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 中國古代紙源問題的研討方法 第二節 南北朝至明清的紙業概況
本節大概是各節中時間跨度最長的一節，按一般史家計算，應為公元412年劉裕代晉建宋開南朝之端起，到1840年前，即清道光二十年止，這一段達1400多年曆史。
為了方便，按一般史家劃分，並結合紙史特點，可列為南北朝時期（公元412年至589年）、隋唐五代時期（公元589年到960年）、宋元時期（公元960年到1368年）、明清時期（公元1368年到1840年）。當然，清代的鴉片戰爭後，一般史家不列於中國古代史範疇，故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然而極個別的問題，也涉及到鴉片戰爭以後，故也偶然地提及到。
一、名紙、用料及工藝
1、北朝時期。
“張永紙”：繼東漢中期蔡侯紙、東漢末期的左伯紙之後，至此時，又有以紙業家名字命名的名紙。
張永，字景雲，南朝宋人，為官封侯。他不僅善寫文章，工於隸書，而且精於造紙工藝。《宋書·張永傳》載：“永有巧思，為太祖所知，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後，輒把玩谘嗟，自歎供禦者之不及也。”張永一邊做官，一邊研製優質紙墨。他所呈給皇帝的奏章都是用自己所製的紙和墨書寫的，武帝每收到他的報告，總是愛不釋手，稱讚他的紙比皇宮裏造的還漂亮。後來，武帝命他掌管宋皇宮的作坊，督造禦用紙墨。張永自管理皇室作坊以後，成績卓著。虞穌在《論書表》中說：“張永更製禦紙，緊潔光麗，輝光奪目。又製秘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
對於“張永紙”僅此記載，出土物中我們當然難以辨認何種為“張永紙”。南北朝時已有染色技術，為青色、黃色等，但無染白技術，也無漂白技術，由此斷定“張永紙”在用料仍是皮紙取內穰的自然白色技術，從出土物皮紙沒有新突破來看，應以攝取楮皮、藤皮、桑皮3類的內穰為原料的。前文已論述東漢崇尚“素”，至末期到魏晉時崇尚“左伯紙”、“桑根紙”都是以潔白為理想顏色，比“張永紙”時代晚的南朝梁元帝的《詠紙詩》中有“皎白猶霜雪”之句，也證明整個南朝都以“皎白”為所崇尚的色調，從“張永紙”具有“緊潔”特點之“緊”看，當為抄提竹簾更加細密，搗漿技術也更加講究，這樣才能使皮料纖維更加細小，纖維細小才能使其交織絡合充分，因為竹簾的細密程度和搗過漿的纖維細小程度是一致的。但既然憑肉眼就能看到紙麵“緊潔”，說明這是較前紙之說，還未達到現代作坊紙的紙麵水平，也就是說抄簾還細密不到現代紙坊的程度。如前述，現代紙業家往往隻注意紙業技術的框架式的大節性發展，不大注意具體技術的細節性操作，來自原始作坊的紙工認為這一點區別很大，因而推斷，張永是繼左伯之後的善於操作具體技術工藝的能工巧匠。
2、隋唐五代時期。
名紙甚多，僅介紹幾種。
①“由拳紙”和“錘紙”：據《元和郡縣圖誌》載，由拳紙因出自餘杭（今浙江杭州）附近的由拳村而得名。從蔡侯紙誕生起，中國古代大致分為皮料紙和麻料紙兩類，以紙原料命名或以著名紙業家命名名紙已難以反映地區特色，於是以出名紙的地區命名法應運而生。由拳紙用料的藤，這一點古今名家已有明確論述，此前已有剡藤紙之說（“剡”為今浙江嵊縣境內）。北宋人米芾在《評紙帖》中說：“由拳不漿，濕則錘，如能漿，然不耐久。”《紹興府誌》明確說“用木椎椎治，堅滑光白者曰錘箋。”從字麵講，這段應譯為：“由拳（紙）在（由簾上）撕下而不成漿液（狀態的時候），（也就是半濕狀態時）就錘打，若用象漿液狀況的舊法抄出紙，（這樣的藤紙）不能耐久。”《紹興府誌》的話一經翻譯就看出其中的工藝更為明確：“用木椎錘打，（這樣紙麵）堅密光滑潔白者叫錘箋。”紙過分濕就無法錘打，紙幹了錘打也無濟於事，半幹半濕的紙經錘打自然會紙麵變光，紙身變薄，且纖維不再膨脹變形，當然，用木椎錘打是不會損傷紙麵的，是理想的錘具。對由拳藤紙的這種新工藝的分析足以說明可以推廣到其他原料的製紙中，何況米芾在《評紙帖》中明確說已推廣到麻紙中。這裏把由拳紙和錘紙並在一起講，是從這種新加工法起自從由拳產的藤紙而言，從“錘紙”講，又產生了以特殊加工法命名的紙。從“錘紙”需這種加工法而現代作坊則不需要這種加工法的角度看，當時用以抄提的簾子還沒有細密到今天的程度，特別是反映搗漿還達不到植物纖維細小到現在的程度，若植物纖維很細小，抄提的簾子也就相應而變得很細密，抄提的植物纖維自然交織絡合程度高，紙質細密而輕薄，當然不需再作錘打加工。另外，還要注意，錘打藤紙工藝，自然是一張一張地錘打，且要在半濕狀態下才能進行，因而往往又受條件限製，難怪被稱為名紙，因為它的形成太費工費時了。
②“薛濤箋”：據一些學者考證：“古代書紙大小不一，唐宋以來，為了寫信和題詩的方便，開始用鬥方式和較窄的箋紙。”可見“箋”是一種較窄的專用紙，而薛濤是唐代元和時的女詩人，因而“薛濤箋”是寫詩用的窄形紙書無疑。宋應星《天工開物》載：“四川薛濤箋，以芙蓉皮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當時薛濤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花，不在原料也。”薛濤紙坊在成都百花潭，所創製的小幅箋，其紙色為深紅，用於寫小詩酬和。費著《蜀箋譜》：“濤所製箋，特深紅一色爾。”芙蓉有兩種，水芙蓉和木芙蓉（俗又稱“木蓮樹”），水芙蓉沒有韌性，也難以剝皮，這裏隻能指木芙蓉皮了，當然也屬皮料紙，從“煮糜”這一加工手法講，薛濤很注意“漚煮”這一環節，直到煮到非常熟爛的程度，這樣也有利於搗漿，使皮料纖維分離和細小化程度高，以形成抄提後纖維絡合緊密而紙張很薄的特點。從字麵講，薛濤是用芙蓉花末染成自然深紅色的，這一點也大致可信。至於用木芙蓉樹皮去驗證製法或者用木芙蓉花末去驗證顏色，那是難上加難了。因為木芙蓉樹已被國家宣布為特別珍貴樹種，任何人也不敢去碰它。“薛濤箋”的名貴，大概與她在詩界的名聲及她所采非常珍貴的樹種皮料分不開的，因為在古代，木芙蓉樹也是稀少樹種。
③“澄心堂紙”：此紙出自五代時期的南唐。蘇易簡在《文房四譜》中說：“南唐有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南唐李後主（公元961年即位，975年降宋，978年卒。）在金陵以良工精料，督製高級紙，以列祖宴居之澄心堂名之，稱為澄心堂紙。古今許多學者著力考證“澄心堂紙”起自唐後主李煜還是其祖，這一點似乎意義不大。日前，看到新加坡的電視劇《絕代雙雄》，分別稱趙匡胤、李煜為政壇之雄和文壇之雄，這大概是一部深通漢學之劇作。李煜為詞壇名家已舉世公認，文人到這樣程度，自然是非常關心書寫材料的，筆者認為也可以稱其為一代紙業之雄。不過我們重點還應討論“澄心堂紙”的用料和工藝。關於用料，《江寧府誌》說：“蓋此紙以桑皮為原料”，梅堯臣在《答宋次道寄澄心堂紙百幅》的詩中有“寒溪浸楮”之句，說明除了用桑皮之外，還用楮皮，也足見屬皮紙範疇。從梅堯臣詩中也可以看出和其他各名紙的比較：“滑如春冰密如繭……，蜀箋脆蠹不禁久，剡楮薄慢還可。”
後兩句意思是“蜀箋”（當然包括前述的“薛濤箋”）太脆弱，且由於容易被蟲蛀壞而禁不起耐久，剡紙（實際剡以藤紙著名，這裏的“楮”當然指代“紙”，也包括前文所述“由拳紙”）隻有輕薄的特點而還是可笑的。從前一句讚揚此紙“密如繭”講，又說剡藤紙隻是輕薄而不夠“堅密”，反正曆史上的“薛濤箋”和“剡藤紙”都比不上“澄心堂紙”。而梅堯臣的另一詩中則較係統地談了“澄心堂紙”的工藝：“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焙幹堅滑若鋪玉，七十年來人不知。”從“密如繭”、“若鋪玉”講，選料上是以桑皮或楮皮內穰為料的，梅堯臣描繪工藝的詩已很具體，“寒溪”不能單從寒月冷若角度看問題，因為冬天時，沒有人為的幹擾，也是魚鱉冬藏之時，因而水流最為清澈，說明淘洗楮皮的水也是有選擇的；“舂夜月”是說一整夜都在搗漿，不僅言其若，更從搗漿時間之長言其搗漿之細致。“勻割脂”是說在抄提前要使油脂（隻能是把帶油脂的熱水倒入抄池中）均勻地分布在楮皮絮麵上，“焙幹”是在用焙牆烘幹濕紙之義。正因為已“勻割脂”，“焙幹”後的紙麵才“堅滑若鋪玉”。焙牆烘幹法就是三麵為牆，中間放大型火爐，加熱後三麵牆即可把貼在外牆麵的濕紙烘幹。如圖6，我們擇錄了《天工開物》中的示意圖，這顯然隻有官辦大型紙業機構才具備的條件。而一家一戶的家庭式作坊是把濕紙貼在普通牆壁上依靠自然風幹的，如前文圖5的D所示。“澄心堂紙”在加脂技術和烘幹技術上不是一般人可具備的，以致從南唐滅亡以來已70年了，人們是不知道其中方法的。“澄心堂紙”可以說代表中國古代官辦紙坊的典型產物。
3、宋元時期。
這一時期也名紙甚多，如“溫州蠲紙”、“謝公箋”、“椒紙”、“砑花紙”、“新安紙”等，對於這些名紙，紙業研究家多有論述，可以不必細說，作為新生原料，可以僅把“竹紙”情況說一下。
“竹紙”係中國古代造紙的三大原料之一（三大原料之紙即皮紙、麻紙、竹紙），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係中國古代手工業的百科全書，然而涉及到造紙，僅談了皮紙、竹紙兩大類紙業的製作工藝，可見“竹紙”影響是很大的。對於“竹紙”，一些學者認為起自東晉，筆者認為證據不足：其一，葛洪《抱樸子》一書所說的“逍遙竹素”中的“竹素”從字麵看不出一定指“竹紙”，完全可以指“簡帛”；其二，就是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出土或遺留了大批紙書，僅見皮紙、麻紙兩類紙書，竟無一處為竹紙。我們論證問題處處強調“二重證據”，起碼來說就少了一重證據。當然，前文所論的紙書，均有皮紙、麻紙的文物依據（自然不能要求文物中何為“由拳紙”、“澄心堂紙”或“新安紙”之類）。其三，由於東晉王羲之在書法界名聲很大，自然招致後人假托，一些學者認為故宮博物院所保存的《中秋帖》、《雨後帖》是王羲之、王獻之真跡，然而也有學者認為“字裏行間有宋人筆意。”其四，一些學者把“竹筍”又解釋為“箭萌”，並以此證明這就是造紙原料中的“嫩竹”，這種解釋也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竹筍確實破土而出時象射出的箭頭一樣為尖鋒式的，然而這種竹筍絕不能做造紙原料，而造紙原料確實是嫩竹竹皮，即竹子刳下的外表之皮。竹筍進一步才成長為嫩竹，兩者明顯是兩回事。其五，這是最重要的證據，北宋初期的竹紙也有嚴重欠缺，《文房四譜》說竹紙“無人敢折發之，隨手即裂。”蔡襄等對宋初“竹紙”的容易“零落”等也多有論述。而《中秋貼》和“雨後帖”是成熟的竹紙，北宋初期的“竹紙”尚如此不成熟，可見不是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真跡。
“竹紙”應說起於唐代的文獻記載：“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李肇（791—830年）熟悉本朝掌故，留心藝文，著《國史補》（約829年）其卷下《敘諸州精紙》條雲：‘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箋，蜀之麻麵……揚之六合箋，韶之竹箋。’”然而唐代人不僅對竹紙的記載粗略，且無文物（出土物或遺留物）可為佐證。應該說，“竹紙”始於宋代才比較穩妥。
“竹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造紙史上的重大突破。從用料上講，是和皮紙、麻紙並行的三大原料之一。自東漢中期的蔡侯紙之後，中國人在造紙原料上可能進行了多次試製，以達到就地取材的廉價目的，從皮紙取料的啟示中得出，有韌性（纖維性）的植物皮類均可以作為造紙原料，而竹子的表皮可編製理想的茵席，可見是非常有韌性的植物表皮，即可以作為造紙原料的。從嚴格意義講，竹皮也是皮紙原料，然而竹皮畢竟和樹皮是有區別的，故我們以樹皮為皮紙原料，以竹皮為另一造紙原料，不過我們要強調的是，它明顯是蔡侯紙在原料方麵的進一步啟示的用料物類。
竹類在中國的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均有生長依據，然而能夠攝取竹皮的竹類僅見今陝西秦嶺到淮河的以南地帶。竹類如楮樹（即樹、構樹）一樣，其根部自然繁殖能力極強，在方言中，“竹根”和“構木根”同樣是諷刺胡攪蠻纏（根部均有“盤根錯節”的特點）者。
前文說“竹紙”在北宋初期具有易折易裂和易零落的缺點，這是必然的，因為依照皮紙類的工藝是難以製成質量好的“竹紙”的，因為竹皮畢竟不是樹皮。我們通過下文可以看“竹紙”製作在四大工藝環節中和皮紙的不同，關於竹紙所用竹類，《嘉泰會稽誌》載：“會稽竹有為矢者”，即禾本科的毛竹。《乾隆紹興府誌》（1792年）《物產誌》提到同科的苦竹及淡竹等，並稱“今會稽煮以為紙者，皆此竹也。”南宋人陳在《負暄野錄》（約1210年）卷下寫道：“又吳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反複錘之，使浮茸去盡，筋骨瑩徹，是謂春膏，其色如蠟。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鑒。故吳箋近出，而遂與蜀產抗衡。”（P186、187）上麵兩段文字明顯強調了“漚煮”和“反複錘之”（舂搗）兩個環節，經切斷後的竹外皮隻有經過比一般皮料更多的“漚煮”和反複“搗漿”，才能使竹纖維分離到位，隻有分離到位，在“抄提”後“交織絡合”才能到位，竹皮比一般皮料難煮難搗這是事實，絡合後差不多達到竹類表麵的光滑度，在北宋先後得到蘇軾、王安石、米芾、沈括等一流大家的熱愛和書用。米芾在《書史》中列越地“竹紙”在“由拳紙”之上。宋代“竹紙”不僅見載於上述《會稽誌》、《紹興府誌》、《負喧野錄》、蘇軾的《東坡誌林》、米芾的《評紙帖》和《書史》、沈括的《夢溪筆談》等史料，也有大量的文物依據：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米芾真跡《珊瑚帖》，直高265、橫長47厘米，與周密所說尺寸相當，經檢驗為會稽竹紙，淡黃色，表麵平滑，經砑光。米芾除在紙上寫字外，還畫了個珊瑚，故稱《珊瑚帖》。但這類紙上未打碎的纖維束比皮紙多些，也許文人們反倒以此為美。而宋人摹本王羲之《雨後帖》、王獻之《中秋貼》也都是宋代竹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