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完了初中，就不願意再繼續上學了。我對學習不感興趣，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問題，周圍的人都和我一樣。學校裏因政治運動搞得亂哄哄的，教師無心教學，學生也無意學習，上學和不上學都是一回事兒。不上學也是出於貼補窘迫的家庭經濟情況的考慮，早一些時間就業（參加工作），可以為家裏掙錢。大部分人的家庭生活拮據，隻靠父母的工資不足以維持生計。多一個人掙錢總是好一點。家裏除父母工作以外，隻要有一個孩子工作，生活就從容得多。大人們都希望孩子早早地幹活掙錢。家境好的家庭與家境不好的家庭，最大區別恐怕在於家裏上班的人的數量和吃閑飯的人數量的多少。象我這樣上完了初中就放棄學業的有很多。張凡也不上學了。
我上小學時，已經是八歲，“**”的停課鬧革命讓我們多上了兩年學，所以，我初中畢業的時候是18歲，已經是成人了。與我同時畢業的人年齡參差不齊，從十七歲到十九歲的都有，正是幹活的好時光。
從學校到工廠的路並不是平坦的，工廠不招工，學校不分配，正好趕上父母退休的，可以通過頂替的方式到工廠就業。大部分人找不到就業門路，隻好在家待業，被人們叫做“閑員”或待業青年。大院裏的待業青年有好幾十人。我理所當然也成了“閑員”，一邊待業一邊尋找幹活的門路。
就業的通常方式有這麼幾種：1、頂替。父母退休的時候，兒女中的一人可以到他原來工作的工廠上班。2、分配。在學生從學校畢業之前，當地的勞動部門與學校、居委會聯合把學生分配到工廠去。在這裏，學校和居委會的意見很重要。勞動部門隻是提供崗位需求，學校老師、居委會的大爺大娘們，根據學生們的平時表現和家庭經濟情況確定分配方案。
工作崗位總是有限的，遠遠不能滿足大量畢業生的就業要求，所以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工作。分配的標準是本人家庭情況、在學校上學期間的表現等等。比如，有的學生家庭情況（主要指經濟方麵）好，吃穿沒有困難，那麼這個學生就有可能暫時分配不到工作。居委會的判斷和意見是重要參考之一。那些老太太們或家庭婦女（居委會裏大多是這種人），可以決定一個人的一生。晚上，她們聚集在街道主任劉大娘家裏，一邊喝茶，一邊討論大院裏待業青年的就業問題，確定那一個人更需要就業以及分配到哪一個工廠。聽我的母親說，她曾經參加過一次這樣的聚會。她是以組長的名義參加的。那時，她還年輕。我們那一個組的劉可華（劉大爺的兒子）畢業的那一年，就業形勢不好，工廠不要人，很多學生沒有就業，他和許多同學一起離開學校回到家，成了待業青年，一直有兩年的時間。有一天，區勞動局通知居委會說，現在有幾個就業的名額，請居委會討論分配給誰。劉大娘寫了一個20人的名單，大家坐在一起看著名單逐個討論。等到了劉可華這裏，沒有一個人說話，他母親與許多人吵過架，得罪了不少人。還有一個原因是劉大爺的曆史問題。有曆史問題的家庭在許多事情上都遭遇“特殊待遇”。我的母親見沒有人為他講話，很為他著急，終於忍不住說道：劉可華這個孩子，必須安排就業。他爸拉大糞車，一個月才掙20幾塊錢，他娘病病怏怏的，從來沒上過班，一分錢也不掙，一家6口人就靠這麼點錢過日子。我母親說得完全在理，沒有人再說什麼。主任最後拍板給劉可華分配了工作。
居委會在當時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正因為他們的作用大，權力也大，受到人們的“尊敬”。沒有誰敢得罪他們，走在路上遇到他們時，一定要客客氣氣地打招呼。有時還要送禮給他們。說起送禮，無非是桃穌、水果之類的食品，稍微好一點的東西就是布料、衣服等。
我曾經看到一個鄰居家，住在郊區的親戚送來了幾個大個的桃子，孩子們流著口水盯著那碩大的、散發著濃香的桃子，孩子娘把幾個野小子狠很地推開，斬釘截鐵地對大兒子說：都給你劉大娘送去！然後又對孩子們馬道：明年老大中學畢業就要用得著劉大娘安排就業，你們這些畜牲！別斜楞這幾個桃子，老大就不了業，看你們能吃飽飯。
沒有正式的工作，我們隻能做臨時工。工廠由於季節的原因常常增加生產任務，需要雇傭臨時工。臨時工的工資並不高，甚至少得可憐，但是，找到一份臨時工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須有“關係”，有熟人、親戚朋友的介紹才行。不僅要有人，還得有物。送禮是必不可少的。
母親為了給我找工作費了不少心機、跑了不少腿。她帶著我，拎著一大包點心、水果，這些東西都是我和弟妹們夢寐以求的美味，來到廠長家。母親對這位廠長絮絮叨叨地述說，家裏孩子多、生活困難，他一聲不吭地抽著煙。最後，他不耐煩地站起身，皺著眉頭說：“宋師傅啊，誰不困難？！大家都困難。你回家等著吧”。說完就到裏麵的房間去了。母親要把手上的東西遞上，廠長連看都沒看一眼，他的老婆接了過去，並對我們說：“回去吧，誰不困難哪。”她一邊接過去東西，一邊厭煩地皺著眉頭。她順手把我們送上的東西塞進了一個櫃子裏，那裏麵塞滿了大大小小的包裹和盒子，我想那一定也是象我們這樣的人送的。她的動作麻利，毫不遲疑，已經習慣於接受“進貢”了。我們隻好退出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母親的臉上躺著兩行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