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宋室南渡後，江南地區很快成為中國文化、教育最發達的地區。
在明清二代，進士的省籍統計都以江浙人為最多。何炳棣先生按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等資料，統計出明代二百七十多年間共有新科進士22980名，其中浙江人3280名，居第一位，江蘇人2721名，居第二位。 兩省合計6001人，占全國總數26％強。清代從開國到1904年止，共有新科進士26747人，其中江蘇人2920名，為第一位，浙江人2808名，為第二位。兩省合計5728人，占全國總數21.4％強。而在江蘇的進士中，又極大多數分布在蘇南各府，例如清代江蘇共有一甲進士113人，其中97人為蘇南各府人，11人為揚州府人，4人為南通州人，1人為徐州府人。在科舉時代，雖然有功名者未必就都有真才實學，但一般而言，一地進士的多寡，是衡量其文化教育發達程度最重要的依據。明、清二代，江浙兩省進士人數均穩居第一、二名，說明江南地區文化教育在全國之突出地位。
由黃宗羲開創，萬斯同、邵晉涵、全祖望、章學誠等繼承發展的浙東學派，是清代浙江文化興盛發達的重要動力和標誌之一。浙東學派各人治學側重點自有不同，但都強調治學嚴謹，且自黃宗羲起就努力把經學、史學、文學三種學問陶冶在一起，其中尤重史學。浙東史學成為中國史學一麵鮮明的旗幟，“這是清初以來浙東學術上的一個特征”。
章太炎生活在具有這樣厚實文化土壤的江南，青年時期又入杭州詁經精舍求學，師從德清人俞樾。其間還向杭州人高學治問經學，向定海人黃以周問“三禮”，向瑞安人孫詒讓問聲韻訓詁和墨學。俞、黃、孫都是治學嚴謹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後來把晚清學者分作五等，其中“研精古訓而不支，博考事實而不亂，文理密察，發前修所未見，每下一義，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黃以周、瑞安孫詒讓，此其上也”。亦即此三人皆屬第一流的學者。章太炎從他們那裏不僅學到許多知識，還進一步受到治學上的訓練。
章太炎自幼受外祖父、父親的親自督課，青年時代又受上述名家教誨，養成好學深思之良好習慣，“泛覽曲文，左右采獲”，具有很深國學造詣。“蘇報案”入獄後，他精研佛經；出獄後到日本，又廣泛閱讀日本出版的各種圖書，這又使他具有相當廣博的西學知識。“至是，新知舊學，融合無間……惟樸學仍為炳麟一切學術成就的本源。”上述這一切，使得章太炎的“反滿”思想，具有另一個更為鮮明的特色，即他的文章、演講總是旁征博引，運用自如地以中國曆代史事及豐富典籍所載各種知識立論，其論證堅實有力，令人信服與感奮。讀其文、聽其言，令人感到一股濃鬱的文化氣息撲麵而來；與此同時，章太炎一生不遺餘力地提倡國粹，把弘揚民族傳統文化作為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強民族感情的強大武器。這是章太炎“反滿”思想中不同於當時其他極大多數革命黨人的最顯著特色。要詳列章太炎文章、演講中旁征博引的事例為本文篇幅所不允，下麵僅從《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摭拾幾例以說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