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最精彩的一段莫過於民國了。
武昌起義莫名其妙勝利，全國各地立憲派、革命黨、幫會乘機舉事，十幾個省迅速獨立。尚在美國籌款的孫中山得知國內革命成功、各界殷勤推舉自己當臨時大總統，頗為意外：“不可思議，沒想如此迅速！”等孫先生回國，雲集南京的各派代表多數想的並不是如何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在考慮改朝換代後能否加官進爵。更有謠言紛紛，說孫在海外多年，募集了巨額經費。孫苦笑不得，隻得宣稱“本人一文不名，帶回的僅是革命精神”。精神能當飯吃麼，精神能當軍餉麼？精神能封賞“功臣”麼？鬆散的南方頓時寄希望於執掌北洋軍團的袁世凱。
不管定都南京北京，“臨時政府”的構建也相當怪異。宋教仁提出“責任內閣”被孫中山否定，後者主張實行美國似的總統製，確保元首權威便於除舊革新；等孫讓位給袁世凱的時候，臨時議院匆忙翻出宋的議案，通過《臨時約法》規定“國家政體必須是法國式的內閣製！”
也就是說，同盟會認為孫中山的人品可信，不會亂用權力；袁世凱則不可信，必須以責任內閣加以限製。可是誰都沒想過這樣一個問題：立國之本如此草率，又怎能讓老奸巨猾的袁心服？遑論北洋集團的赳赳武夫們？既然同盟會能操縱議會將法律條文隨便更改，其他人為何不能？
等宋教仁改組的國民黨在全國大選中獲勝，宋即將出任內閣總理時，幾顆子彈就徹底破碎了國民黨的共和之夢。宋遇刺身亡，國民黨倉促發起“二次革命”，結果被北洋軍打得大敗，國民黨一幹人紛紛逃亡海外。
其實，辛亥革命之不徹底重點不在於袁世凱怎樣，關鍵是不同政治團體對“革命”的性質尚不清楚，立憲派傾向於改革，激進派重在“恢複漢室”，江湖幫在民國初建後會被政黨踢開，同盟會幾大主要盟軍顯然分解。即便改組後的國民黨內，懂憲政的人也不多。
封建帝製瓦解，袁世凱還想當皇上，更有辮子大帥張勳鼓搗清廷複辟——如果沒有政界動蕩、軍隊反複、議會吵嚷，“還不如有皇上”之論調也不會有群眾基礎。
《臨時約法》雖然規定了國體，北洋軍團卻隨意解散國會、議院；即便是“讚成共和”，也用軍警提槍威脅議員選舉；或者認認真真走過場，明碼實價出錢購買選票，甚至出現“總統能買”的鬧劇。
國民黨內部也是一團亂，它本由五大政黨聯合組成，“九大理事”為了各派利益彼此攻擊；即便孫中山無能為力，甚至宣稱“這個黨我不要了”。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另組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者必須發誓效忠黨魁，如同幫規。此舉更導致了國民黨的全麵分裂，大批元老認為有悖於共和宗旨，拒絕入黨。多年後，孫認識到了自己的失誤，聯合共產黨再次舉起國民黨大旗。孫去世後，黨內爭權奪利更是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一個小小的軍校校長居然能步步上位。
如何厘清民國政界之亂相，基本能如此概括：一個皇帝、兩大陣營、三係軍閥，四大集團、五派主義、六位領導。
一個皇帝，當然是袁世凱（溥儀已經退位，十二天的複辟鬧劇權當玩票），袁本身就是個農民，當了總統也時常用袖子揩鼻涕，能指望他弄清共和真諦？
兩大陣營中，前者是北洋集團，以控製北京政權為己任，自詡中央正統。袁世凱以下，皖係段祺瑞、直係曹錕、奉係張作霖每人囂張四年，與老袁當權的時間一樣長，從1912年開始，到1928年謝幕，相當公平；後者是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國民黨人，從民國初建便沒能停止征戰，老袁當國時有二次革命、護國運動，段祺瑞掌權後拒絕恢複國會、踐踏約法，有護法運動；曹錕賄選總統，有“廣東大元帥府”討賊；張作霖問鼎京畿，正好趕上北伐。夾在兩陣營中的就是牆頭草西南六省，兩廣陸榮廷、雲貴唐繼堯隻求自保，川湘無論願不願意，反正被南北打成了“緩衝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