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本課題的相關研究
如果要以現存的學科分類來界定本著的研究範圍，它可能會被劃分為一種交叉學科的研究：文學文本解讀、女性史研究以及民族國家想象等等，但這並非是一種個人的“自創”，事實上，自198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引入，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女性形象以及所謂的“女性文學”的批評和研究就拉開了帷幕，隨著相關學科的發展和深化，一些研究者從純文學批評和研究轉向了文學與曆史以及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相結合的研究，也有稱其為跨學科研究。
1.1.1 女性史框架內的開山之作
雖然對主流學界來說，女性史乃至女性文學是一個相當邊緣乃至於不成規模甚至缺乏規範的學科領域，但是它從發生到發展至今卻有著一個清晰的脈絡。如果要追溯中國現代以來對婦女文學和曆史的研究，那麼毫無疑問“五四”前後一些男性文人的敘述占有主導地位。就像本著將要論述的中國女權啟蒙一樣，有關中國婦女的曆史敘述似乎都源自於男性，如果要梳理這一脈絡或“譜係”（假設這是一個規範的學科或有一個自成規模的譜係的話），那麼謝無量編《中國婦女文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16年9月）、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上海，光明書局，1930年11月）、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27年）、梁乙真《中國婦女文學史綱》（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陶秋英《中國婦女與文學》（上海，北新書局，1933年）、徐天嘯編輯《神州女子新史正續編》（上海，神州圖書局，1913年）、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1月）等等出版於1910—1930年代的婦女文學史和生活史著述則毫無疑問地是這一學科的“開山之作”。在此之前，從來無人正麵為婦女的文學成就（當然也包括作為一個群體的婦女）作史。這些開山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標誌，是一種現代女性觀的產生和形成的標誌，就如謝無量和譚正璧所宣布的：“夫男女先天之地位，既無有不同，心智之本體，亦無有不同，則凡百事之才能，女子何遽不若男子。即以文學而論，女子固亦可與男子爭勝，然自來文章之盛，女子終不逮於男子者，莫不由境遇之差，有以致之。考諸吾國之曆史，惟周代略有女學，則女子文學，較優於餘代，此後女學衰廢，惟薦紳有力者，或偶教其子女，使有文學之才，要之超奇不群者，蓋亦僅矣。今世女學稍稍為教育界所注意，使益進其勸厲之方，加以歲月，自不難與歐美相媲，男女終可漸幾於同等，非特文學一事而已。”“女性地位之窳弱，自古雲然。社會學家知其意，乃有研究女性問題之創，解放之聲，亦隨之以起。夫女性而成問題，女性之不幸也；為男性者，當本‘同為人類，悲樂與共’之旨而扶掖之，讚勉之。”
在前現代雖然也有少數男性文人將“閨秀”或青樓女子的詩詞編訂成冊，但多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無論是閨秀還是青樓女子的寫作都很難進入正統文學史框架。從20世紀初開始的女權啟蒙思潮為女性進入曆史敘述作了有力的鋪墊和準備，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新文學的誕生，更是為開創這一新的學科領域提供了不可低估的條件。上述提到的多部著述均作於1920年代或1930年代初，這直接與婦女解放思潮的高漲有關。然而，這些現代早期的婦女文學史或生活史著述雖然已初步具有了現代意義上的男女平等意識或扶持作為弱勢的女性群體的意識，但在具體的論述框架方麵一般都是按傳統的斷代方式來劃分婦女文學史或女性生活史的曆史階段，大都從上古一直敘述到“近世”（對“近世”的概念不太一致，有的指“宋遼元明”，有的則指“明清”兩代，有的則將辛亥之後或“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包含在“近世”之內）；大部分的婦女文學史著述“主辭賦，述詩詞，不以小說戲曲彈詞為文學”，但也有“從漢晉詩賦、六朝樂府、隋唐五代詩人、兩宋詞人、明清曲家、通俗小說與彈詞”來梳理曆代的女性寫作。
從著述的數量對比中即能看出，中國現代的女性史研究主要是從婦女文學史起步從而形成一定的規模。1930年代其他的女性史研究也呈現出緊隨其後的態勢，比如：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王書奴的《中國娼妓史》（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陶希聖的《婚姻與家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陳顧遠的《中國婚姻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等，這些著述在出版時間上都相應地滯後於婦女文學史著作，且數量上也相對地稀少一些。
這裏要特別提到的是陳東原所著的《中國婦女生活史》，它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女性史著述，而且是“五四”前後女性史著述中唯一一部全麵記述中國曆代女性曆史的著述。它的基本曆史觀建立在20世紀影響巨大的“進化論”的前提之下，而且深受“五四”新文化啟蒙思潮的浸染和影響，將中國三千年的曆史看作女性備受摧殘壓迫的黑暗而漫長的時代，這受到了後來的女性史研究專家的批評和指責。
1.1.2 “婦女運動史”框架內的曆史敘述和文獻資料積累
由於“婦女運動”在現代中國的發生，一些置身其中的人以及並非置身其中卻熱切關注者則成為描述這一曆史現象的作者。1930年代，在經過了20世紀初的女權啟蒙熱潮及“五四”時期婦女解放浪潮的洗禮之後，某些婦女運動的親曆者開始著述自己的婦女運動史，劉王立明所著《中國婦女運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6月）、談社英編著《中國婦女運動通史》（南京，婦女共鳴社，1936年）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產生的。
毋容諱言，“婦女運動史”的敘述從一開始就帶有較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尤其是作者本身即這一運動的參與者和組織者，她們與各種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與組織者一樣無可避免地帶有她∕他所屬的社會階層或集團的立場和態度，並直接將這樣的立場和態度帶進對曆史的敘述裏，甚至影響到對曆史事實的篩選和過濾。這種傾向到1949年以後的婦女運動史敘述中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婦女運動史”幾乎成為中共黨史的一個“分支”。1980年代隨著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對“婦女學”或性別研究學科的影響，文學、社會學、曆史學等相關學科在批評話語層麵相繼發生變化，“婦女運動史”領域則從“真實”敘述曆史材料起步，然而由於幾十年官方意識形態的話語霸權地位，這一領域似乎有些積重難返，突破性的成果並不多。
也許正是因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高度控製，正麵敘述曆史的可能性變得非常之小，而資料彙編則相對可以透過官方意識形態話語縫隙得以麵世，同時又不失其曆史真實性。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即使在官方意識形態控製最嚴的1950—1960年代也依然存在這種可能性，例如，張枬、王忍之所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全五冊）（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1月）。
在這部資料彙編裏，雖然曆史敘述的主體框架是“政論”或“思想史”，但其中卻也包含了不少有關鼓吹女權或涉及婦女問題的篇幅及線索，其中選擇了有一定代表性的婦女刊物：《女子世界》、《中國新女界雜誌》、《中國女報》、《天義》、《女報》、《留日女學會雜誌》等，同時還選擇了一些非婦女刊物中有關婦女和家庭討論的篇幅。這種資料上的整理和積累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為1970—1980年代乃至本世紀的中國女性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基礎性平台和一些基本曆史線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以後的台灣曆史學界由於處於一種與中國大陸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操控中，相對大陸的女性史研究他們在材料上領先了一步。台灣的女性史研究基本是在1970年代有了一個較為“繁榮”的局麵，其中，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6年），是一部重要而可貴的女性史文獻文本。
這部長達一千多頁的文獻資料彙編相當全麵地含括了中國近代出於不同背景和不同立場倡言“女權”或提出婦女問題的言論，它為全麵深入地研究這一段曆史提供了眾多的線索及可能性，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曆史敘述中女性史依附於整個中國近現代曆史大敘事的框架，而在資料和文獻層麵上首次以“女性”或“女權”作為主題和主體。美中不足的是，它很可能是為某種意識形態觀念所限，文獻材料的選擇絕對地以1911年作為下限，而將1911年之後，尤其是將1915年以後新文化運動中有關婦女問題的大量曆史文獻統統排除在外，這在很大程度上將民國初期，尤其是“五四”的婦女解放與晚清的“女權運動”割裂開來，從而導致對這一曆史脈絡的認知不清。在此還需指出一點，在1949年以後的台灣官方意識形態掌控中的曆史研究對“五四”以後傾向中共的言論和人物都頗有諱言和禁忌，這加劇了“五四”曆史敘述支離破碎的嚴重性。作為一部完整的“女權運動”文獻集它多少給人留下了一點遺憾。台灣學界對中國近現代女性史的研究之所以較大陸領先一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類似的資料工作做得較為潛心和紮實。
相隔僅五年時間，由全國婦聯婦女運動曆史研究室選編的《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出版，如果說李又寧、張玉法的選編在時限上有意識形態陰影，那麼，《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在時限、文獻及作者的選擇上都停留在1949年以後官方意識形態的曆史敘事層麵，將“五四”看作一個完全嶄新的、與以往時段完全割裂的曆史階段，而且被選編的文本基本上出自官方所認可的“五四”“主流”期刊：《新青年》、《每周評論》、《少年中國》、《解放與改造》、《新婦女》以及1920年以後的《婦女雜誌》；就文獻的作者而言，大多數是傾向馬克思主義者或索性就是共產黨人，唯一的對立麵可能就是胡適，回避、過濾和排斥了不少在官方意識形態看來是對立麵或非主流的聲音和人物。這充分反映了1949年以後官方意識形態對女性史乃至整個中國近代（或曰“現代”）曆史的表述。
倒是一些非女性史資料選集中偶然穿插選擇了一些通常不太容易見到的文獻，比如，1980年代出版的蔡尚思主編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中曾選編了劉仁航《世界女性政府泰平實現方略》以及潘光旦《優生的出路》、張競生《美的社會組織法》的部分篇幅，當然後兩者現在已出版了作者文集，早已經不是難以尋找的文獻，但在1980年代確是彌足珍貴的資料線索。這些篇幅雖然在1949年之後幾乎完全被屏蔽，但卻是“五四”時代的主流話語，如果這樣的主流話語對我們都是“盲點”的話，那我們還怎麼麵對“五四”曆史遺產？之所以在此花費如此多的筆墨來談論資料問題，是因為我們深感女性史研究除了性別障礙外，在基本文獻史料方麵則更多地受到幾十年來所形成的官方意識形態的控製，當它在1980年代起步時首先麵臨的是基本材料的收集難題，直到今天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
1.1.3 1980年代以來的相關研究
1930年代以後由於戰爭（後來又由於意識形態控製）的原因，女性史研究幾乎趨於完全停滯的狀態，直至1980年代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作為一門學科又逐漸獲得新生。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出版於1980—1990年代、由李小江主編的“婦女研究叢書”中的多部婦女史以及婦女運動史著述較為難能可貴，這些著述有：杜芳琴著《女性觀念的衍變》（1988年10月），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曆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1989年7月），呂美頤、鄭永福合著《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1990年7月），閔冬潮著《國際婦女運動——1789—1989》（1991年11月）。杜芳琴的書主要是梳理中國古代社會自三皇五帝一直至儒釋道諸家的婦女觀，作者古代史專業知識紮實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它對1980年代以後的古代女性史研究做了一種開拓性工作。相對於古代女性史研究，現代女性史或婦女文學史似乎在一個更缺乏學術規範、更為荒蕪的領域內進行，由於政治和曆史的原因，近現代史麵臨著更為艱難的資料尋找和選擇的局麵，也麵臨著更多的話語限定和意識形態壓力，但同時又具有更多的開拓空間。後麵兩部婦女運動史著述雖然出版於1990年代初，但它們的寫作，尤其是資料的選擇和整理基本都成形於1980年代，從這兩本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一方麵要竭力尋找更為“真實”的曆史材料和場景，另一方麵則竭力擺脫幾十年以來主流意識形態的掌控和籠罩，走近或寫出一種更為“真實”的婦女運動史。
有意思的是，1980年代的重新起步依然主要或者說首先在文學領域內，至少在中國大陸情況是如此。雖然與1930年代不同，絕大部分的著述不是以文學史的形式麵世，但對“五四”以來的女性寫作傳統的建構，對女性寫作特色或風格的歸類等等，都表達了一種要重新為中國現代女性寫作定位的願望。
中國近現代女性史的研究作為一門學科是極為邊緣、極不規範的，然而卻又是嶄新的，並有著很大的開拓空間。1980年代隨著西方女權主義思潮及其他相關思潮和方法的譯介和影響，女性史研究開始進入一種全新而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局麵，要全麵而完整地描述這個領域的麵貌是困難的，我們隻能選擇與本著所研究的課題與領域最為相近的一些成果作一綜述，極有可能掛一漏萬。
從學科上說，我們首先選擇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中的相關研究，其次是近年來某些曆史研究（尤其是女性史）的研究成果；在地域上我們首先選擇了中國大陸和台灣學界，其次是美國和日本的漢學界。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孟悅和戴錦華寫於1980年代末的《浮出曆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此著主要以西方女權主義理論所張揚的女性意識為立場，對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女性寫作進行了重讀，鮮明的女性視角和立場不僅揭露和批判了以男性為中心傳統的性別壓迫形式，而且對女性寫作及女作家的遭遇讀出了完全不同於以往曆史敘述的蘊含，它對那些文學史上早有評定的女性作家和她們的寫作賦予了嶄新而獨特的意義。
其次，要專門提及的是夏曉虹的研究。從《晚清文人婦女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到《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十多年間夏曉虹一直“鉤沉晚清女界史料、尋找失落的線索”，潛心於晚清婦女曆史的研究，其中對上海“中國女學堂”的考述，對《女子世界》文本內外的解讀，對林紓和蔡元培等男性文人有關婦女論述的細讀等等都體現了作者十餘年的研究功力和心得。近年來她又發表了不少厚重的學術論文，例如：《何震的無政府主義“女界革命”論》、《
與晚清外國女傑傳》等，大有將晚清女性史研究引向全麵縱深發展的氣度。雖然，她的“著述曆來以‘史’而不以‘論’見長”，“自稱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所知甚少，隻是關注轉型期中國婦女的曆史命運”，但她將晚清報刊雜誌作為整個研究的基礎，以大量的曆史文獻和社會事件為依據，以個案研究見長，不僅梳理了晚清男性文人關於婦女話題的種種敘述，同時也勾畫了晚清社會的五光十色和生氣盎然。以她自己的話說：這樣“可以避免宏大敘事的疏漏，通過對史料的精細處理，逼真地展示晚清社會的某一現場，揭示出其間隱含的諸種文化動態”。且不論曆史場景是否能夠得到“複原”，而夏著的苦心在於打破一種曾經一統天下的曆史觀——晚清曾一度被描述成“凝固不變”、“了無生氣”和“垂死沒落”的形態，夏著在很大程度上與海外漢學界的一些女性史著作的立意相似，都是試圖以更翔實的史料來勾勒出更加豐富複雜的曆史場景。 1995年前後，因為世界婦女代表大會在中國的召開，有關婦女的出版物層出不窮，其中也有不少有關女性史的優秀之作，如羅蘇文的《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與夏曉虹的著作相似，此書也以“史”見長，但它的時間跨度（1840—1930年代）則超出了晚清這一單一時段。作者用了不長的篇幅梳理了傳統男權社會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的由來，而將主要的筆墨放諸描述近代社會中女性地位和命運的變化，而且注意到都市與鄉村、南方與北方、農婦與女工、職業女性與家庭主婦等等不同地域和不同階層的婦女的差異性。由於作者的曆史學知識背景，因而使得這部專著在史料的援引以及論述方麵顯得厚重而有說服力。 進入1980—1990年代，台灣女性史研究取得了穩步的發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問世。至今該刊已走過了近二十年的路程，雖然它的“產量”不多（每年出版一期，每期發表論文約十篇左右），但這份刊物不僅打破了以往意識形態的禁錮，而且在作者隊伍、論文的語言文字方麵都相當國際化——除了台灣本土的作者，大部分來自美國、日本和中國大陸學界。2004年該刊推出了“《婦女雜誌》研究專號”，對1915—1931年曆時十七年的《婦女雜誌》進行了多角度的評述和研究，這些論文對本著進行《婦女雜誌》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我們在以後的篇章中還將提及。 美國漢學界近年來在中國女性史研究方麵有著較為顯著的長進。在美國學界，“社會性別關係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成為研究分析的一個領域”，雖然處於完全不同的學術背景和氛圍之中，但美國漢學界的女性史研究卻也不能不受中國大陸的影響，它正式起步於1990年代，其中被稱為“海外中國婦女史開山之作”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所著《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英文版出版於1993年，第二年高彥頤（Dorothy Ko）著《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英文本出版，1997年又有三部英文版的中國女性史著作問世：賀蕭（Gail B.Hershatter）《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曼素恩（Susan Mann）《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以及白馥蘭（Francesca Bray）《技術與性別——晚期帝製中國的權力經緯》，這五部著作已在最近幾年中作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女性係列”而被翻譯成中文得以出版。雖然這五部女性史專著所研究的曆史時段及對象不盡相同，但它們卻有一個共同的或相近的基本出發點，即對以往幾十年、甚至近百年曆史研究將前現代社會中的女性勾勒成一種完全被動的性別群體提出質疑，從事宋代女性史研究的伊沛霞指出： 一般性地描寫“婦女在傳統中國的位置”失之於簡單化，那樣做實質上已經暗示婦女在一定程度上處於曆史以外，她們的生活不受文化、社會、經濟變動的影響。把婦女首先表現為受害者，這種做法經常困擾著我，因為它似乎貶低了她們。 而提出“盛清時期”這一概念的曼素恩則認為： 回顧清代，有一種采取20世紀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們居高臨下立場的觀點將其和明代一起統統歸結為“封建”或“傳統”的時期，在那時中國女性是儒家式家長製下的受壓迫對象。在19世紀後期，中國的改革者和外國的傳教士簡單地將女性裹腳和缺乏教育這兩點提出來，當作明清時期中國落後的特征。自19世紀90年代開始，這些批評者更認為開展女子教育、反對女子纏足是中華民族走向強盛的具有重要意義的第一步。根據他們的邏輯，晚期的中華帝國再一次證實了黑格爾的預言：這是一個沒有曆史的文明，是一個不會變革的社會，隻有引進西方思想，才能將其領入現代的民族國家之路。這種關於中華帝國晚期曆史的持續多年的論調，現在會因我們對明清時代社會性別關係的新理解而破除。明清時期遠遠不是所謂女性受到綿延不斷的壓迫的時代，事實上，這是長達數個世紀的一個動態的、多樣化的時代，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導致了社會性別關係的深刻變化，這就要求我們采用新的分析方法。 研究20世紀上海娼妓問題的賀蕭注意到：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高等妓女在被描述的話語中“體現了圓熟的文雅情致，成了溫文爾雅的最高權威”，各類書寫往往“大力讚歎美貌的名妓，描寫往往含有刺激性的細節，盡情渲染她們與城裏闊佬權勢人物之間羅曼蒂克的糾結”。然而，“在二三十年代，娼妓被廣泛地表述為社會問題的化身，妓女代表受踐踏、妨害治安，代表危險。改革者經常斥責娼妓業剝削婦女，是國家的恥辱，甚至就是中國國力單薄的關鍵問題之一……”在這套話語體係中“將賣淫、現代性和國家三者聯係起來”。賀蕭所說的娼妓話題從晚清到“五四”的變遷體現了近代中國婦女觀形成的一個側麵，她還指出：“我們要做的不是尋覓‘已然在那兒’的過去，而是尋找曆史記載的對象、記載曆史的人和我們自己這三方麵互相之間遊移不定的關係。”賀蕭和曼素恩實際上都涉及了中國女性史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雖然她們各自所從事的對象不同——賀蕭研究的是20世紀的妓女，而曼素恩的研究對象則是“盛清”的女性寫作，但她們同樣強調要改變以往那種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曆史研究方法，要麵對動態的、多層麵的、多樣化的女性生存狀態。 高彥頤可能是表述最為犀利的一位，她研究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的專著索性以“從‘五四’婦女史觀再出發”為緒論的題目，對中國近代以來將女性的受壓迫、受欺淩的形象作為中華民族本身的象征這一做法提出批評，認為“封建的、父權的、壓迫的‘中國傳統’是一項非曆史的發明，它是三種意識形態和政治傳統罕見合流的結果，這三種意識形態和政治傳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共產主義革命和西方女權主義學說”。她接著指出： 我不讚同“五四”公式並不全因其不“真實”，而是“五四”對傳統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和意識形態建構，與其說是“傳統社會”的本質，它更多告訴我們的是關於20世紀中國現代化的想象藍圖。盡管此真理不無纖毫道理，但受害女性形象勢不可當的流行，不但模糊了男、女關係間的動力，也模糊了作為整體的中國社會的運轉動力。為了消除這種非曆史的偏見和修改女性受害形象，中國婦女曆史研究必須對特定的階段和個別地區予以更多的關注，同時還要高度重視婦女之間的社會、階層背景差異。最重要的是，婦女曆史必須被更深地置於中國整體曆史之中。 高彥頤對“五四”公式的批評給本著一種啟發：我們是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開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建構？本著選擇了《婦女雜誌》（1915—1925）作為進入“五四”有關婦女問題討論的一個通道，從此試圖瓦解“傳統”與“現代”、“進步”與“保守”這樣一些刻板和僵硬對立的觀念。 白馥蘭《技術與性別——晚期帝製中國的權力經緯》一書借鑒並進一步闡釋了高彥頤等人的觀點： 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西方作家和批判崩潰中的清帝國的中國評論家都詳細闡述了一個“傳統”中國婦女的東方形象——被監禁於內闈的、剝奪了所有自由和真正尊嚴的、父係之間相互交換的無能為力的對象，裹腳造成身體畸形和父權製專治下道德畸形的生孩子的機器，被如此損害失去生產勞動能力的人，這一形象仍主導著今天許多政治家和曆史學家的文辭表達和學術觀點。我們頭腦中所帶有的這種女性形象並不是中國婦女狀況的真實寫照，它隻是當時中華民族麵對曆史危機時刻的一種表達。 在對《婦女雜誌》的梳理中，本著參考了白馥蘭的某些論述，尤其是第二部分“婦女的工作：織出社會結構中的新圖案”，論述傳統女性的紡織、刺繡和養蠶等勞動的意義和價值。在此，我們也想指出，可能是多重翻譯的原因，白馥蘭對中國文化的某些表述和概括不夠精準，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借鑒她的某些論述和觀點。 日本有關中國女性史的研究在很多方麵比美國漢學界要更為厚重和紮實，與美國漢學界以理論為先導對中國各個曆史階段全麵出擊的女性史研究不同，日本漢學界的研究更重視史料和實證，而且在學科發端和完善方麵早於美國學界，研究人員相對美國學界也更眾多。日本學界的研究以實證見長，理論架構也比較紮實，不求宏大而往往側重一個特定的視角。早在1960—1970年代中國大陸學界尚處於完全封閉和停滯狀態之中，日本的中國女性史研究就已初具規模。1978年小野和子的《中國女性史：從太平天國到現代》在東京出版（平凡社），這是日本學界最早的有關近代中國婦女曆史的學術專著，直到1987年才被編譯介紹到中國來，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 1977年9月一些長年關注和研究中國婦女狀況的日本學者在東京發起成立了“中國女性史研究會”，並在1989年創刊了《中國女性史研究》這本完全是民間性的學術刊物（每年出版一期），至今它已出版至第二十一期，發表了大量關於中國女性史（尤其是近現代方麵）的研究成果。本著作者曾有幸與《中國女性史研究》諸多參與者有過各種交往和交流，遺憾的是，因不通日文，無法享用這份刊物上的絕大部分資源，但筆者1990年代進入婦女史研究時曾受益於該刊多篇資料的指點，這令人永誌難忘。 本世紀初，在東京成立了《婦女雜誌》研究小組，他們一方麵收集全套的《婦女雜誌》目錄，另一方麵對這份中國現代持續時間最長的婦女刊物進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2005年由村田雄二郎主編的關於《婦女雜誌》研究的論文集出版，即《從看近代中國女性》（研文出版），收錄了日本、台灣和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論文共十三篇（其中的九篇論文2004年以中文形式在台灣《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2期上發表）。而《婦女雜誌》總目錄則在2006年由台灣的南天書局出版。本著有關《婦女雜誌》的研究起初就是受到東京研究小組相關成員的鼓勵而開始的，後來也受到多篇論文的啟發及他們所編總目錄的相助，這在第6章的行文中已詳細指出，在此謹表衷心的感謝！ 近年出版的相關日文專著則有：阪元弘子《中國民族主義神話——人種·身體·社會性別》（岩波書店，2004）、須藤瑞代《中國“女權”概念的變遷：清末民初的人權和社會性別》（研文出版，2007）、姚毅《近代中國的生育與國家·社會》（研文出版，2011）。其中須藤瑞代的中譯本已於2010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須藤的書圍繞著“女權”概念在中國的引入和討論作了較為全麵和詳盡的考察，正如作者自己所聲稱的，她要展示和強調的是：“近代中國的話語建構的傾向不僅僅是將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比喻成男女關係而使之正當化，而且是以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為理由進而使強化形塑女性身心的言辭正當化。”須藤的書曆史脈絡清晰，論述簡潔有力，她的某些思路和觀點對本著頗具啟發，在下述章節中還將援引和提及。 1.1.4 婦女與民族國家關係的研究 在對女權和啟蒙這兩個概念作出界定之前，先就婦女與民族國家的關係作一簡單的梳理和論述： 現代民族國家問題的討論起始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有關民族主義的經典性著作則產生於1980年代。已有越來越多的對於民族主義研究的論述認為，民族國家是一種話語建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那本論述民族主義的經典性著作中表述的一個基本觀點即是，民族（nation）隻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也就是說，當一個共同體內部為數眾多的一群人認為他們自己形成了一個民族，或者表現得仿佛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民族的時候，一個民族就存在了。安德森把這種民族歸屬稱之為“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想象的共同體》中譯本的譯者吳叡人對nation有著獨到的理解，他特別解釋了之所以將nation譯為“民族”而非“國族”是因為“盡管在經驗上nation的形成與‘國家’（state）關係極為密切，但nation一詞最初是作為一種理念，政治想象（political vision）或意識形態而出現的，因此本來就帶有很明顯的價值意味——從18世紀後半葉開始，經由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和法國大革命的宣傳家的如椽大筆，nation一詞事實上是和‘人民’（peuple，volk）和‘公民’（citoyen）這類字眼一起攜手走入現代西方政治語彙之中的。換言之，nation指涉的是一種理想化的‘人民全體’或‘公民全體’的概念。在此意義上，它和‘國家’是非常不同的東西：nation是（理想化的）人民群體，而‘國家’是這個人民群體自我實現的目標或工具”。 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個人對nation的理解——也許是一種誤讀。西文中的nation本身就包含兩個意思：民族和國家。民族國家（nation）在西方一些民族主義研究者看來是一個完全現代的概念，這個概念以及這樣一種看待問題的方式產生於現代，所以說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也是現代的產物。在中國有關民族國家的概念產生於晚清，它是隨著西方勢力的入侵而逐漸形成的，它當然更是一種現代的產物。然而，中文裏的“民族”既有nation的意思，又有“族群”（ethnic）的意思，但卻沒有state的意義，這就使得中西文轉換和翻譯時的障礙多多。 1980年代以來的討論和研究對民族主義及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以及它們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的關係都作了嚴密和細致的梳理和宏大的闡述，但是幾乎都同樣忽略了作為民族國家重要成員的婦女的存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都幾乎不提及婦女在民族國家中的作用、地位及它們之間的關係等等，杜讚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曆史》一書有很少的篇幅提及中國現代社會中民族主義話語對婦女的建構，但多引用女性學者的論述。 在對於民族主義的討論中，與20世紀中國討論婦女問題的情形不同，無論是在西方學界還是中國本土，首先都是女性自己開始關注婦女與民族及民族主義的關係。在西方學界，女性主義者在後殖民或後現代理論的話語框架內對婦女與民族國家的關係進行反思，對遮蔽婦女的民族主義話語建構發起了正麵的挑戰。在談論婦女與民族國家的關係時，一些女性學者喜歡援引弗吉尼亞·伍爾芙在其出版於1938年的《三枚金幣》中所表述的立場：“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整個世界。”她以女人的名義聲明：“將約束自己不參與任何愛國主義示威；不附和任何一種國家民族的自我吹噓；不參與任何鼓勵戰爭的團體和群眾；不出席任何軍事的展覽、競技、表演、頒獎以及一切類似活動。決不置身於這類場合，去鼓勵將‘我們的’文化或‘我們的’統治強加於其他人群的欲望。”伍爾芙這樣的早期女權主義者的表述也許已不足以表達今日婦女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那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但卻是女性首次以女人的身份向國家說“不”，首次突顯了在民族國家之內婦女作為第二性與男性不同的公民身份，而且尤為重要的是它對後來的女性主義者在清理婦女與民族國家的關係時帶來了諸多啟示。 正是繼承了這樣鮮明和激進的女性立場和視角，一些海內外中國學界的女性學者也針對中國近現代曆史和文學文本中婦女與民族國家的關係作了嚐試性的討論，孟悅和戴錦華在《浮出曆史地表》的一些章節中，論述了1940年代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時刻女性與民族國家的關係，通過蕭紅、張愛玲、蘇青等女作家的個人遭遇及她們的文本闡述了民族國家話語對女性的壓抑。《浮出曆史地表》對19—20世紀之交至“五四”時期，甚至是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女性與民族群體的關係有著獨到的理解和論述： 當民族群體要掙脫一個舊的父子秩序的束縛時，女性與它在利益和目的上都是合一的。但是，一旦民族群體趨於安頓於一個新秩序，而這新秩序又帶有明顯的父權標誌時，女性便成了被排斥者和異己，她的利益，她的解放，她的闡釋和反闡釋力，都與民族群體發生了分歧乃至衝突。其結果，她總是重新回到“解放”之前。實際上，從新誕生不久的女性與曆史悠久的民族群體之間的離合聚散中，已經可以讀出一個女性的故事，它始於女性的崛起而終於女性的倒伏，始於女性的成功有望的戰鬥而終於女性的敗北。至少，女性在民族群體生活的舞台上一步步由中心退向邊緣，盡管愈至邊緣，她愈理解男人和她自己。 劉禾對《生死場》的解讀在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