厚兩人帶上刑場。大家說：“石厚乃石碏的親兒子，不知石碏心裏如何打算？”陳桓公於是將州籲、石厚分兩處監禁，並派人到衛國聽取石碏的意見。
石碏這些天都未曾出門，聽說陳國的使者來了，趕緊召集諸位大臣，將設計捉拿州籲、石厚的事跟大家說了。石碏說：“兩人都犯下了不可赦免的罪行，誰願意為我走一趟？”大家都說：“州籲是首犯，應該正法；石厚是從犯，可從輕發落。”石碏說：“州籲的罪惡，也是我那逆子釀成的，我絕不能為此事徇私情。”於是派人前往陳國處決了州籲和石厚。
人們常說“虎毒不食子”，但在大義麵前，就算是自己的兒子也不能縱容，所謂“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衛國石碏為報主恩，不徇私情、大義滅親，實在令人敬佩！
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是指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湧現及各流派爭芳鬥豔的局麵。《漢書·藝文誌》將戰國主要思想學派分為十家──儒、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兵、小說。西漢人劉歆在《七略·諸子略》中將小說家去掉，稱為“九流”。俗稱“十家九流”就是從這裏來的。
春秋五霸
從公元前 770年到前 476年，曆史上稱為春秋時代。在這 290多年間，社會風雷激蕩，可以說是烽煙四起，戰火連天。僅據魯史《春秋》記載的軍事行動就有 480餘次。司馬遷說：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相傳春秋初期諸侯列國 140多個，經過連年兼並，到後來隻剩較大的幾個。這些大國之間還互相攻伐，爭奪霸權。春秋時期，周天子失去了往日的權威，天子反而依附於強大的諸侯。一些強大的諸侯國為了爭奪霸權，互相征戰，爭做霸主，先後稱霸的五個諸侯叫做“春秋五霸”。
李膺被誣慷慨就義
李膺（110—169），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出身於東漢時的官僚地主家庭。李膺飽讀詩書，滿腹經綸，能傳授學業，能帶兵打仗，曾為司徒胡廣所看中，曆任青州刺史和漁陽太守等職。當時鮮卑族屢犯邊塞，又起用李膺為烏桓校尉。他身先士卒，不避矢石，每破鮮卑。李膺後因事免官，回家鄉綸氏，設館教書。永壽二年（156），鮮卑侵擾雲中，桓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李膺為度遼將軍。李膺一到邊境，懾於他的威望，鮮卑望風臣服。李膺後因得罪宦官而死。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漢朝京城洛陽的人們都已入睡了，街頭死一般的寂靜。突然，遠處傳來狗的狂吠聲，緊接著街上響起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和“鉤”劍的撞擊聲。“差役們又要抓人了。”與此同時，一家深宅大院內一片忙亂，大家都著急地催促一個官員模樣的人趕快逃走。那人卻沉穩鎮定，反而安慰家人說：“臨事不怕危難，有罪不避刑罰，這是做臣子的氣節。我如果要逃走，正說明害怕對手，我也不能因怕死而放棄正義呀！”他堅決不離開，不久就被抓走了。
這人就是李膺。他在與宦官和外戚的鬥爭中被人陷害，因而被捕。李膺為人正直，個性孤傲，不愛隨意與人交往。但由於他學問高深，在社會上的名氣很大，再加上他那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品格，一般人都以能與他交往為榮。一旦受到李膺接待，就感到身價倍增。在當時，宦官和外戚交替把持政“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李膺為揚善，不卑躬屈節；為懲惡，置生死於度外。這種為正義，深明大義、懲惡揚善的死，不是比泰山還重嗎？
三公九卿製
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他們的品級最高，名義上的職責是輔導皇帝主持國家政務；三公之上還有太傅，其職責輔導皇帝，但不常設。東漢的實際政務都同屬尚書台，因此，三公、太傅如沒有“錄尚書事”的頭銜，就是沒有實權的虛職。三公的屬官有長史一名，掾屬、令史、禦屬各二三十名。其中，長史是三公的主要副手，掾、屬是分管具體事務的部門負責人（掾是正職，屬是副職）。除長史由朝廷任命外，其他屬官均由三公自行聘用。九卿是太常、光祿勳、衛尉、太仆、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他們各自分管不同的政務，太長掌典禮，光祿勳、衛尉掌宮省禁衛，太仆掌皇帝車馬，廷尉掌司法，大鴻臚掌接待諸侯與少數民族，宗正掌皇族事務，大司農掌國家財政收支，少府掌皇帝器用服飾。九卿各官的長官是卿，副職為丞；其下分設各官管理具體事務，大體以令為正職，丞為副職。
造紙術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紙的國家。東漢元興元年（105）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他用樹皮、麻頭及破布、漁網等植物原料，經過挫、搗、抄、烘等工藝製造的紙，是現代紙的淵源。自從造紙術發明之後，紙張便以新的姿態進入社會文化生活之中，並逐步在中國大地傳播開來，以後又傳布到世界各地。根據考古發現，西漢時期（公元前 206年至公元前 8年），我國已經有了麻質纖維紙。但因質地粗糙，且數量少，成本高，因此未得普及。
鄧攸取義棄子留侄
鄧攸（？—326），字伯道，西晉時期平陽襄陵（今山西襄汾東北）人，祖父鄧殷，官至中庶子。
鄧攸的弟弟很早便過世了，留有一個小孩。永嘉末年，鄧攸被石勒軍所俘，連同妻子、兒子和侄子同被擄。石勒打算擄他們過泗水北去。
鄧攸見岸邊雜草叢生、林木茂密，便用刀砍壞了載他們的牛馬車，牽著牛馬，帶著全家藏在密林中。等石勒的軍隊過了河，走遠了，鄧攸才用牛馬馱上妻子、兒子和侄子向南逃去。誰知，路上又遇上了強盜，搶走了牛馬，他隻得擔著兒子、侄子，偕同妻子徒步行走。
雖然不停地趕路，但行進非常緩慢。鄧攸想：像這樣帶著兩個孩子逃命，很難都保全性命；如果隻帶一個，或許能幸存。可是，一個是自己的獨生子，一個是弟弟的遺孤，舍棄哪個呢？左思右想，橫下一條心，對妻子說：“此去江南，遠隔萬裏，很難兩全。弟弟過世，若舍侄兒，會斷其子嗣。隻有舍子保侄了！日後若能幸存，或許能再生孩子！”
妻子是個深通情理的人，知道此時丈夫的心比她還難受。她流著淚，說：“孩子爹，大丈夫自古義為先。此刻，也隻能舍子取義了……”說完，夫妻對泣。於是，將子棄於荒野。
“自古義為先”。鄧攸棄子保侄的抉擇，成就了他舍子取義的英名！
五胡亂華
五胡亂華是中國東晉時期塞北多個胡人的遊牧部落聯盟，趁中原的西晉王朝衰弱空虛之際大規模南下，建立胡人國家而造成與中華中統政權對峙的時期。“五胡”指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胡人的遊牧部落聯盟。百餘年間，北方各族及漢人在華北地區建立數十個強弱不等、大小各異的國家，開啟了五胡十六國時期。
《蘭亭序》
《蘭亭序》又名《蘭亭宴集序》、《蘭亭集序》、《臨河序》、《禊序》和《禊貼》行書法帖。東晉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 41人，在山陰（今浙江紹興）蘭亭“修禊”，會上各人做詩，王羲之為他們的詩寫的序文手稿。《蘭亭序》中記敘蘭亭周圍山水之美和聚會的歡樂之情，抒發作者好景不長、生死無常的感慨。法帖相傳之本，共 28行，324字，章法、結構、筆法都很完美，是他 33歲時的得意之作。
譚嗣同血灑中華
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廖天一閣主等，湖南瀏陽人，清末巡撫譚繼洵之子。譚嗣同善文章，好任俠，長於劍術，是著名維新派人物。譚嗣同 1898年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於 1898年 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
譚嗣同少懷大誌，能文章，通劍術，為人慷慨。他 5歲就開始苦讀四書五經之類的典籍。從 10歲起，即拜篤好經世之學的歐陽中鵠為師，後又在當時名揚幽燕的俠客大刀王五（王正誼）門下學藝。從歐陽中鵠和大刀王五身上，譚嗣同學到了廣博的知識、精湛的武藝。
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在各地做地方官，他隨父親到過甘肅、新疆和台灣，漫遊了黃河兩岸和大江南北，走了八萬多裏的路程。這不僅使他開闊了眼界、加深了對祖國的熱愛，也使他親眼看到了廣大人民饑寒交迫的生活情景，從而產生了挽救民族危難、為祖國的進步事業獻身的念頭。
後來，譚嗣同到北京找到梁啟超，兩人成了親密朋友。梁啟超對譚嗣同十分佩服，寫信給康有為說：“譚嗣同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我見過的人很多，其中不乏有抱負的人物，但要數譚嗣同為第一。”
不久，譚嗣同寫成了有名的《仁學》這部書，反對封建倫理道德，號召人們衝破封建倫理的羅網。
譚嗣同的這種思想，同當時的康有為不謀而合。
光緒二十年（1894），譚嗣同更進一步意識到接受西方先進技術的必要性，因而傾其全力研究西學。此時，他已閱讀大量現有的自然科學譯著，並在數學領域表現出非凡的才能。在家鄉他發起創立了一個算學社。麵對頑固守舊官紳的攻擊壓製，他不屈不撓、無所畏懼。後來，譚嗣同應邀回湖南，協助巡撫陳寶箴舉辦新政。陳寶箴主湖南新政，朝氣蓬勃，想以湖南開東南新政之先。同時，譚嗣同故交、湖南省學政徐仁鑄也在倡導新學。
是年七月，黃遵憲署理湖南按察使。黃曾長期任駐美國、英國及日本的外交官，接受過許多新思想，因此也是維新運動的重要骨幹。
與此同時，譚嗣同辦起了宣傳變法的《湘學新報》，這是湖南開辦的第一份報紙。
譚嗣同還任南學會會長，不僅主持會務，並且在該會舉辦的集會上做過多次頗有影響的講演。南學會的宗旨，在於團結南方一切重要維新人士，探討如何使中國富強，如何把發源於湖南的新思潮發揚光大。經過各方麵努力，湖南各界人士擴大了眼界，因而置輪船、興實業、籌辦鐵路，風風火火地做起實事。
從此，譚嗣同的名聲越來越大，在北京的維新派大臣徐致清向光緒皇帝推薦了他。光緒皇帝召見了譚嗣同，讓他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個人到軍機處辦事，主持變法。
變法蓬勃地開展起來了，卻觸怒了掌權的慈禧太後。慈禧決定廢掉光緒皇帝，自己垂簾聽政。光緒皇帝感到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立即寫了一封密詔給康有為。
上麵寫著：“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了。你們要快些想出妥善的辦法搭救。我現在十分著急，就指望你們了。”
八月初一，慈禧的心腹榮祿手下的大將袁世凱到北京來了。在這以前，康有為曾經向皇帝推薦過袁世凱，說他是個了解洋務又主張變法的新派軍人。如果能把他拉過來，變法的力量就增強了。
光緒皇帝也覺得康有為他們不過是書生，無權無勢。變法要成功，非有軍人支持不可，就命令袁世凱進京接受召見。這一天，他召見袁世凱以後，馬上就給了他侍郎的官銜。榮祿注意到皇帝在拉攏袁世凱，馬上調動起自己的親信部隊進駐北京和天津，切斷了住在天津小站的袁世凱進京的通道。光緒皇帝在八月初二又寫了一封密詔交給林旭。林旭連忙把三天以前那份密詔也帶著出宮交給了康有為。
康有為和譚嗣同等人看了第一份密詔，立刻緊張起來，接著又看第二份，那上麵寫著：“形勢已經大變，康有為等要立即出京。你們要愛惜身體，將來才能為國辦大事，建立功業，也不負我的希望了！”
康有為讀完，已經泣不成聲，其他人跟著大哭起來。哭了一會兒，康有為說：“要解救皇上，隻有幹掉榮祿。聽說皇上已召見過袁世凱了，他現在還在北京。”譚嗣同立刻站起來說：“讓我去見他！”八月初三深夜，譚嗣同單獨到袁世凱在北京的住處去見了他。兩個人寒暄了幾句之後，就談起了光緒皇帝召見的事。譚嗣同試探著問：“你對皇上的印象怎麼樣？”袁世凱感慨地說：“沒說的，當今皇上是從來沒有過的賢明君主。”譚嗣同
不再猶豫了，馬上取出光緒皇帝的密令給袁世凱看，又誠懇地說：“現在皇上大難臨頭，隻有你有能力救他。你既然忠於皇上，就應該竭盡全力搭救。”接著又說：“你如果貪圖富貴，就請到頤和園去向太後告密。把我殺了，你就可以升官發財！”袁世凱站起來，正顏厲色地說：“你把我袁世凱當成什麼人了？我一定會聽從皇上調遣。”
譚嗣同聽了袁世凱信誓旦旦的保證後就回去了，第二天袁世凱便回了天津。他一下火車就去見榮祿，把譚嗣同夜訪的情況一字不漏地告訴了他。榮祿聽得變了臉色，當天就坐專車到北京去頤和園麵見慈禧太後。
慈禧太後馬上動手，把光緒皇帝幽禁在瀛台（今中南海）裏。接著，她又命令逮捕那些維新派人士和官員。
事變發生的時候，譚嗣同正和梁啟超在住處商談。有人進來報告說：“大事不好了！皇上已經被太後軟禁起來。朝廷已經下令逮捕康先生，現在正派人四處搜查呢！聽說沒有抓住康先生，就把他的弟弟康廣仁抓走了。”
譚嗣同聽了，心裏像刀紮似的難受。他知道變法已經失敗了，可他毫無慌張的表情，從容地對梁啟超說：“我是不怕死的，就讓他們來捉拿吧！”
梁啟超說：“那怎麼能行呢？還是逃吧。”
譚嗣同回答說：“有逃命的人，我們的事業就不會中斷；沒有流血犧牲的人，就不能報答皇上對我們的恩情。你快走吧。”
梁啟超於是急忙離開了譚嗣同的住所，後來輾轉去了日本。
梁啟超走後，譚嗣同和他的老師大刀王五準備營救光緒皇帝。無奈宮禁森嚴，囚禁皇上的瀛台更是四處環水、無法接近，隻好無功而返。譚嗣同看到無力挽救光緒皇帝，就決心以身殉國，整天在自己的書齋裏看書，靜候捉拿他的人。這時候，有的朋友勸他說：“你趕快離開北京還來得及，還是避避風頭，到日本或者南方再說吧！”
他父親譚繼洵也寫信勸他快點逃命。譚嗣同毅然拒絕了這一切勸告，他對朋友們說：“各國變法，都是經過流血才成功的。中國還沒有聽說有因為變法而流血的人，這就是國家不能進步昌盛的原因。既然如此，為變法而流血的事，就從我譚嗣同開始吧！”
過了幾天，榮祿派人逮捕了譚嗣同，把他押入了監牢。譚嗣同在牢房裏從容自若。他在牆上題了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意思是說，雖然死亡等待著我，但能為國家和民族利益而死，我感到自豪。我和康有為先生肝膽相照，都是像昆侖山一樣挺立的人。
8月 13日，清朝政府決定殺害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在行刑以前，譚嗣同麵帶微笑，高聲對圍觀的群眾朗誦了他的詩句：“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嗣同的死，表現了他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也表現了在當時的中國改革是多麼艱難。雖然它符合當時中華民族的利益，具有救亡圖存的意義，但想依靠朝廷本身改革社會隻能是幻想。中國人民要想擺脫侵略，求得國家的富強，就隻有推翻腐朽的封建製度。
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指 1898年（農曆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革，是中國清朝光緒年間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製度，發展農、工、商業等。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這年九月慈禧太後等發動政變，光緒被囚，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和日本。譚嗣同等 6人（戊戌六君子）被殺害，曆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終於失敗。因此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
《中外紀聞》
北京強學會成立以後，“先以報事為主”，把《萬國公報》改名為《中外紀聞》，梁啟超、汪大燮為主筆。《中外紀聞》於 12月 16日正式刊行，雙日刊，木活字印刷，每冊注明出版年月，無編號，封麵有紫紅色“中外紀聞”四字。《中外紀聞》發刊一個月零五天，即遭封禁，但“譯印西國格致有用之書”，在今存各冊中，有《英國幅員考》、《西國鐵路考》、《地球奇妙論》等。《中外紀聞》是資產階級早期政治團體的機關刊物，它除選登“閣抄”、譯載新聞外，又載“格致有用之書”，探討“萬國強弱之原”，提出言政敷治的建議，在中國近代政治史、新聞史上有一定地位。
夏明翰大義淩然
夏明翰（1900—1928），字桂根，衡陽縣禮梓山（今洪市鎮餘家大屋）人，生於湖北秭歸縣，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革命活動家。1928年農曆二月二十九日夏明翰在漢口餘記裏慘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
夏明翰，1900年農曆八月出生在其父親做官的湖北秭歸。夏明翰的童年跟隨祖父母在湖北、江西等地度過。
1912年全家回到衡陽，住在衡陽市湘江東岸的楊家花園裏。夏明翰的父親曾做過秭歸知縣，1901年又欽加三品銜，署理歸州知州，繼而被派往日本考察政務；祖父中過舉人，做過京官；外祖父是清末翰林、國史館秘書，母親也能善詩文。少年時代的夏明翰就受到了父母追求科學民主和維新變法思想的熏陶，養成了愛讀書善思考的習慣。他並不以“夏府少爺”自居，而是經常做些自己認為該做的事情，還盡自己的能力接濟窮苦人。
1917年春，夏明翰進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種工業學校（位於衡陽）讀書。在校期間，他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開始讀進步書籍，並參加遊行和反對軍閥的活動，因此與祖父的矛盾日益尖銳。夏明翰組織成立了革命團體“砂子會”，並用詩歌和繪畫揭露軍閥賣國賊的醜惡嘴臉，宣傳反帝愛國思想。夏明翰曾寫過一首諷刺軍閥的詩：“眼大善觀風察色，嘴闊會吹牛拍馬，手長能多撈名利，身矮好屈膝磕頭。”真是把軍閥政客們的醜態刻畫得淋漓盡致。
“五四”運動風潮波及衡州後，夏明翰與同學一起發動罷課、推動罷市，聲援北京學生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鬥爭。他帶領一個演講團，經常到各地演講宣傳。在查禁日貨的鬥爭中，夏明翰首先發動自己的弟弟妹妹夏明震、夏明霹、夏明衡等，把祖父藏在夾牆中的日貨集中到湘江河邊，付之一炬。
1921年冬，經毛澤東、何叔衡介紹，夏明翰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後，夏明翰在長沙從事工人運動，參與領導了人力車工人罷工鬥爭。夏明翰按照湘區黨委的指示，領導了聲勢浩大的長沙人力車工人的罷工鬥爭，並取得了完全勝利。
1927年 4月 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夏明翰聞消息，非常悲憤，揮筆寫下一首短詩：“越殺膽越大，殺絕也不怕。不斬蔣賊頭，何以謝天下！”為了“斬蔣賊頭”，夏明翰毅然投筆從戎，參加了第二次北伐的革命軍，在鄧演達主持的政治部思想部擔任宣傳部長，並隨軍到達河南前線。1927年 6月，黨中央又將夏明翰調回湖南工作，繼續擔任湖南省委委員兼組織部長。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已被迫轉入地下活動。為了保守黨的機密，做好黨的工作，夏明翰經常改換住宿地點。7月大革命失敗後，夏明翰參與發動秋收起義，同時還鼓勵自己的親戚參加武裝鬥爭。征得組織上的同意後，他派七弟夏明霹到衡陽開展工作，五弟夏明震到郴州開展武裝鬥爭，四妹夏明衡到衡山組織領導起義。後來這些弟弟妹妹都在武裝鬥爭中先後英勇犧牲。
1928年初，夏明翰被黨調到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參加省委領導工作。由於叛徒的出賣，同年 3月 18日他不幸在武漢被敵人逮捕。在他的房間裏隻搜到一塊懷表、一個手電筒和他戴的一副近視眼鏡。夏明翰被捕後，黨組織設法營救，未能成功。
3月 20日清晨，他被敵人押送到漢口餘記裏刑場。為了中國人民的革命的正義事業，夏明翰悲壯地犧牲了，時年僅 28歲。
夏明翰為了正義事業，用自己的文字和身軀與敵人做頑強的抗爭，書寫了一股為正義而獻身的浩然大氣，激勵著千千萬萬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為革命理想而前仆後繼、一往無前！
秋收起義
1927年9月9日，由毛澤東在湖南東部和江西西部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即紅軍）舉行的一次武裝起義。是繼南昌起義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裝起義，是中共黨史軍史上的三大起義之一。
新 詩
新詩是指五四運動前後產生的、有別於古典詩歌的、以白話作為基本語言手段的詩歌體裁。新詩在建立和發展過程中，受到外國詩歌較大的影響。這對新詩藝術方法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許多詩人在吸取中國古典詩歌、民歌和外國詩歌有益營養的基礎上，對新詩的表現方法和藝術形式進行了多方麵的探索，產生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多種藝術潮流，出現了自由體、新格律體、14行詩、階梯式詩、散文詩等多種形式。眾多詩人的探索和一些傑出詩人的創造，使新詩逐漸走向成熟和多樣化。從五四運動以來，新詩一直成為中國現代詩歌的主體。
方誌敏為革命捐軀
方誌敏（1899—1935），江西省上饒市弋陽縣人，1922年8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３月轉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1月參與領導弋橫暴亂，創建贛東北蘇區，領導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方誌敏先後任贛東北省、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紅十軍、紅十一軍政治委員，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贛東北實際相結合，創造了一整套建黨、建軍和建立紅色政權的經驗，毛澤東稱之為“方誌敏式”根據地。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方誌敏潛回贛東北，恢複中共基層組織，組織農民武裝。次年 1月方誌敏領導弋陽、橫峰起義，進行遊擊戰爭、開展土地革命、組織工農政權，創建了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方誌敏曆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信江、贛東北省和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紅十軍代理政治委員、贛東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十一軍政治委員、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等職。方誌敏曾當選為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並獲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授予的紅旗勳章。
1935年 1月，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紅十軍團在通過懷玉山封鎖線時陷入敵人的重圍之中，部隊被敵人截成了兩截。方誌敏率領的 800餘人衝出了包圍圈，卻發現大隊沒有跟上來。作為主要領導的方誌敏提出要去尋找被圍的部隊。另一位負責人說：“你是主要領導，還是讓我去吧！”方誌敏說：“不行！我沒有理由留在這裏，我要把戰士們帶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