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對外戰略思想與其較長遠的未來
自從30年前鄧小平啟動富含偉大創新性的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從1992年他所作的南巡講話引發中國經濟持續騰飛以來，中國已經發生了種種巨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遷。在這種背景下，可以概覽和分析中國的對外戰略，理解與先前相比，中國對外戰略在基本思想和實踐上有什麼主要的新特征。
這裏將側重於思想，包括對外戰略思想的意識形態基礎和根本綱領。從鄧小平往後至今，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有關世界政治和對外政策的意識形態有了一種新的豐富性和有益的複雜性。傳統上，他們在這方麵的經驗由三大成分構成：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國際關係視野和國際關係根本信念；中國的愛國主義，或曰中國的現代激進民族主義；關於國際政治和對外政策的現實主義思想，亦即“現實政治”（realpolitik）理念。改革開放以來，對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視野和國際關係信念的理解和把握有了與時俱進的重大優化，並且作為中國對外戰略思想的一個潛在但重要的成分，起著增進透視力、豐富理解力和鼓舞終極理想的偉大作用。與此同時，一種可稱“新國際主義”的新成分早已被加入了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意識形態係統。不僅如此，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民族主義情緒已經逐漸減弱，中國邊疆領土主權完整問題除外。還有，他們的現實主義思想中也增添了某些對中國和世界都大為有益的新內涵。
較具體地說，“新國際主義”是在全球化和中國日益卷入世界體係的大背景下浮現和發展的。這種“新國際主義”的主要特征，在於迅速增長著的一些特定的信念——真誠地相信和致力於那些出自各國合理的共同需要的多邊合作、國際組織和國際體製，並且相信有益的跨國非政治交往，既因為它們有利於擴大中國國家利益，也由於它們本身的內在價值。“新安全觀”和“和諧世界理念”等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認為是這一“新國際主義”的體現。此外，還有得到中國媒體大量宣傳和眾多學者討論的中國外交的“多邊主義”。顯而易見，中國的世界政治觀已經部分地接近國際關係思想史上的“理性主義”或“自由國際主義”，既承認總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和國家間常見的利益分歧甚至利益對立，同時也認識到存在有雙贏或多贏的國際交往，認識到世界政治中各國的那些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念和共同規範起著重要作用，並且應當起更大的作用。
由此，當下的民族主義可被定義為“講求實際的民族主義”，而且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來）中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增進、國際影響迅速增大和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加上中國的主體麵貌和主體素質的巨大進步，在中國當下的民族主義當中，激憤情感、造反精神及其部分思想產物（緣於中國先前經受外部淩辱和經曆劇烈革命），越來越被雍容的自信、審慎的自豪、大戰略式的展望以及信心和耐心兼備的“風物長宜放眼量”胸懷取代。
與此同時，中國最高領導層的“現實政治”觀念中也增添了某些新內涵，與先前相比，他們心目中的“國家利益”的頗大一部分與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相互融合或同化。不僅如此，與毛澤東領導時期相比，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根本戰略行為特征反映出他們愈益高度成熟和內在均衡，與此相關的是政治實踐技能的顯著優化。這特別表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大戰略目標方麵。他們在非常複雜和富有挑戰性的內外環境中做到了可謂頭號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國家根本目標應當具備合理、明確、平衡、有限、集中和充分這幾項戰略性素質。其中，平衡、有限和集中尤為關鍵。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表明，他們深諳國家的多種利益互相間常有或大或小的緊張、競爭甚至衝突，要確定合理的國家根本目標，就需要盡可能適當平衡這些利益，即對它們各自打上合適的“折扣”，使之構成一套內在動態平衡的戰略目標體係，並且使根本戰略目標既擁有明確的優先地位，又不過度損傷其他重要目的。他們在國內外各種嚴重幹擾中，避免了目標的“過度伸展”和“不足”，做到既恰當地“韜光養晦”，又恰當地“有所作為”，從而保證了中國的持續崛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戰略思想的意識形態基礎是真正科學、講求實際和富有道德的。它們從“和平和發展主題”、“新安全觀”、“和諧世界理念”等大概念中反映出來。它們首先是基於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質正在經曆的變遷。它們包括：與過去的曆史時代相比，戰爭作為國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價值持續衰減，國際關係的日常首要問題越來越從領土—軍事安全轉向經濟問題和軟權勢問題，國家在經濟、文化、外交和道義影響方麵的表現越來越比它們的軍事表現重要，國際經濟互相依賴的程度和影響愈益增大，全球範圍內國家（特別是大國）內部社會形態、基本價值及主要政策觀念在保持異質性的同時，同質性顯著增多，同時各種跨國的非傳統威脅和全球性共同問題愈益突出。也就是說，三十年來中國的這些有關世界觀和根本戰略觀的大概念並非純屬空想或理想，而是世界政治的一個重大動向。
講求實際，不僅是科學實際，而且是中國的國家利益實際。因為它基於當代中國和平發展的行之有效的偉大實踐經驗，基於中國切實的利益需要和明智的戰略選擇。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崛起絕大地依靠和平的國際交往，依靠廣義的“軟權勢”，特別是和平貿易、國際協商和“微笑外交”。雖然此類經驗的一大動因（同時也是一大結果）在於前麵所說的“新國際主義”，但它在同樣大的程度上也出於根本的戰略權衡，因為積極弘揚它可以得到重大利益，包括最少的阻力，最小的成本和最可接受的後果。與此相關的一項基本戰略常識是：在國際政治中，公開宣告的基本態勢、根本目標和政策宣示方式與具體的政策行動一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與美國等西方大國的世界秩序觀大相徑庭，從鄧小平以來的上述大概念代表了中國政府和人民關於世界政治應有麵貌的價值觀，宣示了中國自己的世界秩序理想。這價值觀既有其曆史傳統由來，更有其現當代由來。在現當代由來中，最重要的是分別以毛澤東和鄧小平為首要代表的兩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關於國際秩序的現代正義信念，連同他們的國際政治經曆。主權獨立、國家間平等和民族自決是他們從現當代西方思想中選擇出來的最重要原則，弘揚中國以及所有其他弱國的應有權利和正當訴求構成他們最重要的政治作為之一。強國無權幹涉弱國內政，各國人民有權自主發展，國際爭端的合理解決辦法在於平等協商，而非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強權政治，世界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中的種種重大難題尤其需要廣泛和平等的國際合作：這就是當今中國政府主張的國際政治根本規範，也是上述大概念的核心內涵。
同樣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經過改革開放，中國對外戰略思想的根本綱領有了變更。它可以最簡要地概括為和平發展。和平發展直接地意味著兩件事情：第一，中國要發展成為世界強國；第二，中國要成為世界強國而不經過強國間的全麵戰爭和強國間長期的冷戰對抗。與此同時，和平發展還間接地意味著第三件事情：中國要爭取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頭等強國，而不是先前世界現代史上屢見不鮮的迅速崛起而後迅速跌落的強國。
在國際政治經濟中，和平發展有明顯的大戰略裨益。和平發展主要依靠廣義的“軟權力”，即和平的、非軍事的權勢資源和對這些資源的利用。所有這些力量的特征在於其非暴力傷害性、漸進累積性、廣泛彌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最少引發強烈阻力、成本最小和後果最可接受，既有效，又合算。與先前的曆史時代相比，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質正在經曆重大變遷。在這變遷中，和平發展符合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具有獲得偉大成功的根本保障。
在和平發展這一中國對外戰略思想的根本綱領之下，“經濟外交”在中國對外政策中變得越來越顯著，其運用的頻度和突出程度近年來急劇增長。起初，它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對美經濟外交，尤其是反複進行的、政府主持下對美國工業設備和民航客機的巨量特別采購，這首先是為了重大的政治和戰略目的。不久後，還開始了類似的、以巨量特別采購為主要特點之一的對歐經濟外交。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歐美在金融、貿易、投資等方麵對華依賴的急劇增長，已經與其他一些原因一起，產生了很好的外交效果，例如美國新總統奧巴馬公開表示對華關係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這類外交效果同樣相當重要的還有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結構特殊的經濟關係，以俄製先進武器裝備的售買和爭取俄羅斯對華長期能源供應為其主要內容。它們對中國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與此同時，近幾年中國對分布於幾大洲的一些有大量能源及原料資源、或在地緣政治和外交意義方麵重要的若幹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外交也愈益顯著和範圍大增，並且成為常見的國際政治話題和國際輿論話題。
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在某些格外困難和久經周折的問題上，按其情勢具體貫徹中國對外關係中的和平發展戰略尤為緊要，也尤其能夠表現它內含的堅定不移、富有耐力和因勢利導的特征。當下中國麵對的朝鮮半島問題就是其中特別突出的一個。無疑，中國近年來在朝鮮核問題上屢遭艱難和挫折，而且這樣的經曆還會持續下去。然而，它們需要被置於更廣的視野和更深的“景深”中，那就是與中國的和平發展及其半島政策表現密切相連的區域地緣政治經濟全局和長久未來。由此呈現出來的圖景顯得對中國有利得多。最具決定性的大事態是中國近年來崛起為具有巨量國際經濟聯係的巨型經濟大國，並且由此具備了規模效能非先前可比的區域政治影響資源。它將導致一個前景，即中國遲早將成為對朝鮮半島影響最大的國家。
中國多年來的對朝和對韓政策行為從主要方麵看，有利於中國的半島影響力的保存、積累和建設。中國在堅持朝鮮非核化的同時，始終避免全然疏離朝鮮，以格外的毅力長期忍耐主要由對方導致的關係困難；中國持之以恒地以最大援助國身份援助朝鮮，同時操作對朝貿易和投資。對於韓國，中國除了一直積極發展經濟關係外，還致力於控製和消減中韓間的爭執和爭端，特別是近一兩年來謀求進一步發展兩國間的政治關係。中國對朝韓兩國的可謂“齊頭並進”的政策努力表明，中國在以特有的耐心和耐力，“從容”追求自己在半島的、與半島和平穩定和經濟發展密切相連的長遠利益。“路遙知馬力”，這句中國成語是對半島國際政治未來和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最好比擬。
如前所述，和平發展部分地取決於世界政治基本性質的變遷。然而，這變遷雖大但仍有限。權勢政治依然是當代和未來可預見的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重大維度，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核心—外圍關係和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的深刻的內在矛盾也同樣如此。戰爭的價值衰減趨勢遠遠沒有發展到使之消除殆盡的地步。領土—軍事安全仍有重大意義，先進的武裝力量和堅強的國防意誌仍是在軍事強權等安全威脅麵前捍衛自己的一種必需。軍事力量、軍事意誌和軍事體製效能最為緊要；而且它們在和平時期遏阻最壞情況發生的根本威懾作用也至關重要。曆史和理論都昭示，國家大戰略在和平時期有一項根本任務，那就是念念不忘軍事安全和備戰。
由於必須堅持和平發展這根本戰略綱領，也由於同樣必須大力確保和提升中國發展的“軍事方麵”，因而在軍事能力發展問題上，中國既要堅持軍事現當代化和發展中遠程權勢投射能力，又要繼續將軍力發展置於國家大戰略的總體框架內，更仔細地平衡主戰略與次戰略的關係、增長軍事實力與消減不利反應的關係。或者說，中國在加強國力方麵，一個頭等重要、也頭等緊迫的任務，在於本著大戰略的全局觀念，全麵和大幅度地加強中國軍事力量的改善和建設，同時將這與發展和平負責、穩健進取的對外政策在大戰略層次上協調起來。在這個前提下，中國需要較多地以柔性方式在中國軍事透明度問題上與美國周旋，爭取促使五角大樓和美國防務知識界內的對華溫和勢力逐漸增強，並且準備在未來開始與美國進行有關軍事領域的戰略性談判（包括軍備控製談判）。
不僅軍事力量、軍事意誌和軍事體製效能依然至關重要，而且在全球化趨勢、發達強國和跨國資本麵前，發展中國家有著諸多易受傷害性，防範、控製和消減它們關係到獨立自主、國家安全和社會健康，並且與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這兩項任務緊密相連。2008年急劇爆發和迅速席卷全球的這場金融大風浪災害性地展示了全球化的病變和調控“真空”。全球化已經發展到使世界經濟、尤其是世界金融複雜得極難準確認識、成功預測和有效調控，同時大大誘惑和便利了（借用奧巴馬總統就職演說中的話）在全球化金融體係中占支配性優勢的“部分人的貪婪和不負責任”。這場席卷全球的大風浪特別強烈地提醒中國，要比先前任何時候都更多和更深刻地反思過去近二十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形成的也許最大的失誤：中國對發達國家的市場、資本、技術甚至投資場所（美國國債！）形成了那麼大的依賴性，與此同時所有這些過大依賴作為重大因素加劇了中國現有發展模式的不健康和國家狀態的不健康。什麼是依賴性？依賴性就是“敏感性”，甚至是“易受傷害性”。對此，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應該開始高度重視和動手改革，同時也不應粗糙簡單地對待。
講到這裏，就需要更廣泛地談論中國今後一個較長曆史時期內的頭號戰略任務，至少是頭等戰略任務之一。那就是締造最大最重要的狹義“軟權力”。狹義的軟權力是指生活方式、價值觀、體製功效、社會麵貌、國策綱領、行事方式等等的吸引力或鼓舞力，連同製造這種影響的技能。現代世界史證明，重大的曆史性創新是一國成為可持續的世界強國的一項根本先決條件，它關係到該國對世界曆史的貢獻、對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和對本國人民的鼓舞力，而所有這些都是建立在價值的層次上，或者說在最大的狹義軟權力的層次上。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世界已有哪些價值貢獻？
幾個世紀以來到今天，現代價值觀可被概括為“經濟成長”、“自由”、“社會正義”以及近幾十年來愈益突出的“生態保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經濟成長”範疇，但這個價值觀遠非出自中國的創造。不僅如此，中國政府和人民現在已經相當強烈地感到這一成就迄今為止代價過高，亦即在過大程度上損害了社會正義和犧牲了生態保護。至於“自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致實現了中國13億人口的經濟“自由”，這無疑是世界史上自由的巨大擴展，是中國近30年的一項非常偉大的成就。然而，不僅經濟“自由”本身同樣不是中國的價值創新，而且這自由的實現同樣在“社會正義”和“生態保護”方麵代價過高，何況在其他一些基本自由的充分實現方麵，中國還有較長的路要走。簡言之，迄今為止中國依然比較缺少最大的狹義軟權力，這是中國麵臨的最大曆史性挑戰。就近期或者中期的基本目標而言，這首先意味著能否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盡快實現中國現行很不平衡的發展模式的轉換。
00粗略地說，改革開放的根本精神或首要經驗大概就是與時俱進，或曰經過創新性的調整去適應時代變遷和世界變遷。“創新適應”（creative adaptation）是最重要的戰略素質，對內和對外兩方麵俱如此。就當今中國而言，它的一個根本前提，在於發現和辨識改革開放以來與偉大成就並存或交織的重大瓶頸問題，特別是經濟內在平衡、社會公正和生態保護方麵的問題，連同當前由美歐金融危機和美歐日經濟衰退所表現的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趨勢。可以注意到，最近一兩年來，在中國的外交成就碩果累累、國際影響和國際作用迅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在世界上遇到的新麻煩越來越多樣化和分散化。其中，金融、貿易、生態、“全球公民社會”等領域的若幹新動態可能預示某些長遠的新動向。假如我們局限於在過去造就了偉大成就的基本判斷和戰略，沒有記住世界政治大局和潮流的能動性，沒有記住適應這能動性的必要，沒有高度具備勇於實驗、敏於調整的戰略素質，那麼我們有可能陷入一兩代或兩三代人時間內先盛後衰的局麵。
大思想家阿諾爾德·托因比在其巨著《曆史研究》中，依據對世界眾多文明的漫長曆史的統一思考，非常著重地講過類似的道理：文明的成長是個連續的過程，對此“新的創造性調整”最為緊要；“停滯了的社會曾贏得了這第一輪（生成性的創新），但由此保證了它們自己在下一輪的失敗”，因為“它們造就了倔強難禦和僵硬不靈的體製，後者阻絕了任何進一步的社會發展”。成長的關鍵在於“從現有成就進至新的奮鬥，從解決一個難題進至麵對另一個難題，從短暫的停滯進至重新運動”；要始終如此，“就必須有一種銳氣，它承載被挑戰方……麵對新挑戰，並且由此激勵他做出新回應”。援引兩千五百年前埃斯庫羅斯的著名悲劇，托因比將這銳氣——做出創新性調整以成功回應新挑戰而必需的銳氣——稱作“普羅米修斯銳氣”
最簡略地說，曆史性成功的根本保障在於“普羅米修斯銳氣”。目前和今後一段曆史時期裏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力保中國經濟較高增長速度和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鑒於中國內外瓶頸問題的一大共同來源，以胡錦濤主席倡導的科學發展觀為綱，努力轉換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使中國的發展成為真正健康和確實可持續的。跨過了這個大門檻，中國就能在世界政治中繼續大幅度騰升。需要堅決確立一個戰略觀念乃至相應的戰略規劃本身，那就是應對眼前緊迫之事固然要隻爭朝夕，貫徹科學發展觀也一樣要隻爭朝夕。正確的大戰略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於堅決地將最重要、最優先的利益或目標當作關注重心和努力焦點，爭取排除或控製一切對實現根本目標的可能的幹擾。用偉大的戰爭哲學家和戰略思想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話說，在實踐中總是有“成千上萬分心之事”，總是有“令人混淆、首尾不一和含糊不清的種種情勢”，它們往往使得堅持原本的戰略目的變得很困難，這就要求作為大戰略統帥的政治領導人不被“甩出軌道”，並以其洞察力和足夠的精力克服無數下屬中間必有的相反傾向。
目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最大最嚴重的“分心之事”就是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按照現存的不健康、不均衡的發展模式去大力刺激經濟，防止來勢凶猛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惡劣影響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從而引起一係列可能是衝擊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困難。這是中國當前麵臨緊迫的經濟任務，但它的最大代價是可能加劇國家原本要大力消減的問題，如中國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生態惡化等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國務的真正考驗就在於處理嚴峻的兩難，而目前非常重要的是發現、認識和堅信極為重要的一點，即嚴峻的兩難仍然留下了餘地和機會——盡可能較廣泛較深入地落實科學發展觀，以便給中國造就真正大有希望的未來。
全世界現在都在談論美國實力的相對衰減和美國權勢的相對衰落，同時比過去更多地談論中國的強勁崛起。根本的問題是中國能否保持可持續的崛起？是否能避免崛起一段時間以後因為無法有效應對新問題而先盛後衰？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講得非常好。他特別提出昨天的先進性不能代替今天的先進性，今天的先進性不能保證明天的先進性。應該繼續秉持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的積極創新，應對挑戰和居安思危的精神，保障中國未來的發展。如果中國能夠繼續往好的方向發展，美國將不得不以比過去更有彈性的態度麵對中國的崛起。然而，中國如果保持到目前為止那種不可真正持續的發展模式，中國的崛起就可能在未來一個不太遠的時候中止。總之，未來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美國衰落，中國由於不能解決科學發展觀要解決的問題也衰落；另一種可能是，美國解決不了它的根本問題，不僅是經濟、金融方麵的巨大困難和在中東西亞的嚴重困境，而且是基本生活方式的問題，而中國既能保持經濟的較高速增長，又能真正秉持科學發展觀大致解決社會不公正、經濟發展不平衡和生態惡化問題，那麼中國就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最強也最有生機的國家。
中國的重大瓶頸問題與發端於美歐的全球性經濟金融困局一起，強烈地昭示世界現在處於一個“真空”，那就是沒有任何大國現在能為其社會提供良好和有真正持續活力的生活方式。換言之，世界各強的根本問題，都在於使各自的社會擁有這樣的生活方式，這也蘊含世界主要難題的解決方向。它們之中究竟哪個能做到或先做到這一點現在尚無答案，但這將在更長遠的意義上決定世界的權勢格局。這就是我們當今和可預見的未來裏在世界政治經濟中從事的最根本的競爭，我們有希望並且一定要爭取在這場競爭中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