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說過，《說文》是有“鐵”無“鋼”的，在《史記》和《漢書》中連與鋼器相關的任何字樣都找不著，因而曾庸先生根據留傳下來永元16年（公元104年）的銘文推斷“鋼”字在東漢時才出現的。“鋸”、“斧”、“鑿”這類鐵器在西漢的出土物已見到，在出土的西漢竹簡中有“鋸不任事”的記載。“鋸”的作工對象是木料，若為鋼器，就不存在“不任事”的問題，然而《東觀漢記》中卻有“臧宮鋸斷城門”的記載，城門自然是硬木型的，能被鋸斷，可見東漢的這個鋸已是鋼製品了。中國曆朝曆代統治者最關心的是用於戰爭的兵器，然而從考古出土的實物看，西漢初期還是以銅兵器為主，中期是銅、鐵兵器並行時期，後期鐵兵器才占了主要地位，而東漢時期的主要兵器已全部為鋼鐵製品。就這一問題翻閱了從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末期的涉及兩漢墓葬的全部考古資料，並作了詳細對比，認為這個結論很科學。從史料看，西漢武帝時宣布“鹽鐵官營”，而東漢則允許私家經營鐵業，足見鐵器在西漢還是比較稀少和珍貴的，而東漢已不足為奇了。由於西漢有無鋼器利刃涉及到確定能否完成搗漿造紙法的前提性工序“切料”環節，因而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必須詳細論述。
一些冶金史專家認為中國從西漢起，“古代工匠們長期的生產實驗逐漸摸索創造了在尚未具有鑄鋼的條件下，利用鑄鐵的有利因素，用熱處理的方法得到一種在成分上、性能上和鑄鋼件近似的鑄件。”這段話比較實際，這也是在王爵墓中發現近似鑄鋼，但還未完全達到鑄鋼水平的結論。鋼和鐵在化學成分是一致的，不過我們看到的都是混合物，兩者概念上有相對性。聲稱在出土物中發現鋼的事例極少見到，就目前來說，僅在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中出土了鋼劍，可以說這是2100多座西漢墓中絕無僅有的鋼器利刃，更何況這畢竟是王爵人物的佩帶物，一般的職業將軍也達不到這個水平，但隻能是介乎在鋼、鐵之間的鑄鐵脫碳或鍛造粹火產品，還達不到標準的鋼器水平。就是在第一節列舉的10處遺址中，還沒有一個這樣的例子。冶金史專家均認為“以生鐵為原料的煉鋼技術是在公元一、二世紀實現的。”這個時限顯然是指東漢而不是西漢。因為若冶煉生鐵為鋼，風力可以說是決定性因素，風力實質上是個供氧量是否加大、能否繼續升溫的問題，因為鋼與鐵在冶煉上的區別主要是溫度問題，隻有高溫才能煉出鋼，這一點大概是略有冶金史閱曆者的常識。靠人力鼓風是不行的，而東漢初年人杜詩（比蔡倫早約70年）已發明“水排”煉鋼法，即用木製的水力機械鼓風的煉鋼法，這樣，鼓風量比人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從此煉鋼術才普遍化，也徹底由鐵進化到鋼的水平。
二、從石刻反映當時還無鋼器利刃水平
杜詩的“水排”煉鋼法使煉鋼技術普遍化，不僅為兩漢出土的兵器的明顯差別可以證實。我們把與鋼器直接相關的兩漢石刻加以對比也能說明問題。石刻有4個方麵，一是畫像石的比較。由硬度、韌度比較高的鐵器也可以刻一些疏型石料，但這個數量是極其有限的。就考古出土資料看，僅在山東棗莊小山發現了西漢後期幾塊畫像石，且刻法僅見陰線（在石麵上刻出線條）一種，而出土東漢的畫像石至少共達2000塊以上，且在許多墓的畫像石中都發現了浮雕刻法，即圖象要求半立體式地突現在石麵上。兩漢畫像石數量相差特別懸殊，且陰線石刻和浮雕石刻的對比，正好說明西漢還處於鐵器水平，而東漢則是完全達到成熟的鋼器水平。二是石棺石槨墓的比較，不僅兩者在數量上西漢無法與東漢相比，且對石塊加工成可砌的石板水平上也可以看出這一問題。前文說有人通過金相分析認為在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中出土了鋼劍，然而即使這座王爵之陵，從影照上看它的石槨水平極差，許多還是不規則的自然石板砌成的，還達不到東漢墓的中等地位人石槨墓的石砌水平。另外，在四川綿陽等地發現了東漢大批崖墓（即在山岩上開鑿石洞為葬穴），而在西漢的中等地位人及以下還盛行土坑墓。三是隻要把兩者的石雕水平相比較就更明確。僅以陝西關中的兩個出土物比較，西漢霍去病墓前有“馬踏匈奴”、“臥虎”、“臥牛”石雕，然而馬肢和“匈奴”竟相聯在一起，馬也無“肢”勢，肢以下是一個整體。明顯是就石頭本身的形狀略加修飾而已。“臥虎”刻不出最具特征的“犬齒”，“臥牛”刻不出最具特征的“牛角”，也隻能刻“臥”著的虎和牛，無法站起來，這些都表明我們古代的藝術家並不是沒有藝術素質，而是無客觀的鋼器條件。而在陝西鹹陽二裏許的沈家村東漢墓葬中出土了“石刻雙獅和犀牛”，其墓葬規格自然不能和漢武帝愛將霍去病相比，然而其“雙獅”卻犬齒分明，且刻出四肢間的大空隙，有力有勢，犀牛身上“刻有整齊的鱗甲紋”。四是最能反映有紀年標誌的石刻文水平。歐陽修在《集古錄》中說：“至後漢以來，始有碑文，欲求前漢碑碣，卒不可得。”近年也出土了極少數的西漢石刻文字，經細數，總共不過150字，許多字跡不清不僅是年久的問題，還反映西漢的刻器還達不到鋼器水平，而出土的東漢碑文連同史載碑文總數絕不下200多萬字，且僅遲於西漢100年的碑文字體上有棱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