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致功
我於1927年農曆臘月26日生於河南偃師牛莊。新中國成立以後，采用公曆紀年。我按春節常在二月的習慣，估計我的生日應是1928年2月8日。這就是我的各種證件所記生日的來曆。
我屬兔，童年時代，一位算命先生說我命運不佳。因為臘月的兔子缺草吃，困難很多。我的父母過早去世，使我失去童年的溫暖，更迫使我僅讀初中一年即開始農業勞動。當時我缺乏科學知識，往往把算命先生的無稽之談和自己的不幸遭遇聯係起來。日寇侵犯豫西，家鄉淪陷，不幸遭遇更是雪上加霜，渴望讀書的願望更顯得渺茫了。
放下槍杆子，拿筆杆子去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我變賣了父母留下的土地和房子，讀完了初中。1948年3月，家鄉解放，當了一年小學教師。接著，到洛陽讀完高中。1951年高中畢業，響應國家號召，參加軍事幹部學校，被分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步兵學校學習。這時所受的思想教育，是安下心，紮下根，全心全意為祖國的國防建設貢獻一切。既然投筆從戎，在這樣的氛圍中，當然不再考慮上大學的問題了。專心致誌學習軍事技術，別無他求。當時的軍事學員無不如此。
做夢也未想到的事情發生了。軍營生活一年後的一個早上，出操的號音剛落，值星員立即整頓隊伍，就要出發。指導員很快過來了，他在隊前點了11個人的名字，我在其中。這11個人被帶到部隊，指導員宣布：接上級通知，國家很快要開展第一個五年計劃，需要培養大量的經濟、文化各方麵的建設人才，凡年齡在28歲以下，有高中二年級以上文化程度者，都要到大學去學習。你們都符合這個條件，現在你們要放下槍杆子，拿筆杆子去。
軍人隻能服從命令，當天就把自己掌握的槍支彈藥上繳，辦完各種手續，第二天就離開了那個已經有了感情的軍事幹部學校了。
改變前進的道路，雖然隻是一道命令，但也頗受觸動而思緒萬千，不由自主地回憶起求學道路的艱辛和曲折。父親曾經不止一次的對我說，他不識字，常受人欺負，要我必須讀到中學畢業。一個沒有文化的農民，要求兒子讀到全縣最高學府畢業，真不容易。事與願違，1943年父親38歲時就因病去世了。從此，我的求學道路就開始時斷時續極不順利了。這時，輕而易舉地得到了上大學的機會，國家還提供了調幹助學金，真是喜出望外。不過，這時我已24歲了，正是現在青年人讀研究生的年齡。
選擇史學教師的職業
既然上大學的方向是肯定的，接著就需要考慮選擇某一學校和某一專業了。我們這些調幹學生必須遵守一條規定就是首先考慮西北地區高校的生源較少，隻能在西北地區的高校中填報誌願。至於選定史學專業，是受了中學教師的影響。上初中時，校長是暨南大學曆史係畢業的。上高中時，校長是北京大學曆史係畢業的，這位校長還在1950年當選為洛陽市的副市長。不難看出，中學校長不僅是學生敬仰的老師，也是當時社會上的名人。正是這些原因，我成為西北大學師範學院曆史係的學生了。從此，我開始為史學專業奮鬥終生了。
在同班同學中，我年齡較大，同學們都稱我老牛。這使我感到有很大壓力，因為年齡最小的同學比我小六七歲，顯然這意味著我是一個落伍者。
由於年齡的劣勢，我不得不加倍努力，刻苦學習，爭取在相同的時間學習更多的東西。更加自己智力一般，也許要以勤能補拙的精神取得較好的效果。於是，我在畢業後留校任教，成為史學教師的一員。
初步走上史學教師的崗位，如履薄冰，謹慎小心，認認真真對待自己的任務。除了做好助教的一般事務工作外，我就努力讀書，提高自己的專業水準。在閱讀中，最早對我產生重大影響的是陳垣老前輩的一篇文章。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其全篇內容我記不清了，但有一點我牢記至今。就是陳垣老先生在中年時代就把《資治通鑒》讀了七八遍。我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分析，自己要把《資治通鑒》讀七八遍是不現實的，但應該爭取讀兩三遍。事與願違，這個願望至今還沒實現。可以肯定，今生是無望實現了。
沒有實現自己的願望是有客觀原因的。1956年秋加入教師隊伍，1957年6月就開始反右鬥爭了。那時候，我們三個人同住一間宿舍。有一天，其他二人外出，我一人在房中讀《資治通鑒》，忽然一位同誌破門而入，通知我去開會。在濃烈的政治氛圍中，我穩坐讀書，這是很不協調的，估計要受批評。果然不出所料，在不久的一次會上，有人嚴肅地對我說：“老牛，你怎麼不看這是啥時候，能讀《資治通鑒》嗎！”當時自感理虧，以默不作聲接受批評。
1957年反右鬥爭，1958年大躍進，全民大煉鋼鐵，1959年反右傾。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使經濟發展嚴重失調，全國陷入困難時期。這時候，我產生了非常天真的想法：北京是首都，一定比西安情況要好。要想讀書，還是離開西安為好。於是，我乘機考上北京大學曆史係研究生，在1959年12月到北京去了。
在辦理報道手續的過程中，一位師兄告訴我，導師汪篯先生是當時反右傾的重點，正在挨批。這消息使我大吃一驚，立刻想到學習必然受到影響。
果然不出所料，去拜見導師時，汪先生情緒低落，不想多說話，除了幾句初次見麵的話以外，根本未談研究生的學習問題。事實上，客觀形式也不容許實現自己理想中的研究生進程。緊接著就參加了幾次反右傾的批評會，這大概就是研究生入學的思想教育。不到一周，就接到去農村勞動鍛煉的通知，一去三個月。農村的三個月，親身體驗了人民公社的生產生活情況，內容十分感人。不過，這不是本文敘述的內容，省略為好。
從農村回到北大，主要學習《列寧主義萬歲》，批判修正主義。整天集體學習，開會討論批評，三段（上午，下午，晚上）不停。那時候，修正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可惡的敵人。一位老先生說：我是舊社會過來的人，有資本主義思想，但沒有修正主義思想，因為修正主義的定義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資本主義。我沒有披馬克思主義外衣，所以沒有修正主義思想。不難看出，當時說起修正主義，人人談虎色變，莫不擔心自己和修正主義有所牽連。
濃烈的政治氛圍使我不知所措，導師汪先生又因病住進醫院，自感從西安到北大來讀研究生是錯誤的選擇。同時，國家經濟形勢的急劇惡化，人人感到生活困難，我的感覺更為直接。在西安的助教工資是65元，到北京讀研究生隻有45元，1960年2月又有了兒子。負擔加重，收入減少，讀研究生是空想。於是，我決定終止研究生進程，回到西安。
陝西師大曆史係同意我回來工作，北大卻堅決不準。北大管研究生的一位領導說，中途離開對北大影響不好。最後，我直接寫信給教育部楊秀峰部長，得到了肯定的答複。就這樣，七個月的研究生曆程走完了。
回到陝西師大，心情舒暢，領導分配什麼任務，我都願意接受。這時候，全國經濟困難，人人生活艱苦，但不搞政治運動，大家精神輕鬆，得到一個讀書的好機會。除了1962年下放勞動一年外，我的確讀了些書。由於讀書範圍較廣，領導分配我教兩年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我對任務完成得還不錯。後來，又奉命準備開中國史學史的課。雖然因形勢變化沒有開課，但我還是發表了幾篇有關史學史的文章。總而言之，經濟上的困難時期，讀書的收獲是不小的。
1964年，困難時期剛過，政治運動又急速而來。農村開始社教，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鬥爭，不可阻擋地進入學術範圍。曆史主義與階級觀點、讓步政策、曆史人物的評價，還有文藝的各方麵等，都使文科教師感到暴風雨已經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