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 中國古代紙源問題的研討方法 第三節 研討紙源問題的基本方法——“二重證據法”
一、“二重證據法”的概念
“二重證據法”是著名史學家王國維先生首先倡導的治史態度，所謂“二重證據”就是運用考古資料和曆史文獻資料兩方麵作為證據論證問題。張豈之先生在紀念陳直先生逝世20周年的講話中，追溯了王國維先生對這一新型的治史方法的解釋：“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因得托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麵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並說明顧頡剛先生、陳寅恪先生對這一新型方法的肯定。張先生高度讚揚了“陳直先生並不以考古自拘，而重視史實宏觀和史實意義的闡揚。在‘求真’這個基點上，陳先生關於秦漢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客觀上和唯物觀的研究在某些方麵和某些點上達到了相同的結論。”目前在這方麵均有根據自己專業占有的資料論證問題的傾向，因而對一個很明白的問題往往截然相反地作出結論。首先在這方麵要解決的大概應是要有中國古代史學家經常倡導的史德，即“求真”作風，因為我們無論是運用考古資料或曆史文獻，都要說實話，絕不能為顯示“成一家之言”而根據自己觀點取舍資料，甚至出示一些很不可靠的資料來證實自己的觀點，即所說的“唯考古資料論”和“唯曆史文獻論”，這兩種傾向顯然不是“二重證據法”的治史態度。
二、兩種錯誤的傾向
我們先看一看“唯考古資料論”，某些考古報導著實讓人驚喜了一陣，結果跑去一看，並不是那回事，某些考古工作者抱著以示“發現之重大”、“發現之超前”的心理來處理問題。由於東漢蔡侯紙在史料上已成定論，因而對發現意義不夠重大、不夠超前的東漢紙反而報導的很少，對考古出土的古紙沒有文字標記或文字記載不夠明確者均報導為西漢紙。由於筆者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古代漢語的研究和教學，因而對“考古類型學”確實是個弱點，為此，長期深入到西安碑林博物館，詳細翻閱了50年來考古資料中涉及到的兩漢部分，又多次領教考古界學者，才知道兩漢的墓葬存在著地區差別和生產力條件的差別，許多問題尚無定論，對以層位判斷的標準也無準確定論，比如說是西漢紙還是東漢紙，在時間跨度上正好是不到100年的事，這個問題確實一時還難以判斷。但目前或以墓製形狀、或以地層學等，或以出土物相似，隻要這些有紙的古墓沒有明顯的標識，統統被考古定為西漢墓，而出土的古紙自然也是西漢紙了。反正這些古墓或古烽燧遺址已多被填平，外人也再難以看到。讓人感到所運用的“考古類型學”變幻不定，或者成為一種神鬼莫測的考古工作者“專利”。作為一門科學的“考古類型學”，它從來都和曆史文獻密不可分，許多方麵還是以曆史文獻為基礎考察古代人生活的。舉一個極為簡單的例子，我們發現了古代錢幣，首先還是根據錢幣上提供的年號而和史料相對照判斷這一錢幣產生時代的，兵馬俑也是根據《史記·始皇本紀》提供的位置判斷它屬於秦代文物而不是別的王朝的文物。當然，“考古類型學”又是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我們並不是說沒有明顯文字標識的文物就絕對無法鑒定，或者說考古資料就不存在彌補和更正史料記載不足或記載錯誤的問題。我們首先強調的是考古工作貴在真實，考古者貴在應有“求真”作風，對是否能作出彌補史料不足或更正史料錯誤的結論應采取慎重的態度，對一時還難鑒定的古紙也應采取暫不作出結論的態度。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任何一門科學都不是百分之百完善的科學，也都不是一門封閉式的學科。都是在實踐中逐步完善的，更何況至今還未看到用“考古類型學”解釋兩漢差別問題（比如說按爵位劃分墓製的規格、形製，隨葬物的詳細特點等）的專著，因為處處強調遵循“祖製”的東漢和西漢在許多問題上難以區別，而最難區別的是銅器特征（當然也不是兩者在各方麵無絕對區別），我們也很想用同一標準來衡量其他兩漢墓葬問題，可惜其中未定論的東西也太多了。其次，考古工作者也要全麵看待自己的考古材料。本書在論及“西漢紙”（第二章）時，恰恰就用考古界出土的“西漢紙”和“簡牘帛書”作了數量、文字等方麵的對比，認為考古界冷落了已出土的一大堆簡牘帛書，全麵證實作為書寫材料，西漢還處於簡牘帛書時期，這一點和各類史書絕對一致，另一方麵，從《史記》、《漢書》非常重視對發明創造的記載，對各個時期書寫材料都能詳細記載看，作為文人不可能對關係到自己書寫材料的紙書發生漏記看，絕不是彌補和更正《史記》、《漢書》的不足，而是西漢紙書，如“懸泉紙”是“超前考古”的產物，在同一章，又以考古資料證明西漢在鋼器利刃方麵出土不足為證據，從而確認西漢無法完成造紙術中搗漿法的前提性工序“切料”這一重要環節，連側麵可以說明有鋼器利刃的石刻材料都很少有。我們應認識到，“紙史”不單是一個“紙”的問題，這其中考察同一時期的相關生產力水平也非常重要。可能隻覺得報導西漢紙比任何文物都重要，能顯示出“發現之重大”，豈知“切料”這一環節上是任何鐵器（包括鍛製、磨製刃狀）解決不了的。第三，考古工作者也要重視曆史文獻資料，以擴大自身必需的知識麵，使自己的考古知識有一個總體觀念，即有“二重證據”意識，正確看待考古資料和曆史文獻相互矛盾之處。目前，在紙源問題上雙方的資料還沒有什麼大的矛盾之處。當然，“唯曆史文獻論”也是錯誤的。反映在目前進行的紙史討論上，隻按照事先所定的觀點框框攝取符合自己觀點的那幾條，這樣自然永遠也辯不清問題的，離“文獻考據”的標準還差得很遠。也動輒責備考古界的材料多樣虛假，就是認為虛假，也要有理有據提出質疑才能服人，這樣，要求長期從事曆史文獻資料研究的人也要學習“考古類型學”，以增進紙史的研究水平。由於目前“西漢紙”和“東漢蔡侯紙”是非常敏感的問題，因而本書在二、三兩章采取了對考古資料和曆史文獻全麵攝取而在此基礎上以本資料論證的方式，以第二章（西漢紙）為例，錄取了全部10處有關西漢紙的出土資料，同時以出土的甘肅居延漢簡、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湖北張家山漢簡和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帛書這類西漢出土資料說明西漢紙的地位、性質。又全部錄取曆朝曆代有關蔡倫前有紙的16處記載，也以文獻本身論證這些文獻基本是記載春秋戰國的繭絮紙或西漢帛書。當然，還有西漢史料中改“篇”為“卷”等一係列文字考證證明西漢的書寫材料還處於簡牘帛書時期。