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始於2004年秋天的一個夜晚。那天，我接受出版商胡貝特·布爾達的邀請，前往慕尼黑，去參加“一場知識分子的自由交流”。之前我從未感覺自己是“知識分子”（我讀過企業管理學，成了企業家——似乎是知識分子的反麵），但我出版了兩部長篇小說，這顯然足夠了。
桌旁坐著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他當時還是個不知名的喜好哲學的華爾街商人。我被作為英語和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專家介紹給他——說我尤其精通大衛·休謨。很顯然，他們是把我與誰搞混了。我什麼也沒說，有點不安地向在座的人笑笑，將由此產生的間歇當作是我龐大的哲學知識的證明。塔勒布馬上拉過一張椅子，輕輕拍拍椅麵，請我坐下來。幸好聊了幾句之後話題就由休謨轉向了華爾街，讓我至少可以參與。我們取笑首席執行官們常犯的係統性錯誤，也沒將自己排除在外。我們談論不可思議的事情，可事後回想起來顯得也蠻有可能性。我們取笑投資者在股價低於買入價時幾乎不能割舍他們的股票。
隨後他寄給我手稿，我作出評論，並對部分內容提出批評，它們變成了全球暢銷書《黑天鵝》。這本書讓塔勒布一下子躋身知識分子型世界巨星的行列。我對知識的饑渴日漸增長，狼吞虎咽地讀完了這本關於“啟發式偏差”的書。與此同時，我與許多人的交流加強了，他們堪稱美國東海岸的知識分子群體。數年後我認識到，在作為作家和企業家的工作之外，我完成了名副其實的社會心理學和認識心理學研究。
我在這裏使用的思維錯誤的概念，是指係統性地偏離理性，偏離最理想的、合乎邏輯的、理智的思考和行為。“係統”一詞很重要，因為我們經常錯誤地走向同一方向。比如，我們高估我們的學識要比低估我們的學識頻繁得多。失去某種東西的危險要比獲得某種東西的前景更能促使我們加快速度。一位數學家談到我們思維錯誤的一種“不規則”分布。幸運的是：這種錯誤有時候是可以預測的。
為了不草率地輸光我靠寫作和做生意積累的財產，我列了一份係統性思維錯誤的清單。我沒打算將它發表，我這麼做完全是為了我自己。但我很快發覺，這份清單不僅在金錢投資領域有用，在生意和私人生活中也有用。有關思維錯誤的知識讓我更平靜、更審慎：我能夠及時發現自己的思維陷阱，並在它們造成重大損害之前予以避免。我第一次發現，當別人行為不理智時，我可以胸有成竹地麵對他們——甚至也許更具優勢。但最重要的是，這樣一來非理性的幽靈就被放逐了——我手裏有類別、概念和解釋，可以用來轟走它。自本傑明·富蘭克林以來，電閃雷鳴沒有變少、變弱或響聲變低，但不及原先令人害怕了——從那時起，我自己的非理性也是這樣。
很快，聽說此事的朋友們就開始對我的小小提綱產生了興趣。這一興趣的結果是《法蘭克福總彙報》和瑞士《星期天報》上每周的專欄文章，是無數的報告（主要是針對醫生、投資者、董事和首席執行官們），最後是這本書。瞧，你現在手裏就拿著它——它也許不能給你帶來好運，但至少能保證你不會麵對太大的災難。
羅爾夫·多貝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