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傑出的維新誌士譚嗣同，身後被人們稱之為“一世之傑，六士之英”，“其誌節、學行、思想，為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這除了由於他曾忘我投身維新變法的救國事業，並最終為此獻出生命之外，還由於他留下了一部獨特的著作《仁學》。本文就《仁學》兩個主要方麵的內容及其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影響，說些淺見。
一
與同時代別的一些著作相比，《仁學》具有兩個鮮明特色：一是它用一些撲朔迷離的哲學語言設計了譚嗣同稱作“心學”的救世方案，從而使它在哲學著作為數不多的中國舊民主革命時期，突出地成為一部有濃厚哲學色彩的作品；二是它用異乎尋常的激烈語言，抨擊了中國曆代封建專製主義，特別是清朝統治的罪惡，從而使它成為一部在維新派中最富有民主主義色彩的作品。這兩個特色，同時就是這本五萬多字著作所包含的兩個主要方麵的內容。現先說第一個方麵。
《仁學》寫於1896年8月譚嗣同到南京作江蘇候補知府期間。當時，中國在甲午戰爭失敗後正麵臨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嚴重局麵；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殘酷壓迫下困苦不堪。前者使譚嗣同深切憂慮亡國之禍，後者則使他既對人民的疾苦深為同情，又害怕人民起來革命。麵對他那噩夢般的現實，譚嗣同積極提倡變法，但卻到處碰壁，阻力重重。現狀不堪忍受，未來也許更加可怕。他在這種幾乎絕望的情況下，因流寓於南京的佛學家楊文會的指引，一頭埋入佛學典籍，而且“一見鍾情”，很快達到入迷的程度。他從佛教唯心論中得出“心力”的偉大魔力：“心之力量雖天地不能比擬，雖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毀之、改造之，無不如意。”因而感到在現實世界中他找不到的解決社會嚴重問題的靈丹妙藥，可以從精神世界的冥冥之中去尋找。他認為隻要使人們相信“人是永不死之物，所謂‘死’者，軀殼變化耳，性靈無可死也”，人們就會“知生前之聲色貨利諸適意事，一無可戀，而轉思得死後之永樂，尤畏死後之永苦，於是皆易相勉於善”。為此，他決心“開一學派，合同誌以講明心學”，以便“以心度一切苦惱眾生”。他的這項工作，便是通過寫作《仁學》來進行的，《仁學》中那些光怪陸離、晦澀難懂的哲學性語言，主要就在於創立這個“心學”，以作為他的救世方案。
我國學術界對譚嗣同的哲學思想已有很多深入的研究和論述，本文不準備多討論譚嗣同的哲學思想，僅就其這個“心學”及與之有關的問題談些看法。
那麼，《仁學》創立的“心學”，即譚嗣同設計的救世方案是怎樣的呢？
它首先提出了對世界總體的看法，把世界統一在“仁”的基礎上，說“仁為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這個天地萬物之源的仁，是“以通為第一義”的；它依靠充滿宇宙、無處不在的“以太”，實現“通天地萬物人我為一身”，即把世界統一起來。 多年來學術界對《仁學》的哲學體係是唯心還是唯物的，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眾所周知，區分這兩種哲學觀的基本根據，是如何回答思維與存在、精神與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凡斷定思維或精神是本原的是唯心主義，認定存在或自然界是本原的是唯物主義。《仁學》把世界統一於精神概念的“仁”，因此其哲學體係從總體上說隻能是唯心主義的，哪怕它在某些方麵有個別唯物論觀點，也不能改變其總體上的唯心主義性質。隨著自然科學和工業的日益發展，近代歐洲各國的唯心主義哲學體係中，早已在漸漸加進唯物主義的某些內容，力圖用泛神論觀點調和精神與物質的對立。所以，問題不在於有無個別唯物論的內容，而在於對思維與存在、精神與自然界的關係這個根本問題如何回答，“除此之外，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這兩個用語本來沒有任何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