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文明曙光——紅山文化祭壇
壇在人類早期文明中，是祭祀紀念禮儀活動的主要場所，作為早期文明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壇成為文化嬗遞的象征。人們在溯源尋根中自然十分注目於壇的發現，壇的研究。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確定就與紅山文化祭壇緊密相連。
牛河梁驚人發現
紅山文化是1935年首次在遼寧赤峰紅山發現的。1951年在遼寧牛河梁又發現砌石墓葬和隨葬玉器。1979年5月，遼寧開展全省文物普查試點，在西部大淩河流域，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村再次發現了一處原始社會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壇遺址。祭壇坐落於一山梁正中緩平突起的台地上，長約60米，寬約40米；中心部分為一座大型方形基址，大方壇中有小方壇，中間有許多立石；東西兩側有相互對稱的石牆基，牆基外有大麵積的鋪石，南麵前端部分有圓形的基址。總體上看，基址在石料加工、砌築上相當講究。布局上按南北軸線分布，有中心和兩翼之分，且南北方圓對應。同時出土的還有無頭孕婦塑像、玉龍璜、玉龜等。這一發現，啟發考古人員在鄰近地方繼續尋找其他相關遺跡。幾年後，果然在相距幾十公裏的建平、淩源兩縣交界處努魯兒虎山東麓丘的牛河梁，發現了更具典型意義的祭壇和一座女神廟，其主體範圍在50平方公裏上下。
牛河梁祭壇為立石築起的三重圓形，三重圓的直徑分別為22米、15.6米和11米，每層台基以0.3—0.5米的高差由邊緣向中心層層高起，立石所用石料為紅色花崗岩，多五棱柱狀體，排列如石柵形。壇頂麵鋪石灰岩石塊，較為平緩，形成一個結構獨特而完整的圓形壇體。由於祭壇整體呈紅色調，與其周圍的白色積石塚相互襯托，使其在整個遺址群中的中心位置更顯突出。
同時，在這一遺址周圍還發現了一處女神廟遺址，或稱祭祀中心。廟內發現許多塑像殘塊，包括人的頭、肩、臂、手、乳房等部分，約屬五六個個體，小的接近真人大小。主室中心出土的大鼻右耳，為真人的三倍，它們的形體多異，年齡也有區別，有的乳房突出，肌膚圓潤，當為女神像。周圍的小山頭有積石塚群環繞。積石塚一般為方形，每邊長約18米左右，用加工過的石頭砌邊；中間有較大的石槨，墓主人隨葬玉豬龍、玉箍、支板形玉飾、玉環、玉璧等，槨外常有一排或一圈彩陶筒形器。壇、廟、塚遺址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形成一處較為完整的宗教祭祀中心，“無論是廟及其後的平台，還是附近的積石塚群並不屬於某個特定的聚落，在整個紅山文化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它無疑是一個宗教中心，而積石塚中掩埋的則應是統治氏族的成員。”有的學者甚至認為：“牛河梁祭祀遺址群以廟為主體，廟、塚、壇結合的組合布局，反映出它們的祭祀內容、性質也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即以祖先崇拜為主的祭祀性質。紅山文化祭壇是一個遠離住地、專門營建的獨立的祭祀地點，其規格遠非一個氏族或部落所能擁有，至少是紅山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對共同先祖的崇拜。”
由此可見，紅山文化大型祭壇和女神廟有著非同尋常的特殊意義，它涉及到中國曆史上兩大課題：中國五千年文明連綿不斷的軌跡及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是怎麼形成的。
環太湖遠古彗星——良渚文化祭壇
與北國的紅山文化遙相呼應，在中華大地的東南方則出現了良渚文化——這一中華古文明中耀眼的彗星。
良渚文化人工堆築的土塚、中心聚落址與神徽玉器一起，進一步表明我國長江下遊地區在距今7000年前後河姆渡文化豐富多彩的稻作農業、家畜飼養業以及手工業等農業文化成就的基礎上，在距今4800年前，其原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後世的神權與王權意識在這裏已經有了初步的形象的反映，堪稱中華文明之代表。
開多色土先風的瑤山祭壇良渚祭壇以1987年在浙江餘姚安溪鄉瑤山發現的中國第一座與墓葬複合的祭壇遺址最為重要。瑤山祭壇經過精心設計，為近方形的漫坡狀，邊長約20米，麵積約400平方米，以不同的土色分為內外三重。中心為紅色土方台，四邊長約6—8米，紅土外圍為灰色土填充的圍溝，灰土圍溝外是用黃褐色斑土築成的台，圍台麵鋪礫石，邊緣用礫石疊砌。這座祭壇由多色土構成，襯托了祭壇場所的神秘色彩，開創了後世多色土祭壇建築的先風。
1991年，在浙江餘杭彙觀山又發掘出了一座較為完整的良渚文化祭壇，並在祭壇的西南部發現了4座良渚文化大墓，出土有琮、璧等重要玉禮器及陶、石器。該祭壇是繼瑤山祭壇之後的又一個重要發現。
祭壇的形式與前者相似，整個祭壇主要是利用自然山勢修鑿而成，基本呈正南北方向，總麵積近1600平方米。在中部偏西部位，以挖溝填築的灰色土框將祭壇的平麵在土色上分割成內外三重。灰土框寬約2米，其圍成的方框內邊約為8×10米。祭壇的四邊、圍溝及墓葬均於風化層和基岩中開鑿而成。在祭壇的東西兩邊低於現存壇頂1—1.5米的平麵上，各鑿有兩條南北向的30餘厘米寬、深的溝槽，應為排水之用。雖然限於發掘麵積和後世的破壞，而不能把該平麵全部剝揭出原狀，但該祭壇存在著兩極的形式，無疑為認識同類遺跡提供了新的資料和線索。
而在瑤山祭壇西南麵5公裏的餘姚雉山村南側發現的反山墓地，實際上是良渚文化時期人工堆築的一座大墳山，考古學家根據某些遺跡推測，這座東西原長約100米，南北寬約30米，高在6.35—7.30米之間的大土山，最早可能也是一座祭壇。現存的反山土塚東西長90米，南北寬30米，高4米。1986年在反山土塚西半部發現的11座墓葬，規模都較大，一般長3米，寬約2米，深約1.3米左右，墓內可能原有外表塗朱的木棺。每墓都有大量的隨葬品，種類有陶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玉器等，其中成批的玉器尤為珍貴。
除瑤山、彙觀山與反山外，目前發現的良渚文化祭壇墓地、高台土塚，還有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蘇武進寺墩，昆山綽墩、趙陵山，吳縣張陵山，常熟羅墩，浙江海寧餘墩、大墳墩等，幾乎遍及太湖地區。所有這些祭壇、墓地及台基的發現，充分顯示了距今4800年前的良渚人的精神世界與燦爛輝煌的物質文化，良渚文化的社會在那時已經進入了高度發達的時期。然而，良渚文化又像夜空中耀眼的彗星一樣突然的消失，變成如同它的發現一樣引人矚目、發人深思的曆史疑案。太湖地區在良渚文化以後的近千年內，還沒有發現可與發達的良渚文化成就相媲美的文化遺存。良渚人創造的精美文化，在良渚人之後流向了何方？至今仍是中華文明史中的一個謎。
具水城牆特色的寺墩祭壇
不管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是因為中原文化的衝擊，還是洪水泛濫，或神權大量消費耗竭資源，良渚文化的印記還是有遺跡可供搜尋。例如太湖地區的曆代古城，城河深闊，城內有河道，設有水門。這一築城特點除多水的地理環境因素外，還應有曆史和文化方麵的淵源，從良渚文化江蘇武進寺墩遺跡可見其端倪。
武進寺墩為一高約20米、直徑約100米的土山，為良渚文化時期人工堆築而成。原高約25米，墩體圓形斜坡，墩頂方形直壁。寺墩有一高大的方形土台底座，高約10米，邊長約200米。南麵和西麵底座斷崖下現有已被割斷的河道，寬20多米，東麵和北麵地形顯示出也曾有相連的河道，說明寺墩底座曾有一周河道環繞。內河外側為一周台地，高約7米，因多處已被挖去，台地邊沿很不規則，麵積（包括寺墩在內）有十幾萬平方米。良渚文化大墓葬就葬在這台地上。墓地（台地）外側是平地，距墓地三四百米的外圍又有一周河道（暫稱外河），河寬20多米，長約3500米。外河內岸發現良渚文化的遺物，整個遺址當以外河為界，南北最大徑約1000米，東西最大徑約1100米，總麵積約100多萬平方米。這樣，寺墩遺址便呈現出內河和外河兩重河道。北部平地上現有河道與內河和外河相通，東部、南部、西部的地形也顯示出曾有與內河和外河相通的河道。這些河道將墓地和平地分割成數塊，使平地形成更多的自然區。估計寺墩（下稱祭壇）和墓地的土方量，幾乎需要用全部河道的土才能堆築起來。
開挖寺墩外城河和居住區的河道，將土石運至中部堆築祭壇和墓地，這是一項相當巨大的工程，使得築成的祭壇顯得非常神聖，顯示著先民極度虔誠的信仰，沒有城牆，使祭壇幾乎無異於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瑪雅文化的神廟，顯得無比雄偉，墓地顯得尤為宏大，能充分感受神性的偉力和民族的氣概。
顯亞細亞標誌的祭壇玉器
良渚祭壇和高台土塚有一個共同的文化現象，就是不僅都出土有玉禮器，而且是大量精美絕倫的玉器，如上述反山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最是代表。這些玉器都經打磨拋光，晶瑩滑潤，並琢有優美圖案。其中最多一墓有170件（組），鋪滿墓室。在出土的3200玉器中，種類主要有琮、鉞、璧、璜、佩、冠飾等等，大都精美絕倫。其中最大的一件玉琮，高17.6厘米，重達6.5千克，是迄今發現的玉琮之冠，被譽為“琮王”。
發人深思的是，在琮、鉞、冠狀飾以及三叉形器等玉器上，通常雕刻有繁縟的圖案裝飾，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種繁簡不一的神像圖案。完整的神像圖案為闊嘴露齒、寬鼻，原目睜睛，滿首羽冠飄然，聳肩叉腰，腰係飾帶，鳥足蹲距，全身以獸麵紋裝飾。這種神像有的極小，需借助放大鏡方能看到，但刻紋線條流暢，細如毫發，體現了距今4800年前太湖地區的玉雕技藝已達到極高的境界。整個神像圖案似神人獸麵結合，表現了威嚴無比、氣貫長虹的氣概，充滿了良渚人的信仰與追求。將這種神像雕刻在玉琮、玉鉞等重器上，由當時的上層貴族所執，表明這種神像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神徽。
正如考古學家牟永抗先生所述：這些玉禮器的出現是手工業、農業分離的結果，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離的結果，也是一種類似後代城鄉分離的結果，而這三大差別的存在正是階級和國家出現的根本原因。於是提出玉器時代作為這一時代發展的標誌，進而指出玉器時代和玉禮器正是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物質表現，也就是東方文明有異於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表明玉和玉禮器正是東亞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獨立起源和發展並進入文明時代的標誌物。
近期，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也特別強調玉器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誌。正如玉器專家楊伯達先生所說：如果從遼西東山嘴、牛河梁開始，向南經山東臨朐，安徽含山、太湖，江蘇武進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終至浙江餘杭瑤山，這些原始文明遺址點連接起來，那麼，自北向南則形成一條線，恰好位於中國東部地區原始社會弧形玉器帶內，而這些玉器中大都有龍的形象。這就表明，雖然這些文化聚落在絕對年代上並不完全一致，分處不同地域，但從社會發展與文化形成的角度看，它們已有了大致相同的文化底蘊，並且都已進入了相對自然和圖騰崇拜更高階段的文明社會，這也為後來的社祀找到了最有意義的考古依據。
由此可見，良渚玉器與中華其他區係文明，尤其是東部文明應有相當的關聯，隻是，那斷缺的一段曆史有待人們找尋到必要的遺存物質，從而來把這條精美神秘的中華古文明項鏈串聯得更加完美。
數千載祀奉成定製——祭壇沿革
壇，在《說文解字》中釋為：祭場，即在平坦的地麵上用土堆築的高台。從上述遼西紅山文化和環太湖良渚文化祭壇中，我們看到不管是阜新胡頭溝、淩源城子山，還是喀左東山嘴和淩源、建平交界處的牛河梁，都是在露天環境下利用自然形成的土丘、高崗或山頭等較高的地形來築祭壇。這幾處遺址還應是互有聯係的整體：前者胡頭溝和城子山遺址可能是屬於一個村落或村落群的祭祀址；東山嘴遺址則是統一若幹個村落群的組織中的祭祀場所；而牛河梁遺址則是紅山文化係統相當大的部分地區居民的祭祀中心。與之相比，良渚文化祭壇總體規模就顯得更巨大，同樣，更具有自然與祖先崇拜的宗教性，更具有王神權威和各國君王的政治性及文化意味。據此，我們已能大略感受到祭壇最早的寬泛到逐步的複雜化。
三代祭壇周成《禮》
至於夏商周三代的祭壇或祭祀遺址就有了很大不同。《尚書·堯典》中所載虞舜“禋於六宗”的說法，很可能就反映了夏商周時期宗教分野規範明簡的史實。河南鄭州商城遺址中，在位於宮殿區北麵和北城牆東端之間的地帶，發現了一座祭壇。祭堂平麵呈正方形，長、寬各2.35米，堂門麵向西南，四壁用夯土築成。後牆根的中部設一長方形的祭台，台上有火燒和供祭的痕跡。祭堂的左右兩側有南北兩行排列的“狗坑”，坑呈長方形，方向和祭堂的門向相同。坑內埋狗，多者23隻，少者4隻，一般10—16隻，狗是殺死後隨意扔進坑內的。在部分狗骨的下麵，還埋有完整的人軀體、成堆的人肢骨及金質夔龍飾等。鄭州商城遺址因破壞嚴重，宮殿區的布局已不甚清楚，因此，這個祭壇與整個宮殿區的關係也不甚清楚。但它位於宮殿區北麵，與宮殿區相近，在整個城市中也處於核心區。由此也可推測，祭祀活動區在整個城市中處於中心地位。
又如在江蘇銅山丘灣發掘的一處商代末期的祭祀遺址，是在一近山傍水的台地上。遺址中心矗立有4塊天然大石，周圍有人骨架20具，人頭骨2個，狗骨架12具。人骨架大多俯身屈肢，雙手反縛，人、狗骨架的頭皆向中心大石。在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1號宗廟遺址周圍，發現了大約五六十個個體的人骨架，他們或被置於淺坑，有的雙手被綁，有的身首異處，顯然是用於祭祀的人牲。河南安陽殷墟中也發現類似祭壇的建築，安陽小屯宗廟區所有建築基址中都有人祭遺跡，其中的乙七基址發現了人牲約600個。
在侯家莊王陵區的西北崗，發現了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人牲祭祀場，它東西長450米，寬250米，考古學家們共發掘出了1400多個祭祀坑，全軀者每坑1—10人，身首分離者每坑1—10人，無頭軀體者一般每坑10人，埋頭骨坑每坑3—39個不等，被殺者多是成人，但也不乏6—10歲的兒童。據卜辭所示，用於祭祀的人牲，多是羌人戰俘，也有一些奴隸。每次祭祀殺人，少者幾個，多者數百，甚至有殺人達千的驚人記錄。根據卜辭中不完全的統計，商王祭祀共用人牲14000餘人，而武丁一代就用人牲9000多。這累累白骨，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宗教狂熱，也說明了夏商時期的祭祀還較多保留史前祭祀野蠻、殘忍的特征，帶有濃重的血腥味。
夏商周三代，王公廟在都城中居於中心位置，規模也最大，是城市聚落的核心，這與古代文獻中的記載相一致。
《墨子·明鬼篇》：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者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然而，周王朝借鑒殷商亡國教訓，由周公主持製定的西周王朝的祭祀禮儀和製度，在繼承商代祭祀文化的同時，更多表現出西周的特點。應該說西周祭祀禮製實際上把經曆了漫長而又曲折的祭祀禮儀製度，修改得比較完備、係統，在漢以後2000多年中，一直是國家製定禮儀製度的經典著作。
在尊天敬德保民思想的指導之下，西周祭祀禮儀和製度的宗教色彩大大淡化，但其維護統治的政治性明顯增強，祭祀禮儀製度被納入王權統治的體係之中，周天子和各級諸侯成為天神地祇祖先的主祭人，祭神成為統治權力的一種象征。政治地位愈高，祭祀的對象也就愈崇高，而隨著政治地位的不斷變動，祭祀權的歸屬也在不斷遊移。《禮記·王製》稱：“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周成王以後，周王直接被尊為“天子”或是天之“元子”，周王成為上帝和天的人格體現，具有了極大的神聖性。自顓頊提出“絕地天通”，至此，其真正的祭祀主持人唯有天子，隻有他能主持祭天和上帝。而由於實行宗法製度，周天子還是天下的大宗，所以，通過強化尊祖敬宗，可以極大地增強周天子的地位，於是祭祖變得繁複起來。
《禮記·祭統》說：“禮有五重，莫重於祭。”《左傳》中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祭祀與戰爭相提並論，說明了祭祀的極端重要性，以及極強的現實性和政治性，使其成為維護王權統治的有力工具。
鑒於上述祭祀對封建王權的重要意義，一些特殊的祭拜天、地、祖先的活動要求有相應的場所，於是逐漸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宗法禮製建築，如祭天地的壇廟、祭拜祖先的宗廟等。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國家的穩定強大、宗教的繁盛離不開土地，離不開五穀豐登，也離不開風調雨順。無論哪朝哪代，天地、社稷、五穀、先農都是祭拜的重要內容，所以周禮中五禮之冠為吉禮。吉禮之首就是祭天，如祭日月星辰，祭風、雨等。接下來則是祭地祇，主要包括社稷、五帝、五嶽、山川。由此，我們可以選擇祀天祭地，並追溯一下專供祭祀、舉行重大祭祀之用的重要物質載體——祭壇的類型、產生、演變、發展、嬗變、成熟的軌跡。
奉天承運圜丘祀
古文獻載，虞舜、夏禹時就有祭天的典禮，稱為類。相傳軒轅皇帝在王屋山頂曾設壇求雨；周代祭天的正祭於每年冬至之日在國都南郊圜丘舉行。“圜丘祀天”與“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故也稱“郊祭”。圜丘是一座圓形的祭壇，因古人認為天圓地方，圓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圓。後代的祭天禮多依周禮製定，隻是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屍”（由活人扮飾，作為天帝化身，代表天地接受祭享）。而從有關文獻資料中可看到，圜丘祭壇自周以來一直為曆代所繼承保留。
秦代祭天的資料甚少，隻知道有“三年一郊之禮”。漢武帝初，行三年一郊之禮，即第一年祭天，第二年祭地，第三年祭五時（五方帝），每三年輪一遍。
1999年，陝西西安發掘的唐長安圜丘遺址係全國保留下來的唯一一處早於清代的圜丘遺址。遺址高出地麵8米，圜丘表土夯築而成，僅修補部分用少量磚石包砌填墊，推斷唐代圜丘外觀是潔白的壇體。每層圓壇都設有十二陛，均勻分布在圓壇四周，呈十二辰分布（中國古代天文學是依二十八宿和十二陛的分野來觀察某一天域的天象，十二陛可能反映天上十二個方位，唐代文獻以十二辰稱之）。此後，宋、金、元曆代皆有南郊圜丘祀天之記載，更修建了各種配套建築。這裏要提出的是，至明清，祭壇建築有了明確的廣義和狹義的分別。狹義的祭壇僅指祭祀的主體建築——或圓形或方形的祭壇，當然還有一類為建築內特設的祭壇；而廣義的祭壇則包括了主體建築和各種附屬建築。如北京的明清天壇：狹義的天壇即指圜丘壇，而廣義的天壇則包括了圜丘壇、齋宮、祈年殿、宰牲亭等其他所有建築物。“封禪”，實為專指在泰山的天地祭祀。《史記·封禪書》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這就是“封泰山”、“禪梁父”（梁父是泰山下一座小山）。相傳遠古在泰山舉行封禪典禮的有72家。封禪始於伏羲氏以前的無懷氏，先後有無懷氏、伏羲、神農氏、炎帝、黃帝、顓頊、堯、舜、湯、周成王受命後得封禪。曆代好大喜功的帝王多將封禪作為一代盛典，給予特別重視。史書所記封禪，可靠的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的泰山封禪。
其後行封禪禮的帝王有後漢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與宋真宗，其中尤以漢武帝和唐玄宗封禪甚為隆重。而以唐高宗與武則天那次封禪最為興師動眾，光儀仗隊伍及士兵就長達數百裏，包括波斯、天竺、倭國（日本）、新羅、百濟、高麗等國使者都前來參加，曆時三月，最是奢侈。現山巔有唐玄宗《登泰山銘》和唐登封碑存在。
漢元封五年（前106），漢武帝封天柱山，至今還有遺跡可見。武帝劉徹南巡，登祭天柱山，封為南嶽，與東岱（泰山）、西華（華山）、北恒（恒山）、中嵩（嵩山）並列為五嶽。武帝封禪時人群高呼萬歲，故得萬歲山之名。
祭天中從祭的顯神數以百計，較大的有《周禮》所說的司命（主老幼）、司中（主災咎）、司民（主戶口）、司祿（主賞功）。隋代定星辰之祭為中祀，祭祀中司命及諸星為小祀，在國都西北郊有祭祀司中、司命、司祿的壇位，於立冬後的亥日行祭禮。唐因隋製，並在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玄宗時又設壽星壇祭老人星等。明洪武四年（1371），為祭祀周天星辰特辟專殿，設10壇，祭儀如朝日儀。
在祭天的壇中，最近又有新的發現：黑龍江寶清縣炮台山古城址被認定為“北鬥七星祭壇”遺址。炮台山城址建築於漢魏時期，遺址中的北鬥七星北側還有第八顆星，表示的是極星，用天文學歲差推演核校，證明這顆極星實際上是後世所稱的“太一”或“天一”星，即當時的北極星。這是距今4500年左右的星象，顯示了漢魏時期的居民對其先人天文知識的傳承關係。
“北鬥七星祭壇”屬於敬天禮地的祭壇，而且據天文考古學家考察認為，七星的方位表明漢魏時期三江平原的先人重視夏季的祭祀大禮。炮台山“北鬥七星祭壇”是在我國目前已發現的同類祭壇中規模最大的，年代也是最早的。
太歲是古人設想的一顆與歲星逆行的星，星占術士認為它的方位與戰爭勝負、土木興建、穀物收獲豐歉有很大關係。從周秦到宋，曆代都無祭祀太歲的記載。最早祭祀太歲的史見於元朝，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即位後，在司天台將太歲星與太陽、火星、土星等同祭。明清兩代沿襲其製。明嘉靖時，別建太歲壇（在天壇之西、先農壇東北、山川壇內）。
厚德載物宜社稷
中華大地，自古以農立國。遠古時已有對土地的崇拜，大地生長五穀，養育萬物，猶如慈祥的母親，因此，古代有“夫天而母地”的說法。古文獻記載土地神是“社”，祭禮叫“宜”。
在商甲骨文裏已有對社土的祭祀，還有大量的祭祀山嶽河流的記錄，主要目的是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收、國泰民安。周《禮記·王製》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的說法。祭地儀式與祭天儀式大致相近，但不用燔燎而用瘞埋，即祭後挖坎穴將犧牲等祭品埋入土中。秦始皇祭的地主是泰山梁父。漢高祖有專祠祀地。武帝祭祀後土。平帝時，王莽改為孟春正月合祭天地於南郊，夏至北郊祭地。後漢沿用此製。魏晉時，方丘祭地與北郊祀地先分後合。南北朝時，南朝多在北郊祭地，而北朝多在方澤祭地。隋開皇初於宮城之北建方丘，夏至祭地。唐初沿用隋製。武後則於南郊合祀天地，《開之禮》後又分開。由於天地祭祀分合之爭激烈，祀典因而常動，直至明嘉靖時，在北京安定門外建方丘，改地壇。清沿用明製。
1999年，南京紫金山最高峰向南延伸的一座山梁頂部發現一處石構建築物，初步確認這處遺存是六朝時代的大型祭壇，可能為全國首次發現的六朝都城的禮儀性建築。
祭壇所在的山梁背依鍾山主峰，兩側坡降明顯，形成兩道山穀，穀水環抱山梁，流入紫霞湖（古代稱落叉池）。祭壇位於山梁的尖部，這說明祭壇在建築定位時，對地理形勢做過精心的選擇。祭壇分上下兩部分，其間高差約在10—20米。祭壇平麵呈方形，邊長最上層71米，最下層約80米，正南北方向。壇東、南、西三麵原用巨石壘牆，上下共有5道牆，形成5層台階。祭壇上築有4座近於方形的祭台，最大的一座邊長約20米，高約1米多，位於祭壇的中心。其他三座分布在祭壇的中部偏北，呈東西一線排列。祭壇南麵正中有一條登壇的石階道路，長約20米，寬約5米，石階也呈正南北方向。在清理和調查中，發現大量六朝時代的繩紋磚和少量的蓮花紋瓦當、瓦唇、筒瓦和板瓦片，經考證，這些磚、瓦都具有六朝時代的特點。
南京為六朝首都，文獻記載當時建有南、北郊（即天、地壇）。地壇至劉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移北郊於鍾山北原。宋人張敦頤所著《六朝事跡編類》言“今鍾山定林寺山巔有平基兩所，闊數十丈，即其地。”可見直到宋代，還有人知道六朝劉宋年間所建地壇就在紫金山定林寺的上方，而定林寺恰巧位於現在發現的祭壇遺存的右側下方山穀中。另據《隋書·禮儀誌》記載，地壇四周有多道矮牆，與現在發現的祭壇建製相合。
按中國古代禮儀製度，凡是都城必建有祭祀天地的禮儀性建築，並為皇帝專用，祭天者稱天壇（又稱南郊），祭地者稱地壇（又稱北郊）。按中國古代“天圓地方”之宇宙觀，天壇平麵為圓形，地壇平麵為方形。現紫金山發現的祭壇平麵為方形，符合古代都城的“地壇”建製。
根據出土的磚瓦、現存的形製和有關的文獻資料等可以判斷此祭壇是一座遺存，或者說是屬於六朝時代建康都城的“地壇”，具有國家最高級別的禮儀性建築的地位，為國內迄今首次發現的六朝時代都城禮儀性建築遺存。
即位拜將設壇場
史載中另有一種壇是專為帝王開國即位和禪位時所特設的。漢五年（前202），劉邦在汜水之陽皇帝建即位壇。後漢光武帝即位，建壇場，燔燎告天，祀於六宗（水、火、雷、風、山、澤），望於群神，祝辭而祭。其後，開國之主多舉行燔燎告天之禮。明太祖朱元璋即位時，於南京鍾山之陽設壇，祭祀天地，禱告上帝。至於北周靜帝禪位於隋，則在南郊設壇。
所有這些用於帝王即位慶賀的壇，至今還未有遺址發現，恐怕與其本來即為臨時專設而非永久性建築有關。
唯有後漢光武帝劉秀的即位壇——千秋台算是個例外，一直流傳至今。千秋台在河北高邑縣城南1公裏處，是一個高約2米，廣10餘平方米的土台，傳為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登基之處，是河北有名的古跡。據史書記載，西漢末王莽篡權稱帝後，劉秀加入了綠林軍，借助農民起義軍的力量，推翻了王莽政權。劉秀以河北為根據地，釋放囚徒，整頓紀律，血腥鎮壓各路義軍。公元25年6月，劉秀率部行至高地（今河北高邑一帶），命有司“為壇營於高之陽”。劉秀戴皇冠、穿龍袍、乘法駕，建立了東漢政權。後來，東漢王朝定都洛陽。劉秀登壇稱帝處被人稱作千秋台，曆代遊者甚眾，並有許多名人吟詩作賦。明嘉靖（1522—1565）年間，高邑知縣訪遊此壇，建碑一通。崇禎年間（1628—1644）進士董國祥遊台時，曾寫《登高邑千秋台作》一首，感歎“千秋台上千秋事，千秋石碣生苔漬。洛陽宮殿委灰塵，巋然之台至今峙。”
在此，還有一個壇需要提一下，那就是“漢大將軍韓信拜將壇”。拜將壇在四川漢中市城南，為南北列置的兩座方形高台，各高丈許。南台上豎“漢大將軍韓信拜將壇”碑，北台上建有台亭閣。兩台周長百餘步，麵積7840平方米。史稱：韓信足智多謀善用兵，為漢丞相蕭何所賞識，竭力向漢王劉邦推薦，拜信為大將軍。劉邦采納了韓信還定三秦東向以爭天下之策，終於亡秦滅楚，完成西漢統一大業。相傳漢王劉邦十分禮遇韓信，“擇良日，齋戒設壇具禮”，拜韓信為將，昔日拜將壇即是此台。它印證了在2000多年前壇確實還曾用於誓師、會盟、拜相、拜帥等重大儀式。
釋道儒和而不同——宗教神壇
除了皇權，壇主要與宗教信仰相關，各種宗教自然也都離不開壇。而且，壇似乎就是伴隨宗教的流傳而弘揚，逐漸成為宗教精神的重要物質載體，甚至被作為宗教權威的象征，越發顯示其神秘的色彩。
佛教戒壇
佛祖釋加牟尼在菩提樹下悟道後，首次布道就是在一個高約1米、直徑約25米的圓形講壇上。至於佛教傳入中國後，各個寺院中的佛壇就數不勝數了，除了佛座壇位外，如經壇（外八廟普樂寺）、辯論壇（甘肅拉卜楞寺）在各門各派中均有。北京現存最古老的法源寺中就專設大悲壇等，比較特殊的還有內蒙古包頭五當召（巴達嘎爾廟）中蘇古沁獨宮三樓內供奉有兩座銅城——曼佗羅。它的底部為圓形，直徑約1.5米，高約1米，上部為重簷歇山頂的宮殿，下部為城牆，城牆的下部有須彌山，出沒於雲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