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大元，奸佞專權。
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
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
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這是元朝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的一闕《醉太平·小令》，它深刻地暴露了元朝末年黑暗動蕩的社會現實。
元朝從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建立元朝，到1368年滅亡，還不到百年，與中國曆史上其他大一統王朝相比，國祚是比較短的。這主要是由於蒙古族建立的大元朝具有明顯的二元性特征：一方麵，忽必烈即位後曾推行了一係列“漢法”，奠定了中央集權王朝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麵舊有的“草原本位”色彩並未完全褪去。直到元朝後期的蒙、漢文合璧碑銘中，漢文“大元”國號在蒙語中仍譯作“稱為大元的大蒙古國”或“大元大蒙古國”。元朝紀年方式漢、蒙並用，皇帝死後也同時有蒙、漢兩種紀念性稱號。如忽必烈按漢族傳統的廟諡為“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而蒙古“國語”諡號則為“薛禪合罕”，意即賢明之汗。這表明元朝的皇帝實際上在一身兼任兩種角色，既是漢族臣民的皇帝，同時仍然是蒙古草原百姓的大汗。
堅持“草原本位”的元朝統治者對漢文化存在隔閡，缺乏長治久安之策。曆史學家錢穆評價說：“蒙古恃其武力之優越……其來中國，特驚羨其民物財賦之殷阜，而並不重視其文治。……他們欠缺了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他們並不知所謂政治的責任，因此亦無所謂政治的事業。他們的政治，舉要言之隻有兩項，一是防治反動，二是征斂賦稅。”
孟森先生也認為：“自有史以來，以元代為最無製度，馬上得之，馬上治之。當其清明之日，亦有勤政愛民，亦有容納士大夫一二見道之語，然於長治久安之法度，了無措意之處。”
第一講從淮西走來的貧民皇帝其實，蒙古族在進入中原以前從事比較單純的遊牧、狩獵經濟，對漢族農業文明幾乎全無接觸和了解。認識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接受相關的一套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說相對比較困難。蒙古建國後除漢文化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對蒙古統治者來說，漢文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藥方。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著一個強大而保守的草原遊牧貴族集團。這就使元朝統治集團不能完全擺脫草原本位政策的影響，長期都難以做到完全從漢族地區的角度出發來看問題。元朝最後一個皇太子愛猷識裏達臘（後為北元昭宗）曾經說過：“李先生（按：指其師傅李好文）教我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言，所言何事。西番僧告我佛法，我一夕便曉。”元朝諸帝中隻有仁宗、英宗儒化稍深，但他們同時也仍然是喇嘛教的虔誠信徒，且因具體政治環境的製約都未能有太大作為。大多數蒙古、色目貴族對儒學的態度亦與皇帝近似。
就整個朝廷而言，可以說儒家思想在昔日作為治國主導方針的“獨尊”地位，始終沒有得到明確的承認，而與儒學格格不入的保守勢力直到元亡都相當強大。順帝一度講習經史，但左右近臣多加阻撓。帝師則對太子習儒提出異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損太子真性。”不僅皇帝多不習漢文，蒙古大臣中習漢文者也很少。如元朝後期的右丞相阿魯圖就對順帝稱“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執筆署事，寫“七”字之鉤向左轉，成為笑柄。
從成宗即位到順帝在位中期，元朝的統治大體上一直維持著穩定。但在穩定的表象之下，社會又始終孕育著動蕩不安的因素。其主要表現就是各地的武裝反元起事綿延不斷，並且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武宗時，天災人禍交織，社會危機更加嚴重。山東、河南地區蝗旱交作，疾疫流行，百姓父子夫婦相賣求食。順帝在位初期，權相伯顏把持朝政。此時元朝地方政局不穩的狀況日益嚴重。頻繁的地方動亂更加深了以伯顏為首的蒙古保守貴族對漢人的仇視情緒。在伯顏主持下，元廷重申漢、南、高麗人不得持有兵器的禁令，凡有馬者皆拘入官，禁漢、南人不得習學蒙古文字，又專門要求朝中漢官討論對漢族起事者如何鎮壓。據稱，伯顏甚至向順帝提出了盡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