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明朝已然沒有了永樂朝的盛世繁華，而是呈現出凋零之態，大明帝國如一枚幹癟的果子掛在枝頭，隻需一陣風就會將其吹落。
2.君王死社稷
1644年，病入膏肓、積重難返的大明王朝終於走到了盡頭。三月十八日夜，崇禎帝見大勢已去，於是出宮自縊於煤山（今景山）壽皇亭旁的一棵海棠樹上。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君王死社稷”。
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有人曾勸崇禎遷都，他不遷，有人勸他南逃南京，他也不逃，最後以身殉國。在國破之時，明朝無數英雄誌士自縊殉國、力戰而死，後來被追諡有據可考者就多達八千六百多人。
明朝因此被人們認為是曆史上最有骨氣的王朝。明朝的皇帝有好的，有愛玩的，有荒謬的，但是沒有軟骨頭的：正統被俘卻絕不求饒，崇禎皇帝“守國門，死社稷”，隆武戰死沙場，紹武被俘，絕食自殺。
細看明朝曆史，就會發現無論明朝遇到怎樣的危機，都決不用女人換和平，不割地、不賠款、不投降、不認輸。明朝是古代世界上所有百年帝國中唯一沒有簽定任何不平等條約的王朝，是唯一從不向任何勢力屈服的王朝。
3.無形黑手——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許多人把1644年崇禎皇帝自縊作為明亡之年，也就是說，明亡於闖王。也有不少學者把1662年永曆被害作為明亡年代——即明亡於滿清。
那麼誰才是大明王朝的終結者呢？闖王？滿清？似乎都過於牽強。因為無論是滿清八旗還是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其實都沒有滅亡明朝的實力。在許多人的印象中，百萬明軍不敵十萬滿清八旗，甚至在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麵前都不堪一擊。的確，明軍曾屢敗於八旗鐵騎，也沒能擋住李自成的農民軍，這都是不爭的事實。
但我們要注意的是，沒落時期的明王朝依然可以將兵鋒日盛的八旗鐵騎阻擋在山海關外達數十年之久。所謂“天下無敵”的八旗鐵騎也是因為吳三桂的放關才得以逐鹿中原。而在滿清得天下四十多年後，袁崇煥遺留下的關寧鐵騎依然在三藩之亂中將八旗兵打得狼狽不堪，最終卻是敗於由漢人組成的綠營軍之手。
即使到了明朝的最後時刻，明軍依然可以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打敗二千荷蘭軍，跨海收複台灣。以1萬隻有木棍、長矛、大刀的部隊在雲南戰敗擁有戰象的10萬緬甸軍隊，在一個偏僻的山區大敗平西王的滿漢大軍。
可見，明末的明軍戰鬥力雖有所下降，但決然不是不堪一擊的，明朝的覆滅是由於軍力孱弱的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
其實，明朝的滅亡應該說是多方麵綜合作用的結果，一是明朝經過萬曆怠政、天啟黨爭，到崇禎朝已是積重難返、氣息奄奄；二是當時明朝處於兩線作戰，內有農民軍，外有滿清八旗，不能兼顧；三是崇禎用太監監軍，誤軍誤國；四是官員克扣軍餉，軍隊士氣低下；五是崇禎皇帝猜忌心重，誌大才疏，明王朝的積弊未能改觀。
這些都是導致明朝滅亡的顯性主觀因素，其實明朝的滅亡還有另外一個極其重要的隱性因素。
明朝末年，瘟疫在北方橫行。從萬曆年間開始，山西開始出現瘟疫。崇禎六年，山西再次爆發瘟疫。隨後，瘟疫迅速蔓延，崇禎十六年，瘟疫傳入北京，次年三、四月間瘟疫進入高峰。那麼，這個肆虐北方的瘟疫究竟是什麼呢？
“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這次瘟疫就是人類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傳染病——鼠疫。為何判定這場大疫是鼠疫呢？據明人當時的筆記稱這場大疫為“疙瘩瘟”、“疙疽病”，這實際是對腺鼠疫患者淋巴結腫大的俗稱，而當時的傳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也隻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據統計，這場大疫奪走了20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當時的總人口也不過近百萬，也就是說，大約每五個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稱是一場超級大瘟疫”。可以想象，駐守京畿的明朝軍隊又怎能幸免於瘟疫呢？當時在北京的明朝軍隊有十數萬，大疫過後，少了一半，幸存的也沒有什麼戰鬥力了。當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北京內城上三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而且還是老弱病殘，“鳩形鵠麵，充數而已”，崇禎無奈隻好讓三四千太監登城禦敵。此時籠罩在大疫之中的北京城可以說毫無防禦之力，爾後太監開城請降，崇禎自縊，李自成入主北京，明朝遂亡。
而李自成大軍進入北京後也感染了鼠疫，戰鬥力大減，所以大順軍之後的山海關之敗也不能說與此大疫毫無關係。
山海關之戰後，李自成一敗再敗，1644年6月6日，清軍進入北京，而此時風調雨順，瘟疫已近尾聲。
1644年的大疫成了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1644年成了這個王朝繞不過去的死彎，是巧合，是天意，還是必然？曆史也許就是無數的偶然累積造就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