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熟悉自己國家演進的曆史，普泛度之高，莫過於三國。那都是《三國演義》的功勞。一部“七分實事，三分虛構”（章學誠語）的明代章回小說，上承唐宋民間說唱，下啟當今影視作品，竟然讓三國人物、三國故事多向度地深入人心，不僅近乎婦孺皆知，而且遍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諸多領域。
但《三國演義》畢竟不是史學著述，其間“尊劉貶曹”的意識指向姑且不論，單從精彩文字來看，諸如鞭督郵、斬華雄、借東風、設空城之類，多數也屬於要麼移花接木、張冠李戴，要麼無中生有、筆下生花的藝術虛構，盡可欣賞，當不得真。要解讀三國曆史，史料依據主要還在史學專籍《三國誌》，包括晉人陳壽（233-297）的“誌”和宋人裴鬆之（372-451）的“注”，所謂“陳誌裴注”。同時，還需要參酌其他相關史籍，如《後漢書》、《晉書》和《資治通鑒》。
《三國誌》成書早於《後漢書》，於《史記》、《漢書》之後，位列“二十四史”之第三。清乾隆四年（1739），定《史記》至《明史》等“二十四史”為正史，給予“私家不得虛增”的尊崇。與官訂正史相對，其他的曆史記載通稱逸史；其中私家編撰的史書，通稱野史，又稱作稗史。正史與逸史，包含野史（稗史）之間，曆來都相互發明，相得益彰，專製皇權的伐斷並不能夠都阻遏。“陳誌裴注”便彰顯了這一鐵則。陳壽寫“誌”，即對魏、吳兩國官修的《魏書》、《吳書》，以及魏人魚豢私撰的《魏略》有所參考取用。裴鬆之作“注”，所引公、私史著書目更多達210餘種，除去詮釋、評論文字也有150餘種，補闕判疑，“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語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由茲可見，不薄逸史愛正史，重視陳“誌”兼裴“注”，當成為解讀三國曆史的必由之路。
那是不是說，“陳誌裴注”以及其他相關史籍業已為三國曆史蓋棺定論，毋庸後人置喙了呢？顯然不是。就文字載籍而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並不等同於特定時空自然界或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原史。原史總是客觀存在，即時生滅，不可重複，而一旦轉換成為載籍記敘評述，無論怎樣迫近於本原形態，總會打上主觀烙印，變得生息不已，可以反複演繹。“陳誌裴注”以“良史”著稱，也是他們那個時代所產生的當代史，超越不了這一法則。其長其短，其得其失，前修時彥已多有指陳，輪不著我來重加月旦。我隻想從中引出一個觀點，那就是而今而後，後之來者無論誰何，隻要持之有據，言之成理，都可以站在當代視角重新審視三國曆史，重新評論三國曆史，而不必拘泥既有的表述。這其間，誠然會有正說、戲說之分，真說、偽說之別，但在演繹形態上定會無日或已，難定一尊。你喜歡也行，不喜歡也行，唯獨不允許注定了不行。諸如此類，無以名之，姑且籠統稱為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