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藏經洞封閉的時間，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在公元995年，有人說是在公元1002~1030年之間，有人說是在公元1030~1035年之間，也有人說是在公元1049~1054年，還有的說是在公元1094~1098年等。
總之，藏經洞封閉的時間和原因至今仍是一個不解之謎，而要揭開敦煌藏經洞封閉的真正原因，還需要考古人員找到更多相關的資料。
莫高窟開鑿在鳴沙山東麓斷崖上，位於敦煌市東南25公裏處。前秦符堅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尊者見鳴沙山上金光萬道，狀有千佛，於是便決心在此地開鑿。後來經過不斷的開鑿修建，終於將此地發展成了佛門聖地，也就是敦煌莫高窟，俗稱千佛洞。莫高窟至今保留著從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個朝代的洞492個，壁畫4.5萬多平方米，彩塑像兩千身，是世界現存佛教藝術最偉大的寶庫。近幾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敦煌藝術極感興趣，不斷進行研究，形成了一個專門的學科“敦煌學”。敦煌壁畫容量和內容非常豐富，若把壁畫排列，能伸展30多公裏，是世界上最長、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一個畫廊。莫高窟絕大部分洞窟都保存著塑像，有高達33米的坐像，也有十幾厘米的小菩薩，數量眾多，堪稱是一座大型雕塑館。莫高窟1961年被國務院首批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並於1991年授予“世界文化遺產”證書。
《瘞鶴銘》作者之謎
觀點：《瘞鶴銘》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坐標意義，被譽為“大字之祖”“碑中之王”，但是關於它的作者是誰卻一直是個謎。有人認為是齊末梁初的陶弘景所書，有人認為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所書，還有人認為是唐朝詩人顧況所為，此外還有人認為是王瓚或者顏真卿所書。
鎮江焦山碑林墨寶之多，僅次於古都西安碑林，為江南第一大碑林鎮江的焦山上麵有不少曆代書法家的碑刻，因此焦山素有“書法之山”的美譽。不過在焦山上最著名的碑刻是寶墨軒碑林中被譽為“碑中之王”的《瘞鶴銘》（瘞yì，埋葬），那是一篇哀悼家鶴的紀念文章。《瘞鶴銘》上沒有署名，沒有日期，隻有一句“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正書”。據傳，大約在六朝時期，一位名為華陽真逸的隱士在華亭得到一隻仙鶴，隨後他便帶著這隻仙鶴四處雲遊。鶴本來是長壽的代名詞，但沒想到的是它卻在鎮江仙逝而去，這讓道士非常震驚，最後他用玄黃的絲綢包裹了鶴的遺骸，將它葬在了焦山下，並在葬鶴的土丘旁寫下了一百多字的《瘞鶴銘》進行憑吊。
《瘞鶴銘》自宋代開始就被認為是南碑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塊碑，成為“碑中之王”。北宋書法家黃庭堅對《瘞鶴銘》極為推崇，曾作詩盛譽《瘞鶴銘》為“大字之祖”，宋代另一位書法家曹士冕則推崇其“筆法之妙，書家冠冕”。此碑之所以被推崇，是因為它體現了南朝時代書法的氣韻，特別是篆書的中鋒用筆的滲入，再加上風雨剝蝕的效果，更增強了線條的韻味。《瘞鶴銘》既是成熟的楷書，又有楷書發展過程中篆書和隸書的遺蹤，它的拓本及字貼是研究書法藝術的《瘞鶴銘》被認為是南碑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塊碑，成為“碑中之王”代表，也是研究楷書發展史的重要實物資料。
《瘞鶴銘》原刻於鎮江焦山西側臨江的崖壁之上，大約在唐代中後期，因雷擊塌方，《瘞鶴銘》全碑裂為五段，並紛紛墜入江中。宋代淳熙年間石碑露出水麵，有人將它從江中撈起，仍在原處豎立起來。許多人前來觀摩摹拓，有的甚至從上麵鑿下幾字帶走，後來學者們也紛紛來研究它，《瘞鶴銘》從此遠近聞名。從宋代到清代的數年間，人們對《瘞鶴銘》原文字數的推斷有多種版本，有人認為在180字左右，也有人認為在160字左右。現在陳列在焦山碑刻博物館的《瘞鶴銘》殘石共5方，是清代康熙五十二年，閑居鎮江的蘇州知府陳鵬年打撈的，共93字。
1997年，鎮江博物館和焦山碑刻博物館聯合對《瘞鶴銘》殘石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打撈，雖然發現了其中的“欠”和“無”兩個字，但仍殘缺很多。2008年又從水中打撈出來1000多塊山體落石，其中幾塊石上疑似為《瘞鶴銘》上的殘字，經過與前人著錄的《瘞鶴銘》銘文對照後，其中的“鶴”“化”“之遽”等4個字的字形大小、文字式樣、筆畫形態都與《瘞鶴銘》書風相一致。
《瘞鶴銘》和很多碑刻不同之處在於碑文一反古時自右向左的書寫順序，是從左至右豎書而成。作者為葬鶴而作此銘，卻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也沒有具體的紀年。以至千百年來，人們關於《瘞鶴銘》究竟是何人所書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至今仍不能定論。
宋人黃長睿考證《瘞鶴銘》為齊末梁初的陶弘景所書。陶弘景是丹陽秣陵人，遠祖乃三國焦山碑林的精華--瘞鶴銘《瘞鶴銘》現已殘缺不全時期“三讓徐州”的陶謙，祖父陶隆善和父親陶貞寶均是書法名家。陶弘景五歲學書，二十歲時已讀書萬卷，還得到了齊高帝的賞識，後來因為不願受到官場的束縛便解官歸隱在道教聖地鎮江茅山華陽洞，並自號華陽隱居，晚號華陽真逸。這與《瘞鶴銘》上的“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正書”正好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