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楊古城、曹厚德、王重光、王介堂等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們發起組織寧波的一些文史愛好者經常到寧波各地考察，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尋訪和憑吊已經失去的和岌岌可危的文化遺產，包括古鎮、古村落、古橋、古塔等傳統的空間形態，並在考察過程中普及文化知識，鉤尋曆史文脈，表達自己對傳統文化的熱情與價值判斷。他們雖都是年逾古稀之人，仍以自己的行動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的某種責任感與建議，其情令人感慨和景仰。這幾位老先生都是我敬重的前輩，他們中有寧波工藝美術界的領袖，對地方傳統文化常有獨到的見解。他們對傳統文化的價值發掘，往往引起社會的重視，比如提出對南宋石刻造像的保護、對張蒼水故居的保護以及對月湖曆史景觀的保護，最後都為地方當局所采納。我曾經說過，每當寧波的曆史文化麵臨威脅的時候，總會有幾位羸弱的文化人振臂高呼，並以身體力行的表率，表現出意想不到的頑強，前輩學者中如馮孟顓先生，其後如楊、曹等諸先生，其間有一脈相承的精神氣質。
跟隨楊、曹等諸先生考察的，基本的隊伍約有二三十位同誌者，其中包括了鮑賢昌和陸良華，而這兩位先生的可貴則在於，他們在考察之後，還把他們的認識與感想寫成文章，在地方的報刊上發表，以此進一步擴大這種文化行為的影響力。他們都是在業餘的時間裏做這些事的。在這一點上，楊、曹等諸先生也常有健筆，這是寧波之幸。
鮑、陸二君所做的工作，我把他們歸納為幾件看似平常的事情。第一件事，我把它稱為“尋找散落在村落中的文化碎片”。這件事情給人的直觀印象是他們在不斷地走動，他們必須到達一個又一個的村落，在原址上尋找傳說中的曆史證據。這事情很辛苦，也很“時髦”，說其“時髦”，是因為歐美的學術界在近幾十年裏很興盛“田野調查”的史學方法，把“口述曆史”做得很熱鬧。第二件事是將這些調查結果寫成文章。如果說走馬看花還有遊賞的愉悅感，一寫文章就成了認真的事，先得把事情弄清楚，這就要稽核資料、征集口碑、考訂耙梳、辨真證偽，這是“坐冷板凳”的事，做幾次饒有興趣，堅持做下來就需要毅力。沒寫過文章的人不知道寫文章的難，以為妙筆能生花，豈知文從心出，沒有新發現、新感知，下筆是艱澀的，未必寫得出，況且他寫的基本上就是“考據”一類的文章，不僅需要才氣，還需要見識和判斷。這兩件事做完後就是去發表。他們寫了很多，常常一人撰寫，多人討論和參與意見，也常常有聯合署名，這就表現為一種人多勢眾的團隊性，這是第三件事。現在他們來做第四件事，就是串珠成鏈，結集出版。這就是這本書的由來。
鮑賢昌君曾經被目為“奇人”而受到媒體的關注，倒不是因為他的這些文章，而是他三修村史。他修的正是自己土生土長的那個村子的曆史。祖祖輩輩就住在鮑家村，他的生態是一個經典的“村民”。“村民”這個名字，今天聽起來仿佛有一種田園牧歌般的意境，令人想到小橋流水、耕讀傳家。鮑家村其實正是這樣的一個村落。鮑家的祖上從事的是一門很有文化色彩的行業：圖書。清代光緒年間，寧波城最出名的書店“汲綆齋”就是鮑家人開辦的；其後一如寧波商幫的遷徙脈絡，把生意做到了上海，延伸為出版業，鮑家人合夥創辦了“商務印書館”。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文化部某一任圖書館司司長鮑振西，包括今尚在任上的浙江省文物局局長鮑賢倫，還有原國民黨第七十一軍少將副軍長鮑誌鴻，祖籍都是這個村子。列舉這些隻是想說明一個問題，像這樣的村落，必有一片揮之不去的文化氤氣浸潤著村民的心靈，一種堅忍的文化責任感在默然傳承，這也可以稱為“家學宗風”。其實在很多時候，一個人的文化意識並不是讀書讀成的，恰恰是“文化的染缸”裏浸泡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