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評周天子命韓、趙、魏為諸侯（臣光曰1）
《通鑒》為何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開篇，而不選其他時間，比如《史記·六國年表》的始於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6），或者直接上繼《春秋》？
因為這一年，在司馬光看來，發生了一件大事。
就在這一年，威烈王姬午任命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這一承認不打緊，使原本屬於打家劫舍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由此寫了一篇長達1200多字的評論，認為周天子此舉是周室益發破落的關鍵。周室直接控製的地盤很小，而之所以能成為天下的宗主，大家都服從周天子的指揮，是因為他有“天子”的名份。誰人膽敢冒犯，輕視天子權威，有勢力的諸候則可以聯合其他諸候國，滅了違禮犯份者。當時諸候就怕這個。春秋五霸所做的也便是這項工作，美其名曰“奉天子以令不臣”。
而姬午把立國的底限給出賣了，“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現在即使再有齊桓公一流的人物，想出麵收拾魏強盜、趙強盜、韓強盜，也師出無名了。因此，毛澤東說：“選擇這一年的這件事為《通鑒》的首篇，這是開宗明義，與《資治通鑒》的書名完全切題，下麵做得不合法，上麵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無是無非，當然非亂不可。”
何謂“禮”？周作人先生講：“生活之藝術這個名詞，用中國固有的字來說便是禮”。“禮”是使生活變得和樂而美妙的一部分，這樣理解真好。司馬光長篇大論辯析“名份”一說，我想也是為了使生活變得彬彬有禮。然其實，也就是夫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國君要像國君，臣下要像臣下，父親要像父親，兒子要像兒子。這裏麵內涵無可推卸的職責與如寒來暑往般必不可少的秩序，並一定是說君父便高高在上，等級森嚴。不君不臣不父不子，其結果隻能是人亡政息。我想，沒有人願意這樣。當年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就用這八個字回答。齊景公深有感觸地說：“對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糧食再多，我能吃到嗎？”（《論語·顏淵》）周威烈王顯然就不像人君，做事基本不著譜。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東周接下來的形勢就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周天子完全褪為空殼。
宋神宗讀出了司馬光的這層用意，他在為《資治通鑒》作《序》時說：“（司馬）光之誌，以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製盡矣。此亦古人造端立意之所由也。”而胡三省更直接，“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對司馬光的這個開篇法門，評價甚高，總括為“溫公書法”。
據我所知，史筆稱“法”的共有三家，另二家一是“春秋筆法”，一是朱熹的“紫陽書法”。“溫公書法”的大要，意在告誡天子，不可自壞規矩，否則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公元前377年，子思在衛國，看到衛侯滿腦漿糊，胡亂出主意，而群臣卻“和者如出一口”，子思就開罵：“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而近人之關注“禮”，我認為過偏地看到了“繁文縟節”，卻沒有看到“斑馬線”，於是就亂罵一通，尤以魯迅為代表，說禮教吃人。其實“禮”之大用在於秩序，《禮記·樂記》說“禮者天地之序也”。打個比方，交通而無秩序，成不成？人生在世，從古至今，有些東西是可變的，有些東西是不可變的。可變的是形式，不可變的是內在的規律。儒家說守孝三年，現在已不合時宜，可變，然孝道之心可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