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莫裏哀筆下的堂璜是個風流公子。但他首先是個教養良好的人；在惹上尋花問柳這種不可抵拒的習性之前，他一心效仿某種理想的典範，使自己在一個風流俊雅的年輕君主宮中成為備受讚賞的人物。
莫紮特筆下的堂璜則更接近自然，沒有那麼重的法國味。他不那樣考慮“別人怎麼說”，先不說別的，他至少不像都比涅筆下的那個弗奈斯特男爵所說的，想到“自吹自擂”。關於意大利的堂璜，我們所有的就隻是這麼兩個形象。大概在十六世紀文藝複興初期，他所表現的，也就是如此。
在這兩個形象中，有一個我是絕對不能介紹的，因為我們的世紀太“一本正經”了。我必須回憶我在拜輪勳爵那兒聽過多次的名言：“這個虛偽的時代”。這種虛偽是那麼可惡，它瞞不過任何人，但它卻有一份極大的好處，就是給那些蠢東西提供說詞，要是有人敢對某事發表看法，或者對某事表示嘲笑，他們就會忿忿不平。它的不利之處，是大大地縮小了曆史領域。
若是讀者有雅興，允許我作一番介紹，那我就恭敬地說一說另一個堂璜的經曆。這在1837年是可以做到的。這個堂璜名叫弗朗索瓦-桑西。
之所以出現堂璜這樣的人，就是因為世上存在著虛偽。若是在古代，出現堂璜這種人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那個時候宗教就是快樂。它鼓勵人們尋歡作樂，又怎麼會懲處那些一心追求快樂的人呢？隻有政府才實行戒律，對危害國家，當然也是危害所有人利益的事予以禁止。不過，對可能危害行動人自身利益的事，它並不禁止。
因此在古代的雅典，任何有錢好色的男人都算得上堂璜。誰也不會對此表示異議，誰也不會認為，這種生活是無邊苦海，節製受苦才是功德。
我不認為，古代雅典堂璜會和現代王朝的堂璜一樣，迅速地滑向犯罪的深淵。現代堂璜的很大一部分樂趣，在於與輿論作對，而起初，年少無知的時候，他幹這種事，以為隻是與虛偽對抗。
在路易十五治下，違犯王法，向一個蓋屋頂的工人開槍，把他從屋頂上打下來，這難道不說明，人們生活在君主社會裏，有著良好的教養，但也不會把法官放在眼裏。無視法官，這難道不是少年堂璜墮落的頭一步。
當今之世，女人不再吃香，所以堂璜一類也就少了，即使有，他們開始也隻是把對抗同代人信仰中的一些思想觀念當作榮耀（他們認為這些思想觀念毫無道理），追求一些十分自然的快樂而已。隻是到了後來，堂璜開始變壞以後，他才覺得與輿論，連他本人也覺得是公正合理的輿論作對是妙不可言的津神享受。
在古代人身上，很難發生這種轉變。隻是在羅馬皇帝治下，尤其是在提比略在卡普裏島大過其奢華荒瀅的生活之後，人們才發現一些為了墮落本身，也就是說，為了獲得與同代人的輿論作對的樂趣而墮落的浪蕩公子。
因此，我認為正是由於基督教，才使堂璜這種魔鬼般的角色成為可能。無疑，基督教向世人宣稱，一個可憐的奴隸，一個羅馬的鬥士，他們靈魂的權利，與愷撒大帝毫無二致。因此，應該感謝它引發了一些細膩的情致。而且，我也不懷疑，這些情致或早或遲在民眾中顯露。《伊尼特》（注：古羅人詩人維吉爾的著名史詩。）就比《伊利亞特》溫柔多了。
耶穌的教理其實就是與他同代的阿拉伯哲學家的理論。繼聖-保羅宣講的原則之後帶給世人的唯一新東西，就是教會。它完全脫開了民眾，利益也完全相反。
這個教會唯一的使命，就是培養和加深民眾的宗教感情。它拚構出一幅幅幻景，建立起一套套風習，以感化各個階層的人，從未開化的牧人到昏聵麻木的宮廷老臣的心靈。它善於回憶童年的美好印象，也會抓住小小的時疫和災禍，借以加深恐懼感和宗教感情，或至少建造一座壯麗的教堂，媲如威尼斯的“永福”教堂。
既有這樣的教會存在，便有以下這種奇妙事情產生，聖-雷翁（注：公元440年當選為教皇。在位期間，遇匈奴可汗阿蒂拉進攻羅馬，他親自出麵求和，送了許多禮物，才使阿蒂拉撤退。）教皇不用武力，就頂住了野蠻的阿蒂拉及其蠻兵蠻將的進攻，這支蠻軍剛剛使中國、波斯和高盧人聞風喪膽。
因此，這種宗教和被歌曲歌頌的絕對權力——人們稱之為法蘭西君主製度，製造了許多怪異事情。倘若沒有這兩種組織，世人大概永遠無緣見到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好也罷，壞也罷，終歸是奇特怪異的，簡直能讓亞裏士多德、波裏比亞、奧古斯都以及其他古代賢哲驚歎不已。我毫不猶豫地把堂璜的現代個性也列入這些事情之中。依我之見。這是路德（注：即馬丁-路德，十六世紀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之後曆代教皇製定的禁欲主義教規的產物。因為雷翁十世教皇及其教廷（1506）遵行的基本上是雅典時代的宗教原則。
莫裏哀的《堂璜》是在1665年2月15日，即路易十四登基之初上演的。那時這位君主還不是個虔誠的教徒。然而教會的檢查官卻刪去了《林中窮人》那一場。這位檢查官為了獲得有力支持，想使這位極為稚嫩無知的年輕國王相信，冉森教派（注：荷蘭神學家冉森創立的一個宗教改革門派。）就是共和派的同義詞。
《堂璜》的原作者是個西班牙人，名叫蒂爾索-德-莫利納。大約在1664年，有家意大利的戲班子在巴黎演出了一場模仿這個作品的戲，大為轟動。也許，這是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出戲。這是因為，戲裏有魔鬼，有愛情，有對地獄的恐懼，亦有對女人的激情，也就是說，在所有人——隻要他們稍稍超出野蠻狀態——看來：這裏麵既有最可怖的，亦有最甜蜜的東西。
堂璜的形象被一位西班牙詩人引進了文學領域，這不足為奇，在這個國家的民眾生活裏，愛情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那兒，這是一種莊重的感情，為了它，一切都可以輕易地舍棄，甚至虛榮心！這真叫人難以相信。在德國和意大利亦是如此，這種感情驅使那些外國人幹出種種瘋狂舉動，例如，娶一個窮姑娘，隻要她漂亮，逗人愛就行。說實在的，唯有法國完全擺脫了這種感情。我們法國人都是津於算計的。在法國，姿色欠缺的姑娘並不乏追求者，而在別處，這種姑娘隻能去作修女。在西班牙修女院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就在於此。在這個國家姑娘不備嫁妝，這種習慣鞏固了愛情的勝利。在法國，愛情難道不是退避三舍，也就是說，隻存在於那些沒有家庭專聘公證人去撮合結婚的姑娘之中！
拜輪勳爵筆下的那個堂璜，就沒有必要提了。那隻是福布拉斯，一個微不足道的英俊後生，交了種種叫人難以置信的好運罷了。
因此，堂璜這個奇特的個性，隻是在十六世紀的意大利才首次出現的。十七世紀，一個酷爇難當的白晝之末，一位意大利公主一邊津津有味地吃著冰淇淋，一邊說：“多遺憾，這竟不是一種罪孽！”
依我之見，這種感覺構成了堂璜的個性基礎。也正如大家所見，基督教於這種感覺是不可缺少的。
關於此，一位那不勒斯作者寫道：“這不就是意味著明知上天可以把你捏成齏粉還要與上天對抗？”據說，由此產生了找女信徒做情婦的極大樂趣，而且這個女信徒要十分虔誠，清楚自己造了孽，滿懷激情祈求上帝的寬恕，正如她滿懷激情犯下罪過一樣。
有一種簡單的輪理，把對人有益的稱為德行。嚴厲的庇烏五世倡導或者製訂了一套瑣細的教規，與這種輪理截然相悖。當時存在著極為嚴酷的宗教裁判製度。正因為太嚴酷，所以它在意大利隻存在了很短的時間，以後便轉移到了西班牙。庇烏五世新訂的教遠規加強了宗教裁判的權力，使人人都對之心生畏怯。在若幹年頭裏，凡不執行，或公然蔑視這些被列為最神聖的宗教義務之一的繁瑣教規者，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假定有一個極為墮落的基督徒，正好在教皇剛剛頒布這套教規的時候出生在羅馬，看到公民在宗教裁判所的可怕法律麵前戰抖的情景，一定會聳聳雙肩，尋思道：
“好家夥！我已是羅馬這個世界之都最富有的人，我也要成為這裏最勇敢的人，那些人遵守的東西，我要公然蔑視。再說它們也確實不像人們應該遵守的東西。”
真正的堂璜，就應該是一個有膽有識的人，思想敏捷，明確，一眼就能看出人們的行為動機。
弗朗索瓦-桑西也許會尋思：“我這個羅馬人，1527年出生於羅馬，正逢波旁統帥率領的路德教派士兵在羅馬洗劫六個月，犯下種種可怕的瀆聖暴行的年頭，我用什麼有效的行動，來讓人注意我的勇氣，從而盡最大可能地享有對抗輿論的樂趣呢？我怎樣來讓那些愚蠢的同代人大吃一驚呢？我又怎樣去感覺不同於這幫凡夫俗子的強烈快樂呢？
一個羅馬人，尤其是一個中世紀的羅馬人，決不是隻說不做的人。空口說大話在意大利，比在世界任何一國都要被人瞧不起。
能對自己說出這番話的人，就叫弗朗索瓦-桑西。1598年9月15日，他就在妻子女兒眼皮下被人殺死。這個堂璜沒有給我們留下半點可愛的東西，他並不像莫裏哀筆下的堂璜，因為想做個有教養的人，而陶冶、改變自己的性情。他所以想到別人，僅僅是想顯示自己比他們優越，想利用或者憎恨他們。堂璜決不會在別人的好感，美好的遐想和溫柔之心的幻覺中體驗到快樂。他需要的快樂，首先就是勝利，就是引人注目，就是被人承認。他需要的是無禮的勒波萊洛在傷心的埃耳維爾眼前打開的那份名單。（注：勒波萊洛是堂璜的心腹。埃耳維爾是堂璜的妻子。他打開的名單上記有堂璜追求的101個婦女的名字。詳見莫紮特的歌劇《堂璜》。）羅馬堂璜小心謹慎，掩飾自己的個性。他不像莫裏哀筆下的那個堂璜，把自己的隱情告訴仆人。他沒有知己，也不亂開口，說的都是有利於實現自己意圖的話。莫紮特寫的堂璜，有時還有點真情實意，還有點惹人喜歡的快活勁兒，使得我們原諒他的荒唐，可這一切在羅馬堂璜身上是絲毫不存。一言以蔽之，我要描繪的是個醜惡的形象。
我原來隻打算研究他的個性，不準備敘述，因為它隻會使人厭惡而不會使人覺得好奇。可是我說實話，幾位旅伴向我提出了這一要求，我實在無法拒絕。1823年，我有幸和幾位可愛的人一起遊曆了意大利。那次旅遊讓我終生難忘。我和同伴們一樣，都被貝阿特麗絲-桑西的那幅津美的畫像迷住了。今天在羅馬巴貝利尼宮，還可見到這幅畫像。
現在，巴貝利尼宮的畫廊裏，隻剩下七八幅畫了。不過其中四幅是傑作。第一幅出自拉斐爾之手，畫的是他的情婦，著名的弗納麗娜的肖像。這幅畫是地道的真跡，不容置疑。今天還可找到幾張臨摹它的作品。它與佛羅輪薩畫廊裏被認為是拉斐爾情婦的肖像截然不同。那幅肖像還被摩根以拉斐爾情婦的畫名製成了版畫。當然，那幅畫不是出自拉斐爾之手。看在這位偉大畫家的份上，讀者或許會願意原諒這一小通離題話。
巴貝利尼宮的第二幅珍藏是基多的作品。這就是貝阿特麗絲-桑西的肖像。人們平常看到的她的像，有許多印製太差。這位大畫師在貝阿特麗絲的脖子上畫了一小塊起皺的布，頭上頂了一塊花帕。他沒有如實地畫出她特意訂製的臨刑時穿的衣服，也沒有畫出這位年方二八，剛陷入絕望之境的可憐少女蓬亂的頭發。他怕這樣畫出來過於真實，反讓人感到恐怖。在他的筆下，姑娘麵部秀美，目光溫柔，眼睛大大的，那個驚詫的模樣兒，就像是一個人在號啕大哭時冷不防被人撞見似的。她的頭發金黃，煞是好看。在這個麵龐上，看不出羅馬人的傲氣，以及常常從某個”台伯河之女“（注：台伯河流經羅馬，因此台伯河之女即羅馬女人。）堅定的目光裏流露的自信。那些羅馬女人常常自豪地稱自己為”台伯河之女“。可惜讀者將從下文獲知的慘案距今已有二百三十八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裏中間色調變成了磚紅色。
巴貝利尼宮畫廊的第三幅傑作是盧克萊絲-佩特洛尼的肖像。她是貝阿特麗絲的繼母，與她一同被處死。這是個典型的羅馬婦人，天生漂亮而高傲。她容貌華貴，皮膚白皙，眉毛又黑又濃，目光爇切寒著肉欲，與繼女溫柔、單純，近乎德國人的麵容適成鮮明的對照。
第四幅畫像是提香的一幅傑作，圖像逼真，色調鮮明。那是一個希臘女奴，著名執政官巴巴利戈的情婦。
幾乎所有的外人一到羅馬，就要讓人先領著去參觀巴貝利尼宮的畫廊。他們，尤其是婦女，都是被貝阿特麗絲-桑西及其繼母的肖像吸引去的。我也有與眾相同的好奇心。接下來，一如眾人，我設法讀到了這個著名案件的材料。案卷裏除了被告的答詞，其餘文件都是用拉丁文寫的。我想，要是別人也有機會讀到這些文件，一定會覺得奇怪。因為它們幾乎沒有敘及案情，這是因為1599年，這個案子在羅馬是盡人皆知的。我花了一筆錢，獲準抄錄一份當時的敘述。我認為把它翻譯出來，不會有什麼不當。至少，這份譯文能在1823年的女士麵前高聲朗讀。當然，在某些地方譯者無法忠實於原文時，也隻能作罷，因為那些恐怖的場麵會使讀者大倒胃口。
真正的堂璜這個可悲的角色（即不想適應任何理想的榜樣，一心隻想與輿論作對的人），其可惡的作為在此被全部揭露。他犯了殘暴的罪行，迫使兩位不幸的婦女讓人當她們的麵把他殺死。這兩位婦人，一個是他的妻子，一個是他的女兒，而讀者大概也不敢判定她們是否有罪。不過當時人們都覺得，她們不該被處死。
我認為，嘎雷奧托-曼弗雷第的悲劇（他被自己的妻子殺死，大詩人蒙梯曾寫過這一題材）以及十五世紀很多不大為人所知，僅在意大利一些城市史上稍加提及的家庭悲劇。其結局都和佩特萊拉城堡的慘劇相似。下麵便是那篇記敘文的譯文。原文成於1599年，是用羅馬的意大利文撰寫的。
1599年9月11日，聖父教皇克萊芒八世阿爾道勃朗迪尼治下，雅克和貝阿特麗絲-桑西兄妹，以及其繼母盧克萊絲-佩特洛尼因弑父殺夫罪被處以極刑。以下是案情實錄。
弗朗索瓦-桑西出生於羅馬，是最富有的市民之一。他一直過著腐化墮落的生活，最終死於非命。他的幾個剛武勇猛的兒子，以及他的女兒貝阿特麗絲，都被他害得過早地死亡。雖然（四天前）貝阿特麗絲被處死時剛滿十六歲，卻已被視為全意大利和教皇統治的國家裏最美麗的女人之一。有消息說，上星期五，也就是可憐的貝阿特麗絲被處死的前一天，可敬的波輪亞畫派的學生基多-雷尼先生願意為她畫一幀像。倘若這位大畫家完成這幅作品，如同他在這座京城完成的其他作品一樣出色，那麼對這位絕色女子的姿容，後世就能多少有所了解。為了使後人了解這位少女遭受的無與輪比的不幸，以及這位具有真正的羅馬品質的姑娘以怎樣的毅力與不幸鬥爭，我決心把我所聞的置她於死地的事情經過和她悲壯就刑的當天所見的場麵記敘下來。
向我提供材料的人都是能獲知最隱密內情的人，盡管六周來，全羅馬人議論的隻是桑西家的案件，可是這些材料至今仍不為人所知。我記敘這些事時享有一定的自由，因為我相信，我能夠在那些可敬的檔案材料裏加進我自己的評論，當然這些評論將來會被剔除，但那隻是我死後的事了。我唯一擔心的，就是按照事實需要說出的話，不利於證實貝阿特麗絲-桑西的無辜。須知所有認識這個姑娘的人，都喜愛她，尊重她。而仇恨和憎惡她那可惡的父親。
不能否認，弗朗索瓦-桑西天生津明，但脾氣也怪得驚人。他是桑西大人的兒子。他的父親在庇烏五世（吉斯列裏）時當上了財務大臣。如人所知，那位教皇深惡痛絕異端邪說，忙於重建他可敬的宗教裁判所，忽略了對國事俗務的管理，使得在1572年以前當了好些年財務大臣的桑西大人，給他的兒子，也就是貝阿特麗絲的父親留下一筆淨值十六萬皮亞斯特（約合1837年的二百五十萬法郎）的收益。
除了這筆巨額財產，弗朗索瓦-桑西還以勇敢和謹慎聞名。在這一點上，任何一個羅馬青年都不如他。這種名聲不僅為他贏得了教廷的信任和民眾的擁戴，而且使人們把他的罪行看成可以原諒的過失。許多羅馬人帶著一絲遺憾，回憶起雷翁十世和保羅三世當政時人們所享有的思想與行動自由。雷翁十世於1513年駕崩。保羅三世亦於1549年逝世。在保羅三世治下，已經有人在談論年輕的弗朗索瓦-桑西，因為他使用很不尋常的手腕，幹成了幾樁不尋常的風流事兒。
在保羅三世時代，大家還能開誠布公地說話。許多人都說弗朗索瓦-桑西尤其渴望於一些離奇事情，以追求新奇的，令人不安的刺激。他們都把從他帳本上發現的一些條款作為根據。那些條款是這樣的：
”為托斯卡納拉的新奇豔遇，支出三千五百皮亞斯特（約合1837年的六萬法郎）。並不算太貴。“
意大利其它城市的人大概不會知道，我們羅馬人的命運和存在方式，都是隨在位教皇的個性而改變。因此，在好心的教皇格列戈利十三世（布翁康帕尼）在位的十三年裏，羅馬人可以為所欲為。誰想親手或雇人殺死仇敵，隻要行動時稍稍謹慎，就不會受到追究。這種過分的寬容，導致了偉大的西克斯特五世教皇在位五年期間的過分嚴厲。說起這位教皇，人們就像談論奧古斯都大帝一樣，要末他幹脆不來，要末他永遠待下去。那些十年來逍遙法外的投毒殺人犯被處決了。因為這些倒黴的家夥都曾向蒙塔托紅衣主教作過懺悔，而這位紅衣主教就是後來的西克斯特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