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長江上遊美麗的山城，她那寬闊的胸懷，吸納了抗戰的精英和個性凸顯的文人。
1937年10月30日，國民政府通過遷都重慶的決定。很快，重慶肩負起了戰時首都的重任，曆史的選擇讓重慶從長年位居的邊緣邁向了時代的中心，以中華民族抗戰首府的地位矚目於世。
拿起筆作刀槍，抗戰的文人們聚集在揚子江和嘉陵江的彙合處，掀起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中國抗戰文學活動。重慶的抗戰文學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特的風景，橫空出世，叱吒風雲。抗日烽火激烈燃燒著的重慶抗戰文學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潮，發揮著導向的作用。
重慶抗戰文學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導向，一方麵，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區域性”和強烈的“戰時性”凸顯出文學作品的主題；另一方麵，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外國戰爭文學發生了遙相呼應的內在聯係，充滿開放性活力的重慶抗戰文學很快與世界著名的戰爭文學並肩齊進，互補益彰。此階段的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戰爭內涵所依托的文化背景與五四前後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呼聲已經變調，針對性已今非昔比。因此，我們對重慶抗戰文學進行研究，就不僅僅是探尋重慶在那特定時期的文學與昔日戰爭文學有什麼不同的特征了，重要的是，我們以重慶抗戰文學為參照，去審視包含戰爭內容的中國現代文學（自然包含中日戰爭期間的解放區文學與淪陷區文學），梳理其發展變化的軌跡，對其內在規律作出科學的判斷和評價，並且，對當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交流作出富有建設性的思考。
重慶抗戰文學主旨是服務於抗戰。大量的街頭劇、牆報詩、快板詞等，戰初就湧上了重慶的大街小巷。爾後，大量的戲劇直白震蕩著重慶大霧彌漫的上空。文學呼喚中華兒女奔赴戰場，要用我們的血肉去築起新的長城。伴隨著戰爭的進展，文學又以較高的審美形式激蕩起中華兒女抗戰的韌性和堅強。這就是重慶抗戰文學！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學所依托的特定文化！依托抗戰文化反思當代中國靡靡之音現象不乏社會意義和重要價值，依托抗戰文化去剖析日本戰時文化政策並以史為鑒促進當代中日文化交流也不乏重要的社會意義。
抗戰文化的資源，猶如一座待開啟的富礦，具有難以窮盡的價值。同重慶文學自身的豐富性相比，目前對之進行的研究就像站在黃山望著喜馬拉雅山，個中研究無論廣度或深度都有待拓展，尤其是不走老路，富有新意方麵，給抗戰文學研究者不少考驗。所謂“新”，概括起來不外乎兩個方麵：一是新的研究視野和新的研究觀點，二是新資料的發掘。這部題為《重慶抗戰文學新論》的論著，主要是立足於上述第一方麵進行有益的探索和嚐試。
《重慶抗戰文學新論》分為上下兩編，上編“重慶抗戰文學的當代西方文論闡釋”。如題所示，主要在於運用當代西方文論來重新闡釋重慶抗戰文學。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十分興盛，這一時期的西方文學理論，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遠遠高於或多於此前的所有文論，成為西方20世紀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西方文學理論先後被介紹到中國，為中國文學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和活力。當然也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原有的西方文學理論，我們可以發現後者與前者息息相通的內在因素。
《抗戰戲劇的間離化效果》（王禮嵐）論述了“間離化”效果在中國抗戰戲劇中的體現。抗戰戲劇的革命性與喚起民眾的反抗意識是其根本，因此抗戰戲劇要求間離化效果是必然的，“間離化”在抗戰戲劇中普遍存在。同時，“間離化”效果也實現了抗戰戲劇力圖傳達給觀眾行動起來反抗和改變社會現實的目的。
《〈四世同堂〉的敘事特色》（胡國威）運用敘事學的理論從敘事視角、敘事方式和敘事聲音這幾個方麵探討了《四世同堂》這部小說的敘事特色。《四世同堂》采用全知視角與內視角相結合，敘述方式上以“講述”為主，敘述者聲音、人物聲音和作者聲音（包含隱含作者和實際作者）彼此交相呼應，形成了一個對話交流的情境，從而豐富了小說的思想意義。
《對戰時重慶詩歌的細讀》（王芳）運用崛起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評的主要批評方法――細讀，重新解讀臧克家的名篇《生命的秋天》。新批評的觀點認為，文學是獨立自主的實體，通過細讀我們可以找到和文字表層意義完全不同的深層含義，沒有“細讀”則很可能成為“誤讀”。《生命的秋天》脫離了普通抗戰詩歌的強烈政治色彩，提供了個人對客觀世界的反映和體驗，包含著對立衝突的元素，複雜性和統一性相結合，因此成了新批評眼中的好詩。
《〈財主底兒女們〉的複調性》（杜興梅）重點分析了《財主底兒女們》這部小說的複調性，主要表現在小說中的“微型對話”和“大型對話”兩個方麵。話語層麵的“雙聲語”是“微型對話”在形式上的表現，而在內容上則是表現主人公內心思想矛盾的內心獨白。“大型對話”則關涉小說中不同人物聲音所產生的多聲現象，以及存在於作者與主人公的對話關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