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任何天文記載表明，1911年的第一場雪，是否比以往來得更早一些。
素有火爐之稱的武昌，秋燥還未完全褪盡。10月10日，極其普通的一天，一聲槍響卻在大清國釀成了全麵雪崩：先是驚揚起幾片雪花，而後這些雪花凝成了一個雪球，繼而越滾越大，聲響也越來越洪亮，終於湮沒了一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似乎真幹淨。
一切都來得太快了。連那位懷揣美國護照、愛用日本名字、忘年戀情驚世駭俗、日後被各方勢力奉若神明的偉人，也沒想到夢寐以求幾十年的政權將會在一個多月後落在自己的手裏。這雙手此時正在丹佛（美國科羅拉多州）一家狹小的中餐館內，端著幾片油膩的盤子——我們的偉人此時的頭銜是“企台”（餐廳服務員），正忙著為一位名叫盧瑞連的老板打工。
兩個多月後，在白茫茫似乎真幹淨的大地上，“企台”成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如同巫師般真正準確地預言了這場雪崩的，隻有一位矮小的日本人，他的名字叫伊藤博文。1909年的春夏之交，伊藤博文向英國駐日公使竇納樂（Claude M. MacDonald）宣稱：三年之內，中國將爆發革命。以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遜位為標誌，伊藤博文的預測誤差隻有2個月。
更為重要的是，伊藤博文同樣精確地預測了這場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中央權威喪失，“各省谘議局被賦予了太大的權力”，各種政治勢力在改革的名義下忙於爭奪權勢。日本首相桂太郎對此表示讚同，他認為“憲法、國會、資政院這些東西本身雖是極好的，可是要使一個國家能運用它們，必須要做許多準備工作”，而中國顯然並沒有足夠的準備，“中國現在實在走得太遠，會出毛病的。”
半年後，伊藤博文到訪哈爾濱，拜會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他告誡大清官員，要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導權並控製節奏：“貴國土地遼闊，統一甚難，辦理憲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棄權利，然地麵太大，亦易為人傾覆，我為此事，極為貴國憂慮。不怕貴國見怪，此事艱難異常，一時恐難辦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貴國政府防範雖極嚴密，然萬一發生，於國家即大有妨害。此時貴國辦理新政，外麵極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測，危險不可不防。”
三天之後，伊藤博文在“東清鐵路”的樞紐、哈爾濱火車站遇刺身亡。
鐵路此時已成為東北亞國際爭鬥的焦點，起於俄國赤塔的“東清鐵路”，經滿洲裏、哈爾濱、綏芬河抵達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其自長春以南的路段在1905年日俄戰爭後劃歸了日本，那就是中國人更為熟悉的“南滿鐵路”。
日俄之外，英、美、德、法乃至更為弱小的比利時等國都紛紛各顯神通，胡蘿卜與大棒齊飛，爭奪中國鐵路的修築權、經營權。翻開清末民初的外交史，幾乎就是一部鐵路爭奪史。
因為關係到國家戰略、戰備和巨大的經濟利權，鐵路早已從單純的經濟問題，上升為複雜的政治問題。多快好省地建設鐵路，與推行以三權分立為目標的憲政，分別成為大清國經濟和政治改革的主旋律。但是，這條將帶領大清國“走進人間天堂”的“神奇天路”，卻最終將大清國導向了死亡之路，出軌傾覆。
出軌之路，源於民營資本大舉進入鐵路投資帶來的一地雞毛。
一向對民營資本很不放心的大清政府，在鐵路建設上表現了罕見的寬容。在1898年11月由礦務鐵路總局頒布的《礦務鐵路章程》中，就旗幟鮮明地為民營資本保駕護航：“礦路分三種辦法，官辦、商辦、官商合辦，而總不如商辦。除未設局以前，業經開辦者不計外，此後多得商辦為主，官為設法招徠，盡力保護，仍不準幹預該公司事權。”礦務鐵路總局被商部取代後（1903年），政府更是明確宣布對民營鐵路公司“不另派監督、總辦等員，以防弊竇”，同時還頒布《鐵路簡明章程》，在立法上將保護措施落實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