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1 / 3)

2003年國慶節後的一天早晨,在湖南省長沙工作的張先生按平常的習慣,來到一個早餐攤點,掏出兩元錢來買4個燒餅,攤販接過錢後沒有像往常那樣及時給他夾燒餅,而是又伸出手來對他說:“還要4角錢—一因為燒餅漲價了!”“燒餅怎麼會漲價?”張先生帶著這個疑問回到辦公室,與同事們一聊起,這才知道,不隻是燒餅漲了價,豬肉也漲了價,雞蛋也漲了價,豆腐也漲了價……

中國人對糧食特別看重,對糧食價格更是特別敏感。大多數中國人想必都還記得,1991年,國務院決定,從5月1日起適當調整糧油統銷價格。雖然這是一次較小幅度的調整,一公斤大米仍隻要0.294元,僅增加了0.18元(標一米)。一公斤麵粉也隻要多花兩毛錢。而經過1988年的漲價風潮,我們的日常消費品都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價,這次糧油調劑又給每個職工每月補貼了6元錢,按說沒有什麼大的承受困難。但由於人們對糧食價格的特殊敏感,仍然在全國引起了一場大的波瀾。從1991年4月23日的“解密令”下達,全國便出現了大規模的搶購風潮。

在北京,1828個糧店,90%的糧店出現數百人的購糧群眾,自行車、手推車、三輪車塞滿了糧店,西城區平安裏、東城區鼓樓大街一帶由於居民在糧店前排隊,引起了交通堵塞。在重慶,連續三天,所有的糧店都有排成長龍的購糧群眾,一麻袋一麻袋地買,一板車一板車地拖。在湖南耒陽市,居民的600多萬公斤節餘糧,有423萬公斤在“五一”前購出,相當於全市4個月的糧食購買力,大部分家庭存糧100公斤以上,多的達500公斤。

幸好這次糧油物資準備充足,因此,雖然出現搶購,但未引起大的波瀾,算是有驚無險。1991年5月1日正式實行新價格,人們詳細一看,也就區區毛把錢的漲價,很快就穩定了下來。

1994年,中國又一次發生了由於糧價上漲而導致的搶購風潮。國務院不得不緊急部署,打開國家糧倉,通過拋售專項儲備糧來穩定糧食價格。與此同時,一年之前剛剛被廢止的購糧本,又重新發到了城市居民手中,城市居民又開始每月拿個米袋子到國有糧店去買分配的大米了…

然而,讓許多專家、學者感到意外的是,雖然從2003年10月份以來,中國的糧價突然出現了持續上漲,到2004年8月止,玉米上漲了25%,小麥麵粉上漲了40%~50%,而稻米更是上漲了70%~80%,漲幅不可謂不大。但是,在這次幅度並不小的糧價上漲風波中,絕大多數中國人居然都能夠泰然處之,沒有產生恐慌情緒,沒有出現搶購現象。百姓坦然,市場平靜。

糧價上漲,百姓不搶,政府不慌,市場不亂,這一方麵反映出中國人對物價尤其是糧食價格變動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強,另一方麵也得益於政府較高的宏觀調控水平與市場調控能力,而最根本的一點,則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句諺語一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一、糧價上漲,百姓不搶

多年沒見過的“瘋漲”

徐文昌是河南省濮陽市一家麵粉廠的老板,這一段時間他都在為自己的決策偷著樂。在2003年10月16日舉行的鄭州小麥交易會上,他果斷出手,以每噸1050元的價格購進了2000噸小麥,幾天後就漲到1100元。“好多年沒見到這樣的瘋漲了。”他頗為感慨地說。而在北京做粉絲生意已經三年的馬興安卻樂不起來,反而是憂心忡忡:“邪了門了,做這麼長時間的生意還沒碰到像現在這種漲法的,粉絲每30斤就漲了兩三塊錢。”商人是敏銳的,是他們最先察覺到了糧油價格上漲的趨勢,反應快出手快的賺了大錢,反應慢出手遲的也能得些小利。而曆來對糧油價格特別敏感的普通消費者,這次卻反應相當“遲鈍”。由於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物價波動承受能力的增強,糧油價格上漲這個過去足以引起人們震驚和恐慌的事情,開始卻沒有引起大多數人的關注,直到上漲幅度日趨加大,人們這才從超市和菜場裏的價格標簽裏,發現了糧油食品價格已悄然上漲的事實。如糧油價格早在2003年8月份就初顯端倪,但北京永樂小區的居民,直到國慶節後,他們在經常購物的便民店裏看到原先0.5元錢一個的包子漲到了0.6元,以前1元一包的爆米花漲到了2元,魯花花生油每瓶由原先的29.6元漲到了32.5元,他們這才知道糧油價格上漲了,並且漲得還很快,還很猛……不過,漲了就漲了,現在的老百姓已經逐漸適應了糧油價格放開後隨行就市的糧油價格,除了在閑聊時發幾句牢騷外,大多數人都能夠平靜待之,不慌不搶。該買的米照買,要吃的油照吃。這一次的糧油及副食品價格的上漲,不同於前幾次是消費者出於對糧改政策的誤解導致恐慌性搶購而推動的,而是原糧的漲價直接帶動的。追根溯源,糧、油、肉、蛋價格的全麵上漲,其源頭都在糧食。在此,我們對2003年以來國內市場糧食價格的走勢作一個簡要的回顧。

先看稻米。2003年年初,我國稻米價格較為穩定,其中東北產區稻穀出庫價維持在1.10元/公斤左右。但進入4月份以後,由於受SARS影響,廣東、北京等疫情嚴重地區出現了暫時的稻米供求失衡現象,稻米價格快速上揚。據統計,在此期間上述地區的大米價格平均上漲了200元/噸,部分地區則高達500元/噸。隨後疫情得到控製,稻米價格也逐步回落。

2003年下半年,受早稻減產影響,我國南方早稻產區稻穀價格開始上升。特別是10月份以後,在小麥、大豆和玉米等糧食品種價格大幅度上漲的帶動下,國內市場稻米價格大幅度走高。據統計,當時安徽省稻穀收購價格達到了1050元/噸。

2003年11月份,我國稻米價格雖然有所回落,但回落幅度極其有限。同時由於受地方儲備和地區間差價的影響,安徽、江蘇和浙江等省的糧食企業紛紛到東北采購稻穀,導致東北地區2002年產稻穀價格從1.10元/公斤迅速上漲至1.26元/公斤。

春節過後,稻米價格繼續走高,已接近1996年最高價時期的水平,且有超越之勢,其中,低質米漲幅最大。2004年3月9日廣州市糧油交易市場的批發價格統計表顯示,2003年產三級早秈稻站台自提價為1720元/噸(湖南產),比2月中旬上升17.8%;標一早秈米2620元/噸(湖南產),比2月中旬上升24.8%;標一晚秈米為2620元/噸(湖南產),比2月中旬上升19%。

小麥的價格走勢也基本相同。2003年2月份以後,國內市場小麥價格開始小幅攀升,到2003年6月份,小麥價格已連續4個月出現回升。而到2003年10月份,我國主產區小麥價格開始強勁上漲,平均漲幅達到了40~80元/噸。黑龍江小麥每噸收購價達到1100元,比上年同期上漲32%左右。

玉米價格在2003年上半年呈現平穩上漲態勢,當時吉林產區玉米車板價達到了980元/噸,黑龍江產區玉米車板價達到了970元/噸。2003年10月份以後,國內玉米價格開始大幅上漲,其中廣東港口玉米報價升至1320元/噸。2003年11月下旬呈現出衝高回落態勢,但到2003年年底,由於農民惜售和華北五省嚴查公路超載,國內玉米價格再次回升。

糧食的漲價,直接帶動了麵粉、大米以及食用油、飼料等製成品價格的上漲。如此短期內糧油價格這樣大幅度上漲,這是我國1997年來的第一次,其持續時間之長,也是近十多年來絕無僅有的。

國家統計局在每個月的中旬公布上一個月的月度形勢報告,在這裏我們將2004年1~7月有關糧食價格的情況分列如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糧食價格上漲的大致軌跡。

1月份,全國糧食價格走勢趨穩。與上月相比,1月份小麥價格基本持平,玉米價格上漲0.9%,秈稻、粳稻價格分別上漲1.3%和2%,大豆價格上漲4%。而與2003年同期相比,1月份秈稻、小麥、玉米和大豆價格則分別上漲16.2%、18.1%、22.8%和29.5%。

2月份,糧食價格繼續上揚。與1月份相比,2月份小麥價格上漲0.7%,秈稻、粳稻價格分別上漲4.1%和3.9%,大豆價格上漲1.3%,玉米價格持平。與2003年同期相比,秈稻、小麥和玉米價格分別上漲21.4%、19.9%和21.5%,大豆價格上漲31.4%。3月份,糧食價格同比上漲三成。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2003年同月上漲3%,與2月份比上漲了0.3%。分類別看,食品價格上漲7.9%,非食品價格上漲0.5%。其中糧食價格同比上漲30%。

4月份,糧食價格同比上漲33.9%。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2003年同月上漲3.8%,比3月份上漲0.5%。分類別看,食品價格上漲10.2%,非食品價格上漲0.5%。

5月份,糧價同比上漲32.3%,食品類價格較2003年同期增長了11.8%,成為物價上漲的最大推動力。其他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統計數據包括:油脂價格漲24.6%,鮮蛋價格漲21.7%,肉禽及其製品價格漲19.7%,水產品價格漲17.5%,鮮菜價格降6.0%。

6月份,糧食價格繼續上漲,漲幅達到32.0%。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2003年同月上漲5.0%,但與5月份相比下降0.7%,其中食品價格漲幅達到14.0%。其他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統計數據包括:鮮蛋價格上漲33.1%,油脂、肉禽及其製品價格上漲超過20%。

7月份,糧食價格同比上漲31.8%,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2003年同月上漲5.3%。另外,油脂、肉禽及其製品、鮮蛋、水產品、鮮菜的價格則分別上漲23.3%、22.9%、34.2%、17.3%、13.4%。

8月份,糧食價格同比上漲與7月份相同,也是31.8%,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2003年同期上漲也是5.3%,與7月份持平,繼續維持1997年2月份以來的最高點。其中鮮蛋價格同比上漲30.3%,肉禽及其製品上漲了23.5%,油脂價格上漲22.5%,水產品價格上漲了15.6%,鮮菜5.8%。從以上的數據,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輪糧油價格上漲,其漲幅相當之大,漲勢相當之猛。並且糧食產品輪番上漲,一個接一個,先是大豆產品及食用油,後是小麥、麵粉,再是玉米,最後是稻米。漲勢維持時間之長,也是多年來少有的。以2004年2月份與2003年9月份相比,作為主要口糧品種的稻米價格漲幅達60%左右,特別是早稻米價格漲幅高達60%~70%,小麥、麵粉價格漲幅也達30%~40%。

一“食”激起千重浪

糧食是萬物之首,是人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糧價則是百價之基,在所有的商品中,它是核心,是“帶頭羊”。糧價上漲,必然拉動所有糧食轉化商品的漲價,並帶動其他生活消費品的價格上漲。統計部門統計,糧價上漲,可以牽動一千多種商品的價格上漲,形成典型的“多米諾效應”。因此,糧價上漲往往帶動物價總水平出現一定程度的提高。

這一次的糧食價格上漲,同樣也引起了整個物價水平的波動。首先引起了農產品產業鏈上的連鎖反應。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3年9月份食品價格上漲勢頭即十分明顯,當月鮮菜、油脂、肉禽及其製品價格分別上漲了12%、7.7%和5.1%,食品整體價格同比上漲3.2%。而到10月份在這個基礎上又有所上漲。一些超市5升桶裝大豆色拉油均價從10月14日的36元,漲到了10月21日的41.47元,每桶上漲5.47元;隨後肉、蛋、豆腐等副食品價格也有所上升,雞蛋由每公斤5.2元漲至5.6元左右,豬肉由每公斤11元漲至14元左右,散裝米的價格基本上每公斤上漲0.6元,豆腐每公斤上漲0.4元左右。以後,這些商品的價格每月都有一定幅度的上漲。到2004年8月,湖南長沙地區的豬肉價格已經漲到每公斤16~18元左右,笨雞蛋每公斤12~14元左右。廣州市雞蛋價格漲至曆史最高價,新鮮雞蛋均價每公斤7.45元,部分市場7.8~8.0元,豬肉價格一路飆升到每公斤22元,比2003年同期高出6元。重慶新鮮雞蛋價格每公斤7.4元,笨雞蛋13~14元。生活資料價格上漲後,生產資料價格也緊隨其後,跟風趕浪。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03年9月份生產資料出廠價格同比上漲2.4%,影響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約1.7%個百分點。在其所調查的39個工業行業中,有22個工業行業的價格呈上漲趨勢。其中漲幅較大的有石油天然氣業、石油加工及煉焦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等。另外,棉花價格僅2003年9月份每噸就上漲了3000餘元,三季度末的國內棉價較2002年中期已經上漲超過50%。

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驗看,糧價上漲往往是引發通貨膨脹的領頭羊。1985年、1988至1989年和1993至1995年三次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都是由於上年或當年糧價大幅度上漲引起的。這一次的糧食價格上漲,雖然沒有達到引起通貨膨脹的程度,但也引起了物價的波動,推高了整個物價水平。

CPI,也即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指數,它是用來衡量居民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價格變化的指標。在經濟學家的眼裏,CPI通常是被用作衡量通貨膨脹率的核心觀察指標之一。

近幾年來,我國的CPI同比增幅一直為負增長。1999年4月為-2.2%,2002年4月為-1.3%。但從2003年開始,CPI由負轉正,並且逐月走高,從而結束了自1994年以來物價持續下跌8年的局麵。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3年10月,CPI比2002年同月上漲1.8%,與9月相比上漲0.9%。到了11月份,上漲速度更快,CPI比2002年同月上漲3%,與10月相比上漲1%。12月份的CPI更是上漲3.2%,比上月提高0.2個百分點。2003年1~12月份累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1.2%,比2002年提高2個百分點。進入2004年後,CPI一直維持在3%左右,6月至8月連續3個月超過5%。這是1997年後從未出現的情況。而如果具體分析構成CPI上漲的因素,我們便不難發現,糧油類食品價格的上漲是最關鍵、最核心的因素。

按我國的統計製度,CPI指數除了食品價格外,還包括煙酒、衣著、家庭設備用品、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娛樂教育文化、居住等項目,共八大類,既包括商品消費,也包括服務消費;既包括傳統消費項目,也包括汽車等“現代消費”。其中糧油類在CPI所占權重約為1/3。因此,一旦糧食價格上漲,便會直接影響到CPI的變化。

經濟學家研究認為,生活性基礎產品價格向價格總水平的傳導分兩部分,一是生活性基礎產品價格直接構成居民消費價格的重要組成部分,如糧食、鮮菜、水果等生活性基礎產品價格占居民消費價格的比重較大,在居民消費價格的構成中,食品價格的權重約占居民消費價格的33%左右,因此生活性基礎產品價格上升直接影響居民消費價格上漲。

生活性基礎產品價格向居民消費價格傳導的另一個方麵是間接的影響,如糧食、鮮菜、油料作物價格的上升向以農產品為原料的食品工業、餐飲業價格傳導,並最終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的上升。例如糧食價格上升引發肉禽及其製品、水產品、鮮蛋價格的上升;糧食、鮮菜、副食品價格的上升又引發飲食業及食品工業價格的上升。從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來看,糧食價格從2003年5月份開始出現上漲,6月份就影響到肉禽及其製品價格的上漲,7月份影響到水產品價格的上漲,8月份影響到蛋類價格的上漲。糧食價格上漲對肉禽及其製品價格、水產品價格、蛋類價格上漲影響的滯後時間分別為1、2、3個月,其傳導速度是非常快的。從影響程度來看,以2004年5月份為例,糧食價格同比上漲32.3%,同期肉禽及其製品價格、水產品價格、蛋類價格分別上漲19.7%、17.5%和21.7%,分別為糧價上漲幅度的61.0%、54.2%和67.2%。目前肉禽及其製品價格、水產品價格、蛋類價格仍然保持比較強勁的上漲態勢,這說明生活性基礎產品價格上漲的傳導程度是很明顯的。

從生產資料價格變化的幅度來看,如果以2002年4月份為基期,到2004年4月為止,則采掘工業出廠價格累計上漲了34.1%,原材料工業出廠價格累計上漲了17.4%,而加工工業出廠價格累計僅上漲了5.7%,分別小於采掘工業出廠價格和原材料工業出廠價格漲幅28.4和11.7個百分點。這說明在生產資料中,上遊行業價格向下遊行業價格雖然有一定程度的傳導,但傳導的程度明顯減弱。這同時也說明,價格總水平上漲不是由於上遊工業產品價格上漲傳導的結果,而是由於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傳導引發的。2003年下半年糧食價格的上漲及由此引發的食品價格上漲拉動全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1.1個百分點,服務價格上漲拉動全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0.5個百分點,兩者共計拉動居民消費價格上漲1.6個百分點,而2003年全年居民消費價格總計才上漲1.2%。

另據統計部門統計,2004年上半年我國食品價格上漲9.5%,拉動物價總水平上漲3.19個百分點;服務項目價格上漲2.0%,拉動總水平上漲0.47個百分點。兩項合計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3.66個百分點。從構成看,糧食及肉禽蛋類價格的快速上漲是居民消費價格變動的最顯著特征。與2003年同期相比,上半年糧食價格上漲26.7%,拉動總指數上漲0.83個百分點。同時,糧食價格上漲又在相當程度上帶動肉禽蛋和水產品價格上漲,從而間接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從這裏我們便可以理解,政府對糧食問題為什麼要這麼重視,人們對糧食價格為什麼會這麼敏感。不過,糧價上漲雖然會直接帶動食品價格的上漲和間接帶動其他商品生產成本的提高,造成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漲,但是從目前我國經濟的總體狀況看,這次糧價上漲,並不會引起新一輪通貨膨脹。其理由,首先,在城鄉居民消費支出中,用於食品消費的支出所占比例已大幅度下降,食品價格上漲對居民消費價格水平的影響力已經減弱。其次,我國經濟整體上已從短缺經濟轉變為相對過剩經濟,許多商品由於供過於求或產品更新換代,價格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在這種大背景下,糧價上漲對價格總水平的帶動作用就不會像短缺經濟時期那樣強。

市場反應平靜

早上吃的饅頭漲價了,中午吃的米飯漲價了,晚上吃的魚肉漲價了……沒有什麼商品像糧食這樣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也沒有什麼商品的價格有糧價這樣引人關注。但是,就在各級政府嚴陣以待、許多經濟學家憂心忡忡的時候,曆來對糧食價格特別敏感的中國老百姓卻出乎意料的冷靜,出乎意料的泰然。除了在閑聊中說幾句氣話、發幾句牢騷外,沒有人恐慌,更沒有人搶購。人們以出奇的平靜接受了這新世紀第一輪糧油漲價的事實。年長一點的人都還記得,1994年的那次糧食漲價風潮,曾引發一場席卷全國的瘋狂搶購之風,許多地方出現糧食脫銷的緊張局麵,並由此導致一次嚴重的通貨膨脹。然而,這一輪漲幅更大、持續時間更長的糧食漲價,卻並沒有出現搶購糧食的景象,許多人對此泰然處之,坦然承受。究其原因,這一方麵是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對物價波動的承受能力增強了,另一方麵,也反映了這一次的糧食漲價,存在著一定的合理因素,得到了市場的認同。

1994年糧油價格上漲時曾在杭州引發一場大規模的搶購風波。然而,2003年10月開始,杭州糧油價格持續半月上漲,市場卻相當平靜,沒有出現搶購現象。據浙江東南糧油交易批發市場統計:10月1~20日的成交量隻有2002年同期的四分之三,大多數集貿市場的糧油銷售平淡。而商場裏的冰箱、彩電這些過去也曾成為搶購對象的商品,卻還在大幅度的降價來招徠顧客。這說明,麵對糧油漲價,現在的消費者心理素質明顯加強,消費更趨理性。

當然,這裏有兩個重要的前提,第一個前提就是現在糧食庫存豐富,供應充裕,人們不擔心沒有糧食買而出現餓肚子的情況,不擔心出現商品短缺影響生活的局麵。通貨膨脹往往是短缺經濟伴隨貨幣供應量過多引發的,但目前社會商品基本上沒有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麵。根據國家商務部與中華全國商業信息中心對2003年下半年600種主要商品全國市場供求情況的調查結果表明,供過於求的商品473種,占78.8%;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27種,占21.2%。隻要有東西買,人們犯不著恐慌,更犯不著去搶購。另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盡管糧價上漲得比較快,但對大多數家庭影響不大。中央電視台記者就現在糧油價格上漲能不能接受一事采訪北京市民,結果大多數市民都坦然地回答說:“能接受!能接受!”他們的解釋是,“現在我們的收入都高多了,糧食漲一點價對我們的生活沒有什麼影響,何況現在吃得也不多。”

以前我們最擔心的就是“米貴傷民”,害怕城市居民不能承受糧價上漲的壓力。但這一次我們卻是多慮了,收入大幅度增加、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城市居民,現在可以輕輕鬆鬆地消化糧價上漲增加的支出了。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1990年我國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中用於食品消費的支出(也即恩格爾係數)為55%,到1995年跌破50%關口,到2003年已經下跌到37.1%。有專家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一係數還會繼續降低。這意味著食品支出在總支出的比重已經隻占很小一部分,糧油等食品的價格上漲,對城市居民的生活不會構成很大的影響。據有關部門調查統計,2001年,平均每個城鎮居民用在糧、油、肉、菜方麵的開支比1996年減少了131.2元錢,2002年減少了43.8元錢。而與此同時,城鎮居民的收入卻比1996年有了大幅度的增加。2003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達到8472元。因此,一斤大米漲幾毛錢、一瓶食油漲幾塊錢,大多數家庭都能夠承受。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的是,糧油漲價,對一些低收入家庭還是有一定的影響。據估計,在我國還有10%左右的低收入城鎮居民戶,月人均收入不到300元,恩格爾係數在50%以上,其基本生活所需的糧油、肉菜價格大幅上漲,這無疑會使他們生活更為艱難。這是我們必須予以重視並要給予一定的支持保護政策的,否則的話也會引起社會的動蕩不安。總的來說,我國目前的糧食庫存依然較為充足,通過調節庫存完全能夠彌補糧食缺口,價格上漲幅度可以控製在一定範圍內。雖然短時期內糧油價格變動會影響到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負擔,但尚不足以根本影響到居民的經濟消費生活。因此,我們沒有看到1994年那次糧油價格上漲導致的搶購風潮,更沒有出現糧食脫銷的場景。

二、對比“九四”:中國正在走向成熟

糧價漲起來,全國慌起來

分析2003年的糧油漲價風波,不能不對比一下1994年的情況。事情就是這麼怪,1992年我們還在為農民“賣糧難”傷腦筋,一夜之間便掉了個頭,到處一片“買糧難”,糧食價格節節攀升。

1993年末開始,一場全國性的糧價上漲風潮爆發了。

1993年11月,廣東省的糧價首先上漲,並且以每公斤0.3~0.5元的漲幅向鄰近省波及。僅一個多月時間,便影響全國,幾乎所有的省市糧價都出現大幅度上漲,廣東省的標一米最高價達到每公斤2.4~2.8元,幾乎翻了一番。湖南省的標一米最高價每公斤達到2.2元,而兩個月前才1.3元。在上海,標一米賣到2.6元。在北京,糧價更是一日三漲,標一米最高價攀升到2.8元左右。據糧食部門統計,1993年11~12月,全國糧食價格上漲幅度達到80%以上,居日常生活消費品物價上漲的第一位。

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召開緊急會議,平抑糧油價格。要求各國有糧食經營單位一律限價經營,對糧價暴漲起了一定的遏製作用,但並未完全控製上漲勢頭。進入1994年,糧價繼續上漲。在廣東,“貓牙米”每公斤漲到4元,在湖南,晚秈米每公斤賣到3元,在昆明,一般的早秈米也賣到2.5元。國家為此采取了一係列宏觀調控措施,到1994年下半年,糧價上漲勢頭才基本控製,但已經處於一種高水平上了。全國的平均水平,早秈米每公斤約2.2~2.4元,晚秈米每公斤2.8~3.0元,優質米每公斤3.0~3.6元。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公報,1994年,糧食價格上漲50.7%,是居民消費價格上漲幅度(24.1%)的兩倍多。

長期以來,糧食是中國政府嚴格控製與壟斷的一種特殊商品。農民低價上交“愛國糧”,國家低價分配“政策糧”。城市居民憑獨有的糧本本象征性地交錢購糧,價格無須城市居民考慮。國家雖幾次調高糧價,但直到1991年,分配的糧食仍不過每公斤0.294元,每個城市居民隻要花費4.5元,也就是一兩塊冰磚的錢,就能飽飽地吃一個月。

而現在,4.5元還買不到兩公斤大米了,長期習慣於吃“政策”飯、買“福利”糧的中國人開始感到緊張:我們又要勒緊褲帶過緊日子了嗎?

1993年12月24日,北京東城區的一家糧店從早上8時30分開門,在前後不到三小時內,富強粉連續提了兩次價。一位老太太憂心地說:這樣個漲法,還不知道會漲出個什麼樣子呢,我們心裏慌哩!

糧價是百價之基。糧食價格的上漲,必然帶動其他商品價格同步上漲。這是被多次證明了的事實,這次也沒有例外。首先是飼料、酒類、豬肉、餅幹等商品以成倍的價格上漲。1993年年底開始,隨著糧價上漲,豬肉、禽蛋緊跟而上。湖南省豬肉價格由每公斤6元迅速漲到10元,到1994年,最高漲到16元。黑龍江省,在一個星期內,豬肉價格每公斤上漲2元,達到13元左右。蔬菜也不甘落後,基本上都是成倍地增加。茄子每公斤賣到9.0元,豆角每公斤賣到5元。

剛剛跳入市場經濟大海裏的中國老百姓,突然被卷進了一個巨大的漩渦裏,不由得感到恐慌,感到無助。出於本能的反應,他們開始搶購糧食。一袋一袋地搶,一車一車地買,米缸裏裝滿了,床底下塞滿了,連洗衣機都拿來裝糧食了。搶購了糧食,還不放心,市民們又開始搶購家電、首飾。在上海,大批市民湧向商店,搶購各種耐用消費品。北京各大商場的大容積冰箱、大屏幕彩電、組合音響以及黃金首飾等貴重物品都出現了脫銷跡象;在上海的商店裏,黃金首飾與家用電器被大量搶購;在河南鄭州,連毛線、毛毯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也被搶購一空;在西安,大部分商店的金首飾被一搶而光;湖北石堰市許多商店的彩電搶購一空,經營者每台乘機漲價400元左右……

中國終於出現了1988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通貨膨脹。1993年,全國零售業物價上漲13%,居民生活費用價格上漲14.7%。1994年,再攀高峰,全國零售物價上漲21.7%,居民生活費用價格上漲24.1%。其中糧食價格平均上漲48.7%,糧食為主導的食品類價格持續上漲35.2%,分別高出商品價格上漲的21.7和13.5個百分點。

中國政府緊急調控

糧價暴漲,引起了全國性的恐慌。受市民搶購和一些糧食販子趁機囤積的影響,許多地方銷盡庫存,開始出現脫銷。

在中國,什麼都可以脫銷,唯獨糧食不行。這是上至高官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的道理。於是,中國政府開始了緊急部署,調控物價,穩定市場。當時,中國政府采取了三項強硬措施,一是拋售專項儲備糧保證市場供應;二是實行最高限價,抑製糧價暴漲;三是恢複計劃供應製度,對城鎮居民實行定量定價供應。

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召開緊急會議,迅速部署,打開國家糧倉,立即拋售250萬噸專項儲備糧,3.2萬噸商品儲備油。

1994年1月,國家直接安排140個火車專列,首批運送了70萬噸糧食。陝西、山東、安徽、北京等許多省市也都陸續拋售地方儲備糧。

江西省從主產區迅速調運了15萬噸大米供應贛州、萍鄉市等非糧食主產區。南昌市以每日投入30萬公斤新晚米供應市民。省長出麵告訴江西人民,1993年江西糧食可以超額完成生產計劃,現有的倉庫裝得滿滿的,庫存原糧700萬噸,可供應全省人民吃30個月,以此打消人們的顧慮。

安徽省向市場拋售1.2億公斤的糧食以控製糧價。

南京市拿出1000萬公斤的糧食和250萬公斤的食油,供應市場。

一時間,在全國的鐵路上,我們看到一列列糧食專列呼嘯而去,在主要的公路上,一排排糧食車隊飛馳而來。

與此同時,剛剛取消不到一年的城市居民糧食分配製度不得不重新恢複,城市居民又重新捧上了象征特權的“購糧本”。

1992年11月1日,中國宣布放開糧食購銷價格和經營,維持了40年的統購統銷曆史宣告結束。但僅僅是幾個月之後,糧價驟然上漲,並且愈漲愈快,漲得老百姓心慌,漲得政府措手不及。

麵對暴漲的糧價,國家大量拋售糧食,並實行最高限價,雖平穩了市場,但大多數城市居民心裏仍不踏實:這按住的皮球還會不會反彈?

市民們突然想起了那本廢止了的糧本。糧本伴隨中國人平平安安度過了幾十年,現在剛丟掉,就出了問題,糧本可否再度出山呢?

全國各地都有恢複糧本的要求,尤其是一般市民,呼聲最高。作為政府部門,恢複糧本對於平抑糧價、穩定市場也有一定好處。雙方的共同心願,使剛廢止不到一年的糧本,又在許多地方出現了。

湖南省的城鎮居民又捧上了糧本。幸好,才廢止一年,糧食部門輕車熟路,很快摸清了人口底子,逐一核發了糧冊。每個城鎮居民憑糧本每個月可購買10公斤大米,價格限定,早秈標一米為每公斤1.56元,晚秈標一米為1.96元,比市場價分別低0.6至0.7元。

江西省重新啟用糧本後,每個居民每月供應大米12.5公斤,其價格早秈米每公斤1.4元、晚秈米1.6元。

到1994年年底,全國大部分省市恢複了計劃供應製度,城鎮居民又捧起了購糧本,又開始每月拿個米袋到國有糧店去買分配的大米了。

憑心而論,靠國家補貼的糧食計劃供應製度,實在不是一個好辦法,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又不能不如此。從各地恢複糧本的情況看,也確實起到了穩定人心、穩定市場的作用。

交了一筆學費

中國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終於遏製了物價(特別是糧價)的大幅度增長,市場又趨平靜。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們又交了一筆學費。這次漲價風潮,絕不是虛驚一場,它暴露了中國在糧食生產、消費、流通等方麵存在的許多弱點與不足,並給那些剛吃了幾天飽飯就忘記了餓肚子的人敲響了警鍾。分析1994年的糧食風波,糧食生產受到忽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當時在沿海地區,賺錢的門路廣,發財的機會多,許多人開始瞧不起費力不討好的種糧食。反正腰包裏有錢,票子一甩,不愁糧食不來。他們瀟灑地宣稱:“不種稻子吃大米,不種小麥吃麥子。”於是,稻田成了開發區,糧農當了歌廳老板。糧食種植麵積年年縮減,本是糧食主產區,糧食產量卻一年比一年減少。票子終究當不得飯吃,大款大亨也不能天天靠“人頭馬”飽肚子,最終隻得向鄰近省“討糧”吃,恰巧內地省也不殷實,結果引發一場糧食漲價風潮。

內地一些糧食產區腦筋轉得也不慢,沿海人隻賺票子不種稻子,我們為什麼偏要給人家做嫁衣裳?種糧食吃虧,搞農業沒戲,於是產糧省也不願多產糧了。什麼賺錢種什麼,成為一些基層領導向農民灌輸的第一個“市場經濟”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