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歐陽修散文研究述略
北宋歐陽修是當時公認的學壇領袖，他在文學、經學、金石學、史學、目錄學和譜牒學等多個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他位高權重的身份更增添了他的社會影響力。在他身後整整千年的時間裏，整理歐陽修詩文集，研究其學術貢獻的工作一直都沒有停止過，對其詩歌和散文方麵的研究更顯深入。
就歐陽修的散文研究而言，20世紀之前的研究多側重於散文評論，大多傳達的是感悟式的體驗，觀點散見於各種筆記、文話、年譜等著作中，另外還有一些經史著作中也涉及了一些歐陽修散文研究的內容，如《宋史》、《續長編》、《宋史翼》、《宋元學案》、《宋會要輯稿》、《宋朝事實類苑》、《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異》、《四庫提要》、《經義考》、《文史通義》等，尤其是《文史通義》和《十七史商榷》等著作，對歐陽修曆史散文的創作都有較為精詳的論列。總體而論，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數量可觀，對今天研究歐陽修散文有巨大的參考價值，但研究還沒有達到係統化、理論化和規範化的水平。
真正能以相對科學的態度對歐陽修散文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還要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開始。據學者統計，在解放前，專門研究歐陽修的學術論文近十篇，另外有王國維、黃侃等人研究金石學、《新五代史》等方麵的文章近三十篇，與歐陽修散文的內容相關並有一定學術價值的有胡懷琛的《韓柳歐蘇文之淵源》（《中國文學辨證》1927.9）。文章認為，歐陽修的散文風格來源於《史記》，發於真性情，作者用對比法作文，有獨到之處，可惜論述還不夠深入。薑亮夫先生在《唐宋以後的散文》（《青年界》1936.9）中認為，宋文沿襲唐文，可謂言之有據，但他把歐陽修等人歸為專門抒寫情感一派，把王安石等人列為專門說理一派，略顯武斷。還有陳子展的《古文運動之複興——論宋代古文》（《青年界》1933.9）較為詳細地論述了由北宋古文運動的第一人柳開到歐陽修、石介到三蘇、曾鞏、王安石再到南宋諸公，是簡略的宋文發展小史。今天看來，這個階段還是現代歐陽修散文研究的起步階段，存在學術成果少，論題寬泛，不夠深入等遺憾。但毫無疑問的是學者們開始以相對科學的態度關注歐陽修散文，對後來深入、全麵地研究歐陽修散文確實有襤褸開疆之功。
新中國成立以後，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大陸對歐陽修散文的研究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上都有了很大進步。學者們在繼承傳統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又有所突破和創新。這一時期，論述歐陽修散文的文章大體可分為五類：第一類是全麵論述歐陽修從政、治學和散文貢獻等方麵的文章，如郭預衡《論歐陽修》（《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0.3）、《再談歐陽修晚年的政治態度》（《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2.5）、姚瀛艇的《歐陽修的史論》（《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80.2）。第二類結合北宋散文發展論述歐陽修散文的貢獻，如曾棗莊的《北宋古文運動的曲折過程》（《文學評論》1982.5），這篇文章把古文運動理解成一個破立結合的過程，對“太學體”、“西昆體”的概念及影響都有進一步的闡述。第三類，分體論述歐陽修散文成就，如研究墓誌銘、記體文等。第四類側重對歐陽修散文具體篇章的關注與研究，如杜維沫主編了《歐陽修文選》（1982），中華書局重新刊印了清人沈德潛的《唐宋八大家古文》（1987）。第五類，最值得注意，它代表了研究歐陽修散文的新趨勢，即不隻被歐陽修散文本身所局限，而且將目光轉向了更廣闊的學術空間，如李文炳的《試論〈易經〉與歐陽修及其作品的關係》（《齊齊哈爾社會科學》1985.4），較早地將經學與散文聯係在一起，這種研究方法極大地拓展了研究者的學術視野，從學術的角度來解讀歐陽修的散文風格，論據充分翔實，論述邏輯性強，得出的結論公正可信。
90年代以後，學者們繼續關注歐陽修散文基礎材料的研究整理工作，相繼出版了多部著作，如洪本健《宋文六大家活動編年》（1993），嚴傑的《歐陽修年譜》（1993）在考證歐陽修生平、交遊以及評價其散文成就和歐陽修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等方麵頗有創見，黃進德的《歐陽修評傳》（1998），涉及了歐陽修的生平、家世、學術、政績、文學等多個方麵，具有論述完備、資料翔實論斷公允等方麵特點。再有，洪本健編訂的《歐陽修資料彙編》，收集了從北宋到“五四”運動以前九百年間論述歐陽修的材料，包括六百多位作者的著作，涉及相關書籍700餘部。內容涵蓋也相當廣泛，包括對歐陽修思想、經曆的論述，對學術成就的探討，對詩詞文章的評論以及對各類作品的考訂等方麵內容，它是歐陽修研究資料收集方麵的力作，為後來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同時，還有一批涉及歐陽修散文研究的文學史出現，如王水照的《宋代文學通論》（1997）、張毅的《宋代文學思想史》（1995），其中祝尚書先生的《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1995）能夠抓住“發展”這條主線，詳細論述北宋古文運動發展脈絡，並把這一階段散文分為宋初、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北宋後期四個階段，在宋代散文發展的大背景下，凸顯歐陽修散文的特色及貢獻，具有脈絡清晰、重點突出、資料豐富、論斷精確的優點，是研究北宋古文運動和歐陽修散文的力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書中設有“北宋古文運動與佛教”一節，將文學現象納入到當時大文化背景中考查，著重研究二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為筆者寫作本書提供了重大的啟示。此外，這一時期還出版了大批有價值的相關學術專著，如《宋學與宋代文學觀念》（2001）、《宋代散文研究》（2002）、《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學》（2004）、《歐陽修紀年錄》（2006）、《歐陽修與宋代士大夫》（2007）、《宋代文學論稿》（2007）、《歐陽修文獻學研究》（2010）等，其中涉及了歐陽修散文的文體創新、文道觀念、風格特色、創作心態、地位作用以及具體篇章分析等各方麵內容。
這一時期除了研究歐陽修散文的專著以外，還有大批的學術論文發表，無論是在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較以前有很大發展。這一階段共發表研究歐陽修的論文四百多篇，論述內容包括對歐陽修散文具體篇章的研究、分類研究和文論研究等傳統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醉翁亭記》、《伶官傳序》、《範公神道碑》、《秋聲賦》等名篇和其他墓誌、記體文、傳記文、西昆體和駢體文研究等方麵，如於景祥的《歐陽修對駢體和散體的科學態度》（《遼寧大學學報》1997.8）、尹福佺的《論歐陽修傳記文學的藝術特色》（《浙江師範大學學報》1999.1）、夏漢寧的《朱熹、周必大關於歐陽修〈範公神道碑〉的爭論》（《江西社會科學》2004.3）、熊禮彙的《歐陽修對韓愈古文藝術傳統的接受和超越》（《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08.4）、全華淩的《歐陽修對韓愈及其碑誌文法的接受和超越》（《湖南社會科學》2009.5）、李貴銀的《論歐陽修以史筆為碑誌的成就》（《社會科學輯刊》2011.4）等，歐陽修散文研究有更加深入的趨向，許多問題的研究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如祝尚書先生的《重論歐陽修的文道觀》（《四川大學學報》1999.6），將歐陽修的“道”分成“誕者之道”和“聖人之道”，並在此基礎上闡述歐陽修摒棄“道統論”的貢獻，解釋歐陽修文學思想在當時達到最高水平的原因，將關於歐陽修“道”的問題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除了傳統領域研究的不斷深化以外，90年代以來歐陽修散文研究的視角也發生了可喜的變化，其中至少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側重從歐陽修文化心理的角度切入展開論述，並在此基礎上探索歐陽修散文風格生成機製，如莫礪鋒的《論歐陽修的人格與其文學業績的關係》（《中國文學研究》，1997.4）、範秀玲的《“中和靜逸”的心態在價值取向上對歐陽修人生的積極作用》（《延邊大學學報》，2000.2）、張仁福的著作《中國南北文化的差異：韓愈與歐陽修的文化透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陳曉芬的《歐陽修的君子意識》一文（《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9.2），文章以歐陽修的“君子意識”為切入點，論述他特有的思想個性和精神風貌，分析歐陽修形成自己獨特散文風格以及人格魅力的原因，文章能從文化性格學的角度入手分析歐陽修思想以及散文風格創新，很有啟發意義。其二，在80年代的研究基礎上，研究者的學術眼光進一步開闊，他們十分注重相關學科與歐陽修散文的聯係，將歐陽修散文研究與經學、史學以及館閣製度等方麵結合在一起。此處略舉一二，著作如陳植鍔的《北宋文化史述論》（1992）、朱剛《宋四大家道論與文學》（1997）、沈鬆勤《北宋文人與黨爭》（1998）、馬茂軍《北宋儒學與文學》（1999）、蕭慶偉《北宋新舊黨爭與文學》（2001）、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2002）。單篇論文如範中勝《〈周易〉與歐陽修的文學成就》（《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4.3）、徐洪興的《試論歐陽修與北宋理學思潮的興起》（《複旦大學學報》，1997.6）、馬茂軍的《慶曆黨議與歐陽修的文學成就》（《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997.2）、陳元鋒的《北宋館職、詞臣選任及文華與吏材之對立》（《文學遺產》，2004.4）。這類著作、文章視野宏闊、角度新穎，很有借鑒的必要。此外，還有一些學術通史類作品，如陳來的《宋明理學史》、張國剛、喬治忠的《中國學術史》、張立文的《中國學術通史》、朱伯崑的《易學哲學史》、趙伯雄的《春秋學史》等，有的就中國學術發展史做了簡要概述，有的就某一個朝代的學術發展情況進行了細致梳理，有的就某一專門學術問題進行了深入闡釋。這類專門研究學術問題的著作同樣對我們從學術角度入手研究歐陽修散文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以上，我們概述了中國大陸對歐陽修散文的研究情況以及從學術角度研究文學現象（歐陽修散文）取得的新成就。下麵，我們再簡要地談一談港台地區以及國外對歐陽修散文的研究情況。上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港台以及國外學者也開始關注對歐陽修散文的研讀，如韓國學者黃一權的《歐陽修散文研究》一書，對歐陽修“六一風神”的來龍去脈及其意義有較詳細的闡述；日本學者東英壽的《複古創新——歐陽修散文與古文複興》對歐陽修散文中虛字的運用有較為深入的闡釋；台灣學者王更生的《歐陽修散文研讀》對歐陽修的家世生平、思想人品與詩文革新的關係、學術研究和散文藝術等方麵有較為全麵的論述，並附有二十二篇散文分析，觀點較有新意。除以上所述專著以外，港台及國外學者還發表了有關歐陽修散文研究的論文多篇，如黃一權的《試論韓國史書及文人對歐陽修散文的評價與論說》、《論韓國文人金昌協對歐陽修古文的研究與接受》，文章係統地論述了韓國文人對歐陽修及其散文的評價，包括改革文體、散文創作、散文接受、對“六一風神”的評價等問題。王水照、吳鴻春編選的《日本學者中國文章學論著選》，收集了日本學者論中國散文的“文話”四種，包括《拙堂文話》、《拙堂續文話》、《漁村文話》和《漁村文話續》，並收錄有日本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的《中國文章論》一文。“文話”中有多處論述到了歐陽修及其文風，如“宋古文源流”、“唐宋古文區別”等。大量港台及國外研究歐陽修散文著作、文章的出現，為開拓國內同仁學術研究領域，啟發研究思路，提高研究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參考。還值得一提的是，港台地區出版了一批有關歐陽修學術、生平等方麵的研究成果，如錢穆先生所撰《宋明理學概述》、《廬陵學案別錄》等著作、文章，能結合北宋學術大背景，闡述歐陽修對於宋代學術、散文發展的貢獻，其中《初期宋學》一文指出了“歐陽修為文章直接韓愈，而歐陽生平誌事，亦不在文章”，對今天學者研究歐陽修散文尤其具有指導意義。劉子健先生創作於20世紀60年代的《歐陽修治學與從政》一書，對歐陽修的學術以及為官之道有較為詳細的論述。另外，還有蔡世明的《歐陽修生平與學術》、何澤恒的《歐陽修經學史》、林逸的《歐陽修年譜》等。再有，部分研究中國文化的著作，其中也有部分涉及歐陽修散文研究的內容，包括澳大利亞學者李瑞智的《儒學的複興》、美國學者杜維明的《人性與自我修養》、羅溥洛主編的《美國學者論中國文化》、中國台灣禚夢庵的《宋代人物與風氣》等，對我們進一步開拓學術視野大有裨益。
綜合大陸、港台以及國外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近些年來關於歐陽修散文的研究有以下兩個特點：一、關於歐陽修散文的傳統研究有逐步細化的趨向；二、部分文章能從黨爭、製度和學術等大文化的角度入手闡釋歐陽修散文，這成為90年代以來，歐陽修散文研究中的一個亮點。但不容否認，歐陽修散文研究仍存在著不足之處，如按傳統方法研究歐陽修散文的著作、論文較多，得出的結論相似，少有突破，歐陽修散文研究的方法尚待更新。再有，盡管從大文化的角度研究歐陽修散文是近些年來研究領域的閃光點，但總體而言，論述不夠深入，甚至是文化、散文自說自話，有彼此割裂之嫌，況且多限於發表的單篇論文，少有深入闡釋兩者血脈聯係的力作出現，尤其是能將某一階段的學術與歐陽修散文聯係在一起論述歐陽修散文風格特征的專著迄今還很少見到。
鑒於以上論述，我們考慮，如果將歐陽修所處時代的學術與歐陽修的散文理論和散文創作相聯係，在那個闊大的學術背景下反觀歐陽修散文，著重論述學術與歐陽修散文之間內在的邏輯關係與互動機製，或許能在學理層麵解讀歐陽修散文，能更好地解釋歐陽修“文道並重”的散文主張，更好地解釋歐陽修散文“紆徐含蓄”、“平易自然”的文章風格的形成原因等問題。想要從這個角度清楚地論述這些問題，就要首先厘清歐陽修所處時代的學術特色、代表人物以及重要思想等方麵問題。
第二節 北宋學術轉型與慶曆學術
宋代是中國曆史上文化極為發達的時期，古今學者在這方麵都有明確論述，南宋朱熹在《楚辭後語》中說：“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陳寅恪先生對宋代文化的高度評價更是耳熟能詳：“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學術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學術史而言，有宋一代也同樣是一個變革的時代，它同宋代社會發展一樣有著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徐規先生在論述這一問題時指出：“中外史家都認為宋代在中國曆史上占有關鍵性的地位，日本東洋史大師內藤虎次郎等人有唐宋社會變革期之說；法國漢學家白樂日認為宋代的曆史，一半屬於古代和中世紀，一半屬於近代。也就是說，中國封建社會在宋代已發育到成熟階段，近代中國的某些因素在宋代早已出現。”中國的學術史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發生了重大變化。
最能代表中國學術史成就的無疑是經學。眾所周知，兩漢經學是以名物訓詁為主要特征，世稱“漢學”，時至宋代，經學轉變成為以闡述義理、性理為主要特征的學問，世稱“宋學”，“宋學”與“漢學”是有著不同特點的學術思想體係。鄧廣銘先生指出：“漢代的儒家學者，在其傳授經典時，都是著重在章句訓詁之學，而且師弟子代代相傳，也都注重師法（也叫做家法）：門弟子遞稟師承，‘訓詁相傳，莫敢同異，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這樣的學風，從漢代一直沿襲到唐代。唐代前期的儒家們所編纂的對諸經書的注疏，依然是承襲了南北朝以來正義義疏的繁瑣章句之學，與漢代的儒家們並無多大變化。宋代的學者，則大都趨向於義理的探索，而視名物訓詁為破碎瑣屑。所以，宋學是作為漢學的對立物而出現的，它乃是漢學所引起的一種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