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在相當的程度上可以反映使用這種語言的社會集團的禮製與習俗，而各個不同的社會群體在言語表達方式等方麵的差異，又表現出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們運用語言具有不同的習慣。本文打算先討論一下在語言運用上表現出來的一部分語言民俗問題。
習慣語——民俗傳統在語言中的積澱
作為一個民族，一般說來，都必須有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共同風俗習慣，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不同的民族，則在這種種方麵顯示出這樣那樣的差距。單就語言表達的習慣而言，我們經常可以感覺到，不同的民族之間，甚至在一個民族的內部，各個亞文化群體之間，都會存在一些不同程度的差異。
有一對東西方不同民族的男女結成的夫婦，婚後有一段時間常常發生一些誤會，有一些話本來一方出自好意，而另一方聽了覺得很不舒服，後來他們發現這是由雙方不同民族的言語表達習慣造成的誤會。
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人民都有一些慣常使用的詞句及其表達方式，一遇到相應的場合便往往會幾乎是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這些個說法長期保持很高的使用率，而其中有許多，人們對其含義並不總是認真對待的．我們稱之習慣語，主要有客套話、咒罵語、口頭禪等。
客套話是指人們熟用的表示客氣的套話，它們同表示禮貌的風俗習慣緊密聯係著，故而人們並不因為它們是陳陳相因的應酬老調而予以拋棄。
客套活是社會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才產生的。我國有些到五十年代初還處在接近於原始公社製的社會的少數民族，他們的語言裏，據我了解，差不多就沒有什麼客套話。
各個民族、各個地區裏使用的客套話絕不是出於同一個模式的。日本民族的客套話“初次見麵”、“請多關照”之類在其他國家的人民昕來總有點兒特別。操英語的人，初次會麵雙方往往是說How do you do，我們這裏的英語教科書對這句話難以逐L譯出；分手時說Good bye，字麵f：跟“希望再見麵”毫無關係，有人解釋它是從God be with you（上帝和你在一起，上帝保佑你）一語演變來的，同我們在分別時常用的客套話相比，就顯示出英漢民族在文化背景與習俗上的差異。再如，中國的許多地方，街坊見麵時常常問“吃過沒有”作為經常一見麵的人之問的寒暄方式；在英國，人們一見麵則習慣於談論天氣以作應酬活。“您好”，在中國的許多地區還是新興的客套話，不少地方，人們早晨相見都愛道聲“早”或“你早”，也許由於中國人曆來認為起得早是一種美德，因而互相恭維一聲“早”。“恭喜”是漢族人民在一些特別的時節對人表示祝福的通用賀詞。當某人因受益於人而向人致意時，北方話常用“勞駕”、“借光”，甩廣州話可稱一聲“唔該”。親友分手時，廣州人說“有空過來坐”，上海人常常以“有空來白相”（玩兒）為客套。
咒罵所使用的當然不是中聽的言語，這一點對於各種語言來說都是共同的，可是不同地區、不同時期、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的咒罵有不同的習慣，因此，咒罵也是一類具有鮮明的民俗特征的言語表達方式。
就筆者觀察到的一些材料來看，咒罵語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以指稱被人鄙視的人群的名詞辱罵對方，例如：“笨賊”，“瘟賊”，“強盜坯”，“叫化坯”，“癟三”，“臭姨子”，“賤貨”，“王八”等。
2.以指稱異類的名詞侮辱他人，例如：“畜生”，“蠢驢”，“狗東西”，“烏龜”，上海話的“豬玀’，“猢猻精”，“豬頭三”（藏了一個“牲”字）．還有“壞蛋”，“混蛋”，“××鬼”等。
3.以表示疾病、災往和其他各種悲慘遭遇均詞語沮咒對方，例如“爛肚腸”，“短命鬼”，“打槍斃”，江浙一帶罵人“斷命”，“殺千刀”，“爛浮屍”，“短棺材”（罵小孩夭亡），“小孤孀”等。按照漢族人民的傳統觀念，有福之人應該是，活著能享盡榮華富貴，死時則壽終正寢，因此這一些對於傳統觀念很深的一些漢族人民來說，都是非常刻毒的咒罵語。
4.以“下等器官”及其相關的行為攻擊他人，人們習慣上將人體f的生理器官作上下之分，把性器官和別的排泄器官視為下等器官，因而常常以指稱“下等器官”及相關行為的詞語作為咒罵語，例如：“放屁”，“滿口噴糞”等就是把人的口腔比作”等器官”來侮辱對方的，有人罵“笨×”、“我怕他個×”、“×給你吃”，其中的×所代表的這個詞如同《水滸》裏“關你什麼鳥事”、‘‘閉上你的鳥嘴”中的"鳥”，指男子性器官，有人在發泄憤恨之情時常用個表示這類器官的行為的詞“操”。
人們的這種咒罵還時常會從個人連及他的家庭、家族等，例如：“龜孫子”、“兔崽子’’、“狗雜種’’、“王八羔子”、，“狗娘養的”、“接喪”、“斷子絕孫”、“天火燒”等等。
咒罵語有的在使用中漸漸失去其原有的含義，成為某些人不含惡意的習慣語，也有的轉變成為人們的謔稱，例如北方話稱“小鬼”，上海話講“赤佬”，常州、無錫話裏常可聽到的稱呼語“婊子養”（“子”和“養”合為一個音節，音同當地方言裏的“將”）。
口頭禪，本來是指借來作為談話的點綴的禪宗常用語，現在則是指經常掛在口頭的詞句，這些詞句在使用中，人們一般不去分析、體察它們的含義了。不少人常常在口頭掛著他個人特有的口頭禪，不過我們更關心的是那些普遍多聞的口頭祥。
蘇聯電影小說《一九一八年的列寧》中描寫到列寧喊了一句“上帝啊”，有人認為這是對作為無神論者兼革命家的列寧的醜化。其實，這種地方的“上帝啊”無非是一種口頭禪，是言語習慣使然，並不表示說這話的人就信奉上帝。中國人常昕到的“（活）見鬼”一語，當然也屬於這一類。
漢語中“天哪”“我的媽呀’’在多數地區常被人用來表達驚訝感歎的語氣，多少年來，人們都是不假思索地隨口吐出這些音節來，從來不去考慮這樣的問題：我們怎麼不說“我的地呀”、“我的爸呀”的？當然也有的地方不同，比如廣東潮汕地區的人常常叫喚“我父”而不是“我母”的，南方有的少數民族表示驚歎總是呼叫“我母我父”。口頭禪與語言中的其他現象相比，更是人們所習而不察的，然而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內，可以發現一些不同的口頭禪，它們從一個方麵顯示出各個民族、各個地區的語言習俗。
“他媽的”是個被人廣泛運用的口頭禪，在漢語中很有代表性。這口頭禪本是從一句極其粗鄙的罵人話裏省略而來的，不過很多人用到它時，無論聽者還是說者都往往不感到是在罵人，而隻是把它當作一種增強語氣的手段，或者當作不包含任何實際意義、僅僅起著表示停頓或其他作用的習慣性插入~成分而已。“文化革命”時期這一“國罵”堂而皇之進入了書麵語，最早使用“他媽的”的“文獻”也許是1966年北京大學附中某“戰鬥小組”的一篇題為“自來紅們站起來了’’的宣言，此後，“滾他媽的蛋”、“放他媽的屁”、“造他媽的反”之類的“豪言壯語”充斥於“革命造反派”的口頭宣言和書麵文件中。有些本來羞於沾染此語的女學生此時也愛上了這三個音節，似乎離開了它就不足以顯示自己造反的決心與氣勢。
各個具體的習慣語的形成跟各種語言或方言的結構樣式無關。同一個語言結構形式，可以用文明禮貌的詞語表達親切的問候，也可以形成粗鄙而刻毒的咒罵，當然，語言裏有豐富的詞語供人選擇，同時，人們也可以創造新詞語，組織到一定的語言結構形式中去，或表示友愛之情，或進行他們的攻帶來福祉，用言浯咒罵則會降禍於人一一這種意識的影響到今天還在發揮作用。再看一些習慣語的內容，裏麵包含著早期人類自然崇拜、靈魂崇拜、祖先崇拜之類的原始宗教思想。
人類的某些普遍的心理現象也是習慣語產生的原因之一。有的習慣語，比如口頭禪，往往是人們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的，並非出自帶有特定目的的交際的需要，而多為喜悅．驚恐、悲哀、憤怒、厭惡等情緒的有意識的或不自覺的流露，是人的精神發泄的一種表現。
關於習慣語的形成，最重要的還是要探討它的社會根源。首先，一些習慣語之所以能在某個社會中長期存在，是由於社會對於包括語言民俗在內的風俗習慣、文化傳統的維持和繼承。人打他一降生於世，便處在強大的傳統之中，並且始終受到傳統力量的製約；教育與學習不但保證社會得以繼續存在，並且使社會成員的智慧與能力以及整個社會得到發展，同時又保存了已有的傳統。其次，不同社會的習慣語的形成都有其不同的社會背景。英國倫敦等地人民淡論天氣的習慣語起因於該社會所處的地理環境；中國人的某些寒暄方式，如問吃飯，互相道“早”，其原因跟中國人民長期以來的生活條件、生活方式是分不開的；罵人的“短棺材”一語，總得在用棺木土葬的民俗定型之後產生。笫三，社會的發展變化引起了一部分新的習慣語的產生，也導致了一批習慣語的消亡或演變。用於會麵、告別、道謝、致歉、祝願等場合的客套話，隻有在人類進入一定的文明時期之後才可能產生。這裏再剖析一下漢語中“他媽的”這一習慣語的語義實質和它產生的文化背景。單用的“他媽的”一語，其義是說“同他媽發生性關係”。我in可以斷言，這一謾罵語不可能是母係社會的產物，在實行血緣婚、對偶婚的社會與時代裏，婦女在兩性之間的關係上是自由的，她們根本不受“烈女不隨二夫”的俗製的約束。當人類社會過渡到父權時期之後，婦女地位降低，專偶製家庭建立，父權在控製和占有了積累起來的財富的同時，也控製和占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兒女。在那個男尊女卑的社會裏，夫妻之間，女性對於男性是依附關係，男性對於女性則是“占有”關係，“獻身、委身、失身、以身相許”之類表示被占有意義的字眼是專管女子用的，而男子對於女子則是自由的，沒有被占有的觀念，“占有某人”，“奪去某人的貞操”之類的說法是特指男子的，直到今天還可以在一些報刊上看到這樣的詞語，可見舊禮製舊觀念的影響之深。他媽的”這一謾罵是在把不平等的禮製與道德觀念強加給婦女的社會裏產生的。這一謾罵語主要表達了這樣兩層意思：（一）破壞別人的“貞操”，（二）以被罵人的母親為破壞、“占有”的對象。這種粗言穢語，在被那樣的禮俗與觀念所支配的社會裏，對於被罵人來說，無疑是莫大的侮辱，而謾罵者則感到是精神上的極大勝利。同前麵分析的這謾罵語、口頭禪一樣，所有的習慣語的產生與演化都有其社會基礎，我們可以觀察到，隨著社會的發展產生了一些習慣語，同時也有一些習慣語，比如舊社會的一些客套話，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被廢棄，還有一些，它們的意義和用法發生了磨損、轉化，由咒罵語而演變成為謔稱就是其中的一種表現。
流行語——超越傳統、追求新異刺激的言語產物
流行語是指某個民族、某個地區的語言中在一個階段裏使用頻率極高而流行的時間又不長的詞語等，也就是一種時髦言語。它們中有許多生命很短暫，時興一個時期便消失了；有一些流行時間比較長，甚至會在一種語言或方言裏固定下來。
流行語，有的以報刊書籍或別的大眾傳播工具為途徑，流傳速度快，流行麵廣，這當中包括與政治氣候密切相關的詞語和文藝作品中一些能觸發共鳴的說法；有的則基本上是單靠口頭傳播，流行的範圍比較小，常常就局限在一個城市的某個層次的人群之中。我們暫且把前一種稱為政治文藝流行語，後一種稱為俚俗流行語。
過去若幹年裏，政治運動多：相當一部分人學習政治理論並不是從立場、觀點、方法上去掌握它，麗隻是不時地搬用一些新的政治語詞或運動術語，有些詞語層層傳達，層層套用，還要做到家喻戶曉，所以政治流行語特別多。
一部對於全社會或社會的某些群體產生一定影響的文藝作品，往往會給社會帶來一些流行語。例如，近幾年，“人到中年”一語幾乎成了不少人的慣用說法，現在人們常常不是說“我們已經是中年入了”或“我們已經進入中年時期了”，而總是說“我們已經人到中年了”。
最近在香港、廣州等地流行的“勁”（有“厲害、棒”之類的意思）一詞，據說是起源於影視作品，現在在這些地方成了使用率極高的俚俗流行語，在那裏，我們不時可以聽到“好勁”、“夠勁”這一類說法，許多廣告中也上了這個詞，比如在有的劇院門口，廣告中寫著“勁歌勁舞”，大概是指精采、熱烈、夠刺激的歌舞節目吧。
近來國內的好些文藝作品中可以見到這樣的話：（例如，某個女子聽到一個不幸的消息後，哭著對人說）“你快說呀：這不是真的。’’這種說法顯然是從國外的作品中搬過來的，有人覺得新鮮、有趣，摹仿了一下，跟著便在一-批創作人員中流行開來。這是小範圍裏的二種流行語，它在一般人的口語中還流行不起來，因為它似乎不合中國人的表達習慣，大家從電影、話劇裏聽到這樣的台詞也覺得別扭。
俚俗流行語，就從上海一地來看，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出現，這主要流行於一大批青年人中，比如，稱人時髦、精明，說“懂精”；說花那麼點兒錢隻是“毛毛雨”，意為“小意思”；人們口角時有時則可以聽到“儂浪頭哪能介大啦？”（大意是“你怎麼這麼神氣呀”）、“浪頭”一詞用來表示“口氣、氣勢”等已有了三四年的曆史；這幾年在上海街頭巷尾常常聽到人開口閉口“幫幫忙”、“幫幫忙”的，這一說法可以用來表示請人做什麼或要求人別做什麼，也有時用來表示對別人的說法、做法不以為然，含有反對或譏諷的意味；“大興”一詞過去上海話裏大約是表示“假，冒牌”之類的意思，人們把冒牌手表稱為大興表，近兩年出現了“開大興”（說瞎話）、“大興公司”、“大興學校”甚至“大興老師”的說法，筆者有一次聽到一群青年的這麼兩句對話：“這兩天我瞎忙”（我非常忙）。“儂是大興瞎快。”（你是假的“很忙”）這個詞隨著流行麵擴大，搭配使用的範圍也擴大了。
社會上新事物、新現象的產生是導致服務於這個社會的語言產生新詞語的主要原因，引進外來語言成分，也是產生新詞語、新表達方式的一個因素，這兩個方麵也是一部分流行語產生的根本原因。可是，許多流行詞語的出現似乎跟上述兩個原因不一定有直接關係。比如，上海話過去說“我搭儂一道去”（我和你一起去），後來有許多人用“告”代替“搭”，近幾年來，30歲以下的青少年差不多都說“我幫儂一道去”，甚至一部分四五十歲的人也跟著這麼說，就這麼幾十年功夫，這個相當於普通話連詞、介詞“和”的上海方言詞——這類詞一般說來都還是比較穩定的—-_就經曆了“搭——告——幫”的變化。上海話表示程度的副詞，四五十年代用“邪氣（好），交關（好）”，60年代前後流行“老（好）”，而70年代初開始出現“瞎好”的說法，這個“瞎”至今仍然十分盛行。1980年前後一段時間，上海的流行語中表示對事物的稱讚常用“一級來”、“頂脫來”，後來又被“乓乓響”取代，這些個詞語的變化與流行，很難解釋成是由上述兩個原因造成的。
相當一部分流行語——特別是俚俗流行語——的形成，看來還得先考慮到人們追求新異的心理因素，就拿這個表程度的副詞來說，比如有人要向別人敘述他如何高興，但又覺得用慣了的說法“老開心”太一般了，不足以形容他“開心，，的程度，也許他頭腦中的詞庫又不能給他提供更豐富的表達方式，他挑上了“瞎”這個詞，“瞎”原來就有作副詞的用法，如“瞎說”、“瞎做做”等，帶有“胡亂”的意思，這一個用於修飾動詞的副詞，在一個關節點上過渡到修飾某個形容詞，然後推廣到其他形容詞上，這種現象在語言演變中可以說是不難見到的。再從語義上來觀察，“瞎說“之“瞎”轉移成為“瞎好”、“瞎忙”之“瞎”，其意義從“胡亂”擴大到“異乎尋常”，這樣的變化也是比較自然的。
一個流行說法的產生起因於人們追求新異的心理，這是對於人們主觀意圖的分析，然而從語言結構規律上來看，也應能得到客觀可能性的解釋的。
我們分析了流行語產生的心理基礎，並不是說流行語的形成就隻是一種個人的心理現象。各個社會成員的心理活動合乎時尚即為美，一切興趣、愛好都隨時興事物而轉移，言語表達亦然如此。正在學習語言文化知識的大批中小學生也往往是接受並傳播流行語的一個重要群體。
不同地區的時尚可能互相影響，而大城市的時尚向周圍地區擴散、滲透的可能性更大，流行語也是這樣。另外，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長期生活在外地的年青人返回大城市——比如說，回到上海時，沒多久就把上海當時流行的說法都學去了，他們不僅在裝束上而且出言吐語都要趕上潮流，生怕被大城市的時髦人嗤笑為“鄉巴佬”或“過時的上海人”。
流行語的產生是人們追求新’異刺激、超越言語傳統的一種現象：追求新異刺激可以說是一種普遍性的社會心理，雖然各社會成員這種心理趨勢的強度不同。它促使人們在社會活動中不斷地產生變異的要求，不斷地喚起人們對於社會傳統發動衝擊。
社會各成員時時生活在傳統中，並在一定的範圍內接受傳統給予的-切，然而人在傳統麵前不是絕對地無所作為的。傳統隻勾勒出一個大致的範圍，其中有的地方清晰，有的地方漠糊，因此人們在這範圍之內有各種各樣的選擇餘地。傳統不可能包羅萬象，在它所漏缺的地方，人們的創新活動最有生氣。傳統本身又是一個曆史的產物，有它自身產生、發展的過程，當它處於與時代對立的地位時，就會被否定，被摒棄。
人們固然受到語言民俗中強大的傳統力量的製約，可是人又有超越傳統範圍的能力，也會有適應時代與社會的需要而產生變異的要求，在這種變異力量的推動之下，有天才的創造，也有拙劣的製作，人們不時創造的新詞語與新的言語表達方式——包括大量的流行語——也是如此，有的雋永絕妙，也有的低劣粗俗。
應當重視對於繼承傳統與超越傳統的語言習尚的研究
一個社會群體在運用語言進行交際時，習慣於這麼說，不習慣於那麼說，從而形成一係列的習慣的表達方式。一個社會群體的習慣語，不是偶然的、臨時的，也不是屬於個人風格的，而是屬於整個群體風格的，習慣語本身就是習俗，是民俗傳統在語言中的積澱物。
各個時期都會出現一定數量的新詞語，可是在這些新詞語中，流行語同適應社會的科技、經濟、文藝等新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新詞語不一樣，後者是按照語言科學的規律而創用的。它們可能由於專業、風格等方麵的特點的限製，因而使用範圍不很廣，但是一般說來，都容易得到全社會的承認。流行語差不多都是在語言運用中經過無規則的碰撞而形成的，它們的存在是偶然的，短時的，具有代表著某些個社會群體的個人風格特征，塗有易變的時尚色彩。流行語是超越傳統、追求新異刺激的言語產物。
人們使用習慣語與流行語時，對其本意很少進行仔細的推敲，對於流行語，很多人是盲目仿用，合不合規則與傳統他們可不管。習慣語經過長時期的“磨損”，對於它們的實際含義，人們也不總是認真對待的。在人類祖先邁入文明社會之初，某個建立在對語言魔力的信仰之上的祝福詞語流行起來，久而久之，這種說法的原始用意淡薄了，成了一個隻有大致意向而主要表現為禮貌形式的習慣語了。有的咒罵語也是這樣，某個人開始用到它時，是有切實的詛咒、侮辱動機的，這樣的詛咒、辱罵經過一個階段的流行之後，隻是被人當作發泄憤恨之類情緒的習慣方式了，我們可能聽到過，家長詛咒子女“短壽促命”、“斷子絕孫”，兄弟姐妹之間、甚至母親對子女辱罵“操你媽”，誰能同意說這些咒罵者希望自己的詛咒成為現實，或者說他們是經過了認真的斟酌才噴出這樣肮髒的辱罵的呢？繼承傳統的語言習俗與超越傳統的語言時尚跟一般的語言問題自然是有差別的，對於語言習尚的研究，需要結合語言學、民俗學或文化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多方麵學科的力量。
習慣語既然表現為一種習俗，它們也就具有時代性、區域性、傳承性、變異性的特點。流行語，則一般是有傳播而無繼承，有區域性特征，但它們的流行往往局限於某地區某社會階層中的一些範圍，短時性與流動性更是它們顯著的特點，同它們相比，習慣語則是穩固恒定的了。
習慣語是從語言上表現出來的人民的習俗，流行語則是一種時尚，習俗與時尚是既對立又統一的兩個方麵，時尚常常顯示出習俗的變異，而時尚幾經傳播、繼承，一旦鞏固下來，又可能轉變為習俗，研究習俗不可不研究時尚，研究習慣語也應當和研究流行語結合起來，現在有些習慣語也許是過去某個時期的流行語，今天的流行語有的可能成為將來的習慣語，甚至還有可能某個習慣語在一時之間兼有流行語的身分。上麵提到的那個“國罵”本是屬於習慣語一類，可它一度又加入了流行語的行列。“到嘴的肥肉被搶走了”一語，是在肥肉受歡迎的時代的流行說法，如今肥肉不那末受歡迎，這句話隻是習慣用語而已。至於今天的哪些流行語可能變成將來的習慣語，現在還不能預測。習慣語與流行語是可以互相轉化的。習慣語可能被賦予新的含義而卷入流行語的風潮，而流行語對習慣語也會有所衝擊，影響語言習浴的變遷。語言民俗的傳播不是單向的，它不限於老人向後生灌輸傳統的語言習俗，也有可能是青少年向老年人傳播語言時尚。
對於語言民俗，從事語言研究的人不能忽視，從事民俗研究的人也應予以關心。人們常常“入鄉問俗”，“入鄉隨俗”經濟方麵的、社會方麵的、信仰方麵的、文藝方麵的習俗固然要問，語言運用方麵的習俗也不能不注意，到一個陌生的地方，,,f了解那裏的語言民俗，有時說話會鬧笑話，也有可能觸犯、地人的忌諱。所以民俗研究工作者有責任把這些內容列為自己的研究項目，對於語言研究工作者來說，這也是應當關心的課題，應當充分重視語言運用的習俗。我們知道，一個人在開始學習語言時，也是在一個強大的傳統力量包圍的環境裏、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接受運用語言的習俗。我們研究語言，如果光弄清一種語言或方言的構成要素和結構係統，而不了解人們的語言習浴，則很可能是僅得其形而不得其神。
習俗在特定範圍裏，作為社會規範的一種形式，對人的行為具有一定的約束力量，而時尚，基於人們追求新異與隨俗從眾的心理，對於社會的某些群體也起著相當大的支配作用。在語言運用上表現出來的習俗與時尚，對人的言語行為無疑是極有影響的，但是，作為言語行為規範的形式，它同語言科學有著根本的區別。
一個民族或地區的人民對於科學、法規的尊重程度同對於風俗的尊重程度的對比，反映了這個民族、地區的文明程度的高低。以語言習俗還是以語言科學作為語言運用與發展的規範的依據一一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標誌著這個民族或地區的社會發展的狀況是先進還是落後。誠然，語言科學要吸收語言民俗中的有益成分，然而，語言科學不能等同於語言民俗。移風易俗應當包括語言運用的習俗，語文指導工作也應當對習慣語、流行語進行清理。任何一種語言裏都有不很文明的東西，不過I在我們這裏，“禮貌語言”、“文明措辭”的普及程度不高，這是不能不承認的。“文化革命”這場革文化的命的運動，對於語言民俗產生的惡劣影響至今還在不斷地表現出來。
因此，重視對於繼承傳統與超越傳統的語言習尚的研究，把語言運用中的移風易俗工作納入精神文明建設的係統工、程，進一步研究語言運用與發展的社會控製對策，便成了刻不容緩的任務。
談民俗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先說民俗學與文學的關係。
民俗學與文藝部分複合，這個複合部分顯而易見的就是民間文藝。民間文學、民間美術、民間音樂、民間戲劇、民間舞蹈和曲藝等，既是民俗學的研究對象，也是文藝學的研究對象。這裏主要說一下公認與民俗學關係最密切的民間文學。
西方學術界頗有人把民俗學作為主要是研究民間文學的學科。如美國《新時代百科全書》“民俗學”條中所說，“大多數人類學家：民俗學家所使用’的術語民俗，包括保存在口碑傳承中的信仰、俗語、詩歌、民歌、民謠、故事、諺語和謎語等”，該條目中所介紹的幾乎全是有關民間文學的內容。
美國學者克拉普(A．H.Krappe)的《民俗的科學》一書，把內容分為十八章：神怪故事；2．娛樂故事；3．禽獸故事；4．地方故事；5．流傳故事；6．無韻的口傳史；7．諺語；8．民歌,9.民間敘事歌；10．祝誦、韻語、謎語；11．迷信；12.植物俗說：13.動物俗說；14.礦物俗說、星宿說、宇宙發生傳說；15.風俗與儀式；16.巫術；17.民間戲劇；l8．神話。在這裏，民間文學的內容占了絕大部分。英國女學者柯克斯(M.R.Cox)的《民俗學淺說》分為六章：可離的靈魂；②動物的祖先；⑧靈魂論、鬼與神；④第二世界；⑤魔術；⑥神話、民間故事等。各章所分析的，幾乎全部是民間文學的材料①。
我國的民俗學研究，也是先以搜集歌謠開始的。1922年，北京大學《歌謠>雜誌
中，都通過洲詁的手法，作了詳盡的解釋，為我們準確了解《詩經》所反映的風俗掃清了障礙。
從本質上看，訓詁學主要探求文獻語言的詞義。詞義是內容，它必須借助於口頭形式——聲音，書麵形式——文字表現出來。正因為如此，清以前文字、音韻、訓詁三門學科並不分家。校勘學亦然。整理古籍的第一步工作是校勘，將錯訛脫衍之字校訂出來，才能開始為古書作注釋。如果訓詁學隻能作訓釋詞義的工作，它對整理文獻民俗的作用就不大了。這是說訓詁學有綜合性的特點。此外，訓詁學還有實用性特點，凡文獻古籍所載各類學科史料，都要借助於訓詁學疏通詞義。訓沽學不僅是文獻涉及的各類學科的工具，而且有利於古文教學、詞典編纂及詞義的理論研究。從這個角度講，訓詁學是漢語語言科學的應用科學。判斷一門學科的社會價值重要的一點在於考察它的應用程度，訓詁學的應用範圍這樣廣泛，與文獻民俗整理的關係這樣密切，足見這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說在它的科學體係及理論建設逐步完成之後，將會有更廣闊的發展前景，也將會被更多的古籍整理及研究工作者所矚目。
下麵我們再來看看訓詁專書在整理與研究文獻民俗中的地位。
訓詁專書種類頗多，除上麵提到的幾部外，比較著名的還有魏代張揖的《廣雅》、唐代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清代王念孫的書》裏說：“慎博問通人，考之予（賈）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 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雜物奇怪、王製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這段文字說明，《說文》涉及的內容也包括許多古代民俗現象。其次，《說文》主要是訓釋六藝群書中的詞義，表明許慎著《說文》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和解釋古文經典。這樣一來，這部書對於我們整理文獻民俗就能提供直接而具體的幫助了。
《說文》訓釋詞義的方法是“形訓”。即以形索義的方法。換句話說，就是通過對漢字形義的分析來解釋詞義，從而探明詞義的方法。這個方法有利於我們尋究上古習俗的原始內容。上古，也叫遠古，一般指秦漢以前。上古習俗一麵通過口頭語言傳承，一麵又通過文字流傳。漢字是以象形為基礎發展起來的表意文字。早期的漢字，形義統一，義是形的根據。依據民俗學的觀點，上古人們造的某一部分漢字是以上古習浴為根據的。後人要想了解上古習俗，可以通過對這些漢字字形的分析探求它的本義，從而達到對某些古代習俗求本溯源的目的。何況，《說文》是立足於文獻語言來研究文字，這就為我們整理文獻中的民俗資料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下麵試舉反映古代卜筮習俗的“占卜”二字為例，略作說明。
《說文?卜部》：“卜，灼剝龜也，象炙龜之形，一日象龜兆之從橫也。凡卜之屬皆從卜。”（從同縱）甲文“卜’’寫作“r”，象龜甲燒過之後出現的裂紋。灼，炙也；剝，裂也。；阮元《廣東通誌》；顧炎武《鄒平縣誌’；章學誠《永清縣誌》等。
這些學者直接參加方誌的撰寫，大大提高了方誌的學術質量。
方誌民俗學的特點和種類
從宋代到清朝末年以至民國，近1000年的時間裏，中國地方誌對我國民俗的記述作了重要的貢獻，並以其記述民俗事項的觀點、方法和對民俗的見解，在方誌學的基礎上構成了方誌民俗學。這種方誌民俗學，可以說是以方誌形式記述與探討民俗現象的民俗學的支學。
這種方誌民俗學的特點是：
（一）在記述中突出民俗的地方性。（二）與曆史結合，注意地方民俗的曆史傳承與沿革。（三）與人物、風情、物產、古跡結合，使所記述的民俗現象具有立體性。（四）記述的門類比較詳備，且多有總序和評注。
方誌民俗學，按方誌中對民俗部分的處理情況，可以分為如下種類：
第一類，以地理誌為主，在記述山川地理的同時，順便記述神話傳說與風土人情。這類往往是比較早的誌書，這可以《元和郡縣圖誌》為代表。這本書為唐代地理名著，也是中國現存最早又較完整的地方總誌，是一部有圖有誌的書。
第二類，在方誌中敘曆史、地理、人物的同時，兼及風俗，即把風俗與其他事項並列加以記述，這是誌書的一大發展。這種記述，從《華陽國誌》已經開始，它在巴誌、蜀誌、漢中誌中，對當地土民以及胡虜風俗有許多記述。如民性、祭祀、巫信、禁忌等等。它是把地理誌、編年史、人物傳三者結合起來成為一種新體，在敘史事與民族中舉述民俗材料。
第三類，在地方誌中，單獨列出風俗項目，使風俗成為方誌中明確標出的必有的項目。
這種體例，是從宋代方誌開始的。如前所述的《乾道臨安誌》，就在其第二卷中，把風俗與沿革、州境、城社、戶口、廨舍、坊市、物產等並列，構成方誌記述民俗的通例，而且記述也較詳盡。明代方誌，這種體例尤多。
第四類，是在方誌中將風俗列為專卷。這不僅擴大了風俗記述的篇幅，而且提高了民俗的地位。這種方法，從明代開始已有出現。如：《鬆江府誌》（公元1512年，明正德七年）卷四為風俗。《儀真縣誌》（公元1567年，明隆慶元年）卷十一為風俗考。《姑蘇誌》（公元1506年，明正德元年）卷十三為風俗。《江陰縣誌》（公元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卷四為風俗記。
此外，明代還有《新昌縣誌》、《赤城新誌》、《福州府誌》、《建寧府誌》、《河南通誌》等亦均有風俗專卷。
至清代，這種情況更為多見。《日下舊聞考》即把京畿的風俗擴大為3卷(146、147、148)，內容極其詳備，成為研究北京民俗極有價值的資料。
這些方誌對民俗事項的記述，從內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麵：（一）歲時風習。（二）人生儀禮：生子、冠禮、婚嫁、喪葬、祭祀、其他。（三）衣、食、住、行。（四）家族、生產、社交。（五）民間口承文藝。（六）方言、俚諺。凡通行之民俗事項大體完備，而方言，俚諺等尤為方誌所注重。
方誌中的民俗觀
方誌民俗觀，是方誌的編纂者所提出的對民俗的見解，它是方誌民俗學的主要表現。它除表現在對風俗事項的記述與取舍方麵之外，還表現在方誌的總論及風俗卷或具體民俗項目之序言中，往往帶有理論性、傾向性與時代性。
（一）論述民俗的性質
什麼是民俗，如何對待民俗，民俗與社會、政教的關係等理論問題，在方誌中經常作為對民俗性質的論述而提出。例如：《河南通誌》，雍正十三年刻本的民俗觀則認為：“柔剛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這是中國《漢書?地理誌》中的傳統觀點。《河南通誌》編撰者又進一步提出：風俗是山川之氣所造成，而魯地（山東省）居中土。山川地氣正，所以天性樸茂。風俗往往以統治者的好尚為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